道德警察與頭巾,不是伊朗的真實危機

2022/12/07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9月以來,伊朗示威持續蔓延,近日似乎有了新發展。
9月13日,伊朗22歲女子阿米尼(Mahsa Amini)因「配戴頭巾不確實」,而遭道德警察(Guidance Patrol,又稱宗教警察)帶走,並在拘留期間昏迷送醫,最後於16日被醫院宣告死亡。這起事件引發伊朗全境示威,民眾怒吼要求公布真相、起訴兇手、解散道德警察、取消強制女性戴頭巾的法令。抗爭持續兩個多月未止,就連11月的世界盃賽場上,伊朗國家隊都集體拒唱國歌表達不滿。
面對民情激憤,神權政府似乎有了退讓跡象。據當地傳媒12月2日報道,伊朗總檢察長蒙塔澤里(Mohammad Jafar Montazeri)表示將檢討強制女性戴頭巾的法例,「議會和司法部門都在工作,即法律是否需要任何修改」,並稱負責檢討的隊伍已在11月30日開會,將在一、兩周內看到結果。
12月3日,蒙塔澤里被問到是否會解散道德警察時,其表示「道德警察與自己任職的司法部無關」,此話被某些媒體解讀為「伊朗宣佈廢除道德警察」。然而伊朗官方經營的阿拉伯語媒體《世界新聞網》(Al-Alam)於4日晚間發表文章 ,否認了廢除道德警察一事,「伊朗並沒有任何官員證實道德檢查巡邏隊(即道德警察)被取消。從蒙塔澤里的話可以得出的最大結論僅有:道德員警巡邏隊自成立以來並未與司法系統有關聯,總檢察長也已經確認司法機構將繼續監督社會行動和行為。」
該篇報道甚至強調,「一些外國媒體試圖將伊朗總檢察長的話,描繪成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在頭巾和貞操問題上的退縮,及其對近期動盪的回應」,顯然有意駁斥外界解讀。往復之間,看似讓步的神權政府似乎沒有任何退讓意向,畢竟其對頭巾法的處置也僅是「開會檢討」,結果亦可能是分毫未動。
然不論是頭巾或道德警察,在如今的伊朗政治語境下,都只是被標籤化的符碼,伊朗的深層危機,遠不是廢除兩者可以解決。綜觀近年的伊朗示威,其頻率逐步上升,民眾訴求更在時間遞進下持續升級,從原本的政治改革,烈化到了推翻神權政府的程度。背後原因除了經濟沉痾一蹶不振外,也與民眾對改革派失去期待有關。

經濟泥淖成為大型示威的溫床

綜觀近年的伊朗示威,不論是2018年總罷工、2019年反燃油漲價示威、2021年石化工人罷工、2022年反削減糧食補貼示威等,經濟議題都是主要訴求;此次「阿米尼之死」引發的示威,也在民眾對經濟不滿的情緒加乘下,維持了大規模的全國延燒。即便神權政府能平息此次示威,只要伊朗經濟情況未有改善,示威仍將頻繁上演。
而細究伊朗的經濟弊病,兩個因素堪稱關鍵:第一,美國長年施加經濟制裁,嚴重挫傷伊朗借石油累積資本、促進經濟增長、提供社會福利的能力;第二,1990年代以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雖讓伊朗經濟活力有所提升,卻是以重資輕勞為代價來實施,換言之,底層勞工與民眾未能合理共享經濟果實。
2013年魯哈尼(Hassan Rouhani)上任後,其雖有意改善經濟,卻沒能超克上述兩大結構限制:美國制裁曾因2015年美伊關係回暖、簽署核協議而短暫放緩,卻又在2018年特朗普(Donald Trump)極限施壓後加劇;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底色未變,魯哈尼始終無法擺脱對緊縮措施的依賴。故在其第二任期內(2017年至2021年),失業危機並未緩解,通脹則持續增長,街頭示威更是接踵而至。
當然與1979年革命前相比,伊朗的生活條件有所改善,如今大部分伊朗人擁有國家基本服務、使用基礎設施,卻仍有20%左右人口生活在國家貧困線以下,其中近三分之二是女性;根據2019年的伊朗統計中心數據,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居住在貧民窟,其組成多為非正規就業的農民工,工作條件往往不受保障,常有被拖欠薪水、超時工作的情況發生;此外農村生活同樣不樂觀,據2019年的國際農業發展基金(IFAD)出版報告,在近東、北非地區面臨最嚴峻挑戰的2,760萬農村青年中,有22%來自伊朗。
而除了掙扎存活的底層外,「中產階級窮人」的不滿也與日俱增。這一群體的出現主要源於1990年代的社會發展:一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引入,加劇了經濟不平等;二是高等教育體系的大規模擴張,1979年革命後,伊斯蘭共和國在教育和掃盲領域取得巨大成就,但其就業市場未能創造足夠機會,導致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居高不下,2014年伊朗社會福利部便表示,在250萬伊朗失業青年中,有110萬是大學畢業生。
當然工農底層與中產階級窮人的訴求並不相通,但隨着伊朗經濟困局日漸沉重,兩者的不滿似乎有所共鳴。2018年以來,伊朗示威此起彼落,其中又以2019年的反燃油漲價示威、2022年的「阿米尼之死」最引人注目,前者主要由底層工農發起,規模巨大,被鎮壓引發的死傷也相當可觀;後者的導火線是頭巾議題,其看似享有全球支持,在伊朗卻僅有中產階級、城市居民關心,女性更是佔了大部分,能夠蔓延成今日的全國示威,關鍵還是取得了底層工農的支持與響應,但後者之所以走上街頭,動機也不是希望政府放寬頭巾管制,而是要表達對艱困生活的不滿與憤怒,儘管結果可能一無所獲。
如今核協議談判陷入停滯,伊朗的制裁困境應是短期難解,拖着疫後經濟創傷未復的病體,承受俄烏戰爭引發的全球供應鏈衝擊,伊朗的經濟前景並不樂觀。由這一視角來看,底層工農與城市中產的不滿恐將持續匯流,讓伊朗陷入大型示威「息而復起」的惡性循環。

當民眾對改革派失去期待

而改革派的勢弱則引發了另一層次的危機:示威民眾漸不期待政治改革,而是想推翻整個神權政府。
回顧過往,2009年伊朗爆發「綠色革命」時,彼時政府內部尚有路線之爭,故民眾並未直接訴諸神權政府垮台。自拉夫桑賈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1989年擔任總統以來,伊朗神權政府內部便逐漸形成路線溫和的改革派,與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留下的保守勢力進行鬥爭。1997年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繼任總統後,改革派持續當權,直到立場保守的艾哈邁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於2005年當選總統,與溫和派發生激烈衝突,後者遂決定利用政治事件,動員群眾示威、逼迫保守派讓步。
2009年伊朗總統大選結束、內賈德成功連任後,改革派候選人穆薩維(Mir-Hossein Mousavi)遂在拉夫桑賈尼、哈塔米支持下,公開指控選舉舞弊;支持改革派的群眾則在動員下群起示威,要求重新計票,改革派也趁機喊出政治口號,包括政治民主化、限制教士權力等。然從結果來看,改革派的目標沒有達成,在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鎮壓下,示威浪潮逐漸褪去,伊朗政壇的保守化傾向則日漸強烈,革命衛隊的崛起便是跡象之一。即便改革派的魯哈尼於2013年當選總統,其所面臨的政治環境也與拉夫桑賈尼時代有所不同。
而從期待改革的民眾視角來看,其在初期只是不滿神權政府的保守派,例如革命衛隊、最高領袖哈梅內伊(Ali Khamenei)等,並期待哈塔米、魯哈尼等改革派就任總統後,能一改伊朗保守風氣,推動政治改革、淡化宗教教條色彩。然20餘年來,其心境從原本的滿懷期望,逐步走到了徹底失望,在其看來,改革派不僅沒能解決經濟困境,就連政治上的改變都無能為力,只會開口經濟改革、閉口民主自由,心中所想實與哈梅內伊、革命衛隊所差無幾:維護神權體制的存在。
平心而論,民眾的心聲並非毫無道理,伊朗的改革派精英不論再怎麼激進,其執政合法性都來自神權政府,以及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從維繫政權存續的視角來看,其本就不可能做出太過鋭利的改革,尤其眼下保守派當道,改革派只能被迫低頭。2009年綠色革命時,拉夫桑賈尼等人還能站在示威者一側,直到革命衛隊進場鎮壓;2019年反燃油示威爆發後,魯哈尼便僅能譴責示威者,而無法炮製當年的保守派、改革派的路線鬥爭劇本。
在此局面下,民眾的質疑從個別人物湧向了整個體制,認為若不推翻政權、解散伊斯蘭共和國,便不可能解決當下困境。這一敘事不僅在關注政治改革、渴望放權的城市中產間成長,也在苦於生活的工農底層中滲透。儘管不同群體訴求互異,「推翻神權政府」卻逐漸成為其走上街頭後的精神共識,這就是為何會有示威者對神權政府「檢討頭巾法」無動於衷,反而喊出「神權政府解體才是救贖」。
當然通過社交平台與媒體,西方也對伊朗示威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狙擊與煽動。但歸根結柢,神權政府正在失去民心,不論是底層工農還是城市中產,從現實視角來說,譴責「顏色革命」阻止不了「顏色革命」,神權政府要避免重演1979年的政權垮台,還是只能反求諸己。
原文發表網址:
202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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