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星旗永不落（20）：血濺戈利亞德

范寧點兵

范寧在戈利亞德指揮著400位民兵及9門火砲，分為喬治亞營（Georgia Battalion）與拉法葉營（Lafayette Battalion）。喬治亞營顧名思義，以美國喬治亞州的志願者為骨幹，他們還獲得喬治亞州政府的武器支援，這支隊伍以瓦德為首，原先招募120人，但在前來德克薩斯的途中又吸納了100位志願者，編成3個連，再加上金恩的肯塔基志願者和梅西亞在坦皮科遠征失敗後退下來的殘部，共組成5個連。

這支部隊一半的戰力被金恩與瓦德帶到雷弗吉奧並苦吞大敗，在瓦德歸來前，由新罕布夏人約瑟夫．查德威克（Joseph M. Chadwick, 1812 – 1836）代理營長，他是范寧在西點軍校的學弟（但和學長一樣沒有畢業），主修軍事工程，負責整修河灣堡的要塞，並將它重新命名為「反抗堡」（Fort Defiance）。

拉法葉營由艾拉．維斯托弗與休．弗雷澤（Hugh McDonald Frazer, ? – 1836）的雷弗吉奧民兵、紐奧良灰人的餘部，以及其他的美國冒險者團隊，諸如阿拉巴馬紅色流浪者（Alabama Red Rovers）、莫比爾灰人（Mobile Grays）、肯塔基野馬（Kentucky Mustangs）等，每支隊伍都有數十人槍，全營共編成6個連，營長是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的班傑明．華勒斯（Benjamin C. Wallace, ? – 1836）。

紐奧良灰人分成兩個小隊，羅伯特．莫里斯擔任總指揮，湯瑪士．布利斯、威廉．庫克（William Gordon Cooke, 1808 – 1847）分別擔任隊長。攻克聖安東尼奧後，大部分的灰人跟著莫里斯與庫克參加馬塔莫羅斯遠征，布利斯則轉至休士頓麾下，但庫克在行動前也被休士頓說服而抽手，只有莫里斯跟隨葛蘭特，最終皆在甜水溪殞命。23位灰人留在聖安東尼奧，他們與阿拉莫一同殉城。

剩餘的紐奧良灰人大多轉予范寧，他們又拆分成聖安東尼奧灰人、阿拉巴馬灰人等小隊，布利斯與庫克則在休士頓麾下，還有一小部分成員加入了其他的志願者團體。

莫比爾灰人以阿拉巴馬州城市莫比爾得名，成軍於1835年底，成員30人，隊長為大衛．伯克（David Burke, 1809 – ?），他們德克薩斯人奪下在聖安東尼奧後才抵達。他們與紐奧良灰人一樣，一些人參加馬塔莫羅斯遠征，一些人留在阿拉莫（詹姆斯．邦安就是其中一人），大多數成員同樣加入范寧手下，但伯克在1836年2月因病辭職。

紅色流浪者來自阿拉巴馬州科特蘭（Courtland, Alabama），這支隊伍以身穿紅衣得名，成員有70餘人，首領為醫師傑克．薛克福（Jack Shackelford, 1790 – 1857）。他們也在1835年11月成軍，隔年1月進入德克薩斯，隨後被派往戈利亞德駐防。

肯塔基野馬原名肯塔基步槍手（Kentucky Riflemen），顧名思義來自肯塔基州，首領為伯爾．杜瓦爾（Burr Harrison Duval, 1809 – 1836），於1836年1月乘船來到科帕諾。范寧將這支隊伍與班傑明．勞倫斯（Benjamin L. Lawrence）的田納西志願軍整併，改稱肯塔基野馬，仍由杜瓦爾指揮。

科雷托之戰

3月17日，派往前方查探的弗雷澤帶來金恩在雷弗吉奧大敗、瓦德和其餘民兵下落不明的消息，且聖安東尼奧方面也有大批墨西哥軍隊正往南移動，這才讓范寧下定決心撤離戈利亞德，但由於車輛不足，他們又花了一整天集中物資，到次日動身時，烏雷亞的先遣部隊已經來到戈利亞德附近，與民兵巡邏隊接觸，使得撤退行動從一開始就處於危險之中。

相較之下，烏雷亞在雷弗吉奧之戰後便確定了范寧的動向，他似乎不想放棄防禦完善的戈利亞德，但又沒把握擊退烏雷亞的部隊和聖塔安那的大軍；然而若是撤退，又有在開闊平地上接敵的危險，對人數與物資都遜於墨西哥方的范寧非常不利，因而顯得舉棋不定，這給了烏雷亞足夠的佈置時間。

19日清晨，范寧判斷墨西哥主力尚未抵達，便決定趁著早晨濃霧瀰漫的時刻躲開偵察部隊，離開戈利亞德。為了保存實力，范寧下令運走所有的物資，尤其不能讓槍砲落入墨西哥人手中，但由於車輛與馬匹不足，他們只得動用耕牛拖運大砲，食物與飲水也沒有準備足夠。

范寧的運氣還算不錯，烏雷亞直到中午11時才發現守軍撤退，連忙動身追趕；但范寧卻認為墨西哥軍隊行動遲緩，便讓疲累的牛隻到附近的小溪去吃草，民兵們則前去搶救不慎落入河裡的大砲，並維修損壞的車輛。雖然維斯托弗、杜瓦爾等人反對，認為應該放棄遺落的武器，至少先退到有掩護的樹林設防，但范寧基於圍攻聖安東尼奧的經驗，顯然低估了墨西哥軍隊的實力，甚至沒有派出足夠的後衛。

烏雷亞在戈利亞德周邊只有約500名前鋒部隊，但他的偵察騎兵一直緊跟著范寧不放，讓烏雷亞得以迅速得知對方的位置與兵力規模，他留下100名官兵防守戈利亞德，接應不斷趕來的援兵，其餘400人隨他追擊；一支騎兵隊則趕到前方，切斷范寧退入科雷托溪（Coleto Creek）附近樹林的路線。

下午1時30分，范寧終於發現墨西哥軍隊逼近，前往科雷托樹林的道路也被切斷，他們只能就地展開防禦，並逐步向北側的佩爾迪多溪（Perdido Creek）方向移動，但他們卻陷入附近的低地，遭到墨西哥軍隊居高臨下的攻擊。

在范寧指揮下，三百餘位民兵們緊急構築胸牆，排成三層空心方陣，聖安東尼奧灰人與紅色流浪者擔任前隊，杜瓦爾的野馬和弗雷澤的雷弗吉奧民兵為後衛，左右兩翼分別由維斯托弗的戈利亞德民兵、莫比爾灰人防守，范寧親自在右翼坐鎮指揮，居中的輜重隊由阿貝．摩根（Abel Morgan, 1792 – 1873）的射手小隊防禦，每位民兵都分到3把槍，但沒有足夠的彈藥。在戰鬥開始前，范寧還派出了艾伯特．霍頓（Albert Clinton Horton, 1798 – 1865）的騎手突圍，趕往最近的城鎮維多利亞尋求支援，希望能找到瓦德的人馬。

烏雷亞沒有放過這個絕佳機會，墨西哥軍隊迅速集結並發動攻擊，莫拉雷斯（Juan Morales, 1802 – 1847）的步槍連攻擊左翼，烏雷亞親率聖路易斯營（San Luis Battalion）與精銳擲彈兵攻擊右翼，薩拉斯上校（Mariano Salas）率領希梅內斯營（Jiménez Battalion）正面進擊；努涅斯上校（Gabriel Núñez）的龍騎兵則自後包抄，參戰官兵不超過500人，但他們擁有9門大砲，且後方還有援兵持續投入。

科雷托的戰鬥持續了一整天，墨西哥軍隊三次衝鋒都被民兵拚死擊退，民兵方面有7至10人戰死，包含范寧在內六十多人輕重傷，墨西哥方面的傷亡人數也和民兵相仿，但他們有源源不斷的增援加入，到晚間時已有千人，戰力更加懸殊。

晚間，墨西哥方派出散兵繼續騷擾，並不時吹響軍號佯裝攻擊，使得民兵無法安心休息。民兵方面士氣低落，他們不但用光了彈藥，也缺乏食物、飲水、柴薪和藥品，無法冷卻過熱的大砲，傷員情況也相當惡劣。前去求救的霍頓找不到瓦德的隊伍，其中一位信使還被墨西哥軍隊攔截，讓烏雷亞搶先出手，將瓦德等人釘在瓜達盧佩河下游地區；他們雖然能聽見科雷托戰場上的槍聲，卻根本愛莫能助。

范寧和幾位指揮官經過爭論，最終決定不放棄無法動彈的傷患，他們用車輛殘骸與牲畜死屍堆成障礙物，儘可能阻擋墨西哥軍隊的攻擊。次日早晨6時，墨西哥方面重新展開砲擊，民兵的簡陋防禦工事根本無法抗衡，范寧等人認為繼續抵抗已經無望，便決定要求光榮投降。

烏雷亞接受了范寧與查德威克、華勒斯三人聯名的降書，同意將放下武器的三百餘位民兵和傷患送回戈利亞德，並允許將他們遣送回美國，但他也向范寧等人坦言，降書的條款仍需聖塔安那的同意。投降的民兵被交給何塞．德．拉．波爾蒂亞中校（José Nicolás de la Portilla, 1808 – 1873）負責看管，烏雷亞繼續率軍前進，佔領維多利亞、科帕諾等城鎮；他們在拉瓦卡灣（Lavaca Bay）附近追上了瓦德的殘部，瓦德得知范寧投降後，也在23日放下武器，與喬治亞營剩餘的民兵一同被送回戈利亞德。

在整場戰役中，德克薩斯方面不斷犯錯，先是分走了金恩與瓦德的兵力，又沒有及時撤出；范寧在戈利亞德游移不決，且低估對方的實力，錯過了撤退的最佳時機，使他們必須在不利的條件下迎戰。相較之下，烏雷亞的判斷大多正確，不但拖住了范寧的動作，也成功切斷范寧與瓦德的聯繫，進而摧毀了德克薩斯軍隊的主力。

Home! Sweet Home!

烏雷亞接受范寧等三百餘人投降後，認為茲事體大，沒有遵照聖塔安那的命令將他們就地處決，而是寫了封信為他們求情，但他似乎預料到聖塔安那不太可能大發慈悲，便匆匆離開戈利亞德。

人在聖安東尼奧的聖塔安那收到烏雷亞的報告後，反而質疑這位戰功彪炳的將軍有意抗命，連戰連勝的烏雷亞威望高漲，讓聖塔安那有些不是滋味，他除了拒絕烏雷亞的求情外，也直接下令給留守的波爾蒂亞中校，要他按照自己的命令行事。

除了科雷托戰場的三百餘人，以及瓦德的80人，還有一群來自田納西的志願者20日抵達科帕諾，這支隊伍由民兵首領威廉．米勒（William Parsons Miller, 1802 – 1862）所招募，稱「納什維爾營」（Nashville Battalion），共有75人，但他們剛下船就被墨西哥軍隊包圍，一彈未發就當了俘虜，使得被關押在反抗堡（河灣堡）的俘虜超過400人。

儘管當了俘虜，范寧等人依然認為烏雷亞會遵守投降協議，將他們驅逐出境送回美國，他還與霍金格中校一同去了科帕諾一趟，看到一艘號稱是要送他們回家的船「威廉與法蘭西絲」號（William and Frances），但那其實是米勒等人搭來的船。俘虜們聽到范寧帶來的消息後，還是高興的唱起了《甜蜜的家》（Home! Sweet Home!），希望可以儘快回到沒有戰火的家鄉，這天是3月26日。

就在俘虜們等待回家的同時，波爾蒂亞倒是非常為難，他剛接到聖塔安那的命令，但烏雷亞在離開前也叮囑他要善待俘虜，他猶豫了整整一個晚上，終於在早晨做出了決定。

27日是聖枝主日[1]（Palm Sunday），早上，342名還能行走的俘虜被帶出反抗堡，他們分成三隊，瓦德和杜瓦爾的人往北邊移動，薛克福與維斯托弗的人往西南，剩餘的人則往東行進，他們被告知要前往馬塔莫羅斯、科帕諾，或是幫墨西哥軍隊收集資源、修復工事等，他們幾乎沒有任何疑慮，儘管沿途都有墨西哥士兵站崗。

離開戈利亞德不到一哩，三支隊伍都被攔下，緊接著槍聲響起，毫無防備的民兵成群倒下，沒有當場死亡的人隨後都被刺刀或棍棒殺害。范寧是最後一個被處決的人，他在死前提出了三個要求：將遺物還給他的家人、給他一場基督教葬禮，以及朝他的心臟開槍。這三個要求都沒有達到，在范寧見證了三百餘人的死亡後，一位墨西哥士兵向他的腦袋開了一槍，他的遺物被瓜分吞沒，遺體則和其於死者一同焚化後棄置野外。另外約有數十位傷重無法行動的民兵留在反抗堡，他們也沒有躲過厄運，約有四百人死於這場屠殺。

只有少數人得到幸運之神的眷顧，霍金格以需要工人的名義帶走了26人，幾個人以醫師、工匠、翻譯等理由也被留下，其中包括薛克福（他後來成功脫逃）；墨西哥軍官阿拉維斯上尉（Telesforo Alavez）的夫人芙蘭西塔（Francita Alavez）也出面說服守軍不要追究從未與他們兵戎相見的米勒等人，他們只被送到馬塔莫羅斯關押；芙蘭西塔的事蹟由薛克福記錄下來，她也被譽為「戈利亞德的天使」（Angel of Goliad）。此外還有一些墨西哥官兵、教士與居民中相救，又保住了幾人性命。

28個人在混亂中僥倖脫逃，威廉．杭特（William Lockhart Hunter, 1809 – 1886）中彈倒下，又挨了一記刺刀，但都沒傷到要害，他趁著墨西哥士兵不察而脫逃，躲進附近的牧場裡。紐奧良灰人赫爾曼．厄倫貝格（Herman Ehrenberg, 1816 – 1866）是來自普魯士的德裔移民，也是范寧與霍金格之間的翻譯，他在屠殺開始時摔進壕溝而逃過一劫，在荒野中流浪幾天後又被墨西哥士兵逮到，但他自稱是被戰火波及的普通居民，居然再次逃出生天，最後跟著墨西哥軍隊來到聖哈辛托。

大屠殺死者的遺骸直到三個月後才被重返此地的德克薩斯人安葬，並在戈利亞德、科雷托戰場與大屠殺的事發地豎立了紀念碑，鄰近的小鎮則以范寧的姓氏命名紀念。

戈利亞德大屠殺再一次震撼了德克薩斯，居民們對聖塔安那的看法也從狡詐、恐懼逐漸轉變為仇恨。這股氣氛也很快蔓延到美國、歐洲甚至墨西哥本土，國際輿論的風向開始轉變，但德克薩斯的獨立運動尚未迎來轉機。

---

[1] 復活節的前一個周日，相傳耶穌在這一周受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