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星旗永不落（18）：阿拉莫教堂

強森興沖沖的跑去參加馬塔莫羅斯遠征後，將聖安東尼奧的防務和留守的100位民兵交給了詹姆士．尼爾（James Clinton Neill, 1788 – 1848）指揮。尼爾出生於北卡羅萊納，在田納西州成長並加入當地的民兵，參加過1812年英美戰爭和對抗原住民的克里克戰爭（Creek War），具有操作火砲的經驗，這在民兵之中非常罕見，岡薩雷斯之戰中的那門火砲便是由他操作，他的砲兵小隊在圍攻聖安東尼奧時也有所表現。

此時，聖安東尼奧的守軍全是老弱殘兵，補給也不足，不時還有民兵擅自脫隊，到1836年1月底時，尼爾手下只剩下78人，而他也在這個節骨眼上收到了墨西哥大軍正在薩爾蒂略集結，即將撲向聖安東尼奧的消息。尼爾立刻向臨時政府求援，但鬥得正兇的政客們根本無暇理會他，只有休士頓派了鮑伊和幾個部下過來，並建議他破壞阿拉莫教堂的防禦，退往岡薩雷斯設防。

然而，鮑伊抵達聖安東尼奧後並沒有按照休士頓的建議行事，而是決定和尼爾一起留下來守城；他的態度比較樂觀，認為聖塔安那起碼要等到3月才會行動，民兵有充裕的時間集結並佈防。在鮑伊之後，崔維斯、迪米特、塞金也帶著部眾和物資前來支援，勉強維持著防禦；儘管尼爾在2月11日因家人生病而離職，將主持防禦的責任交給鮑伊和崔維斯，但他仍不忘加緊收集資源，儘可能增強守軍的力量。

除了來自德克薩斯各地的支援開始湧入，又有來自美國的生力軍不遠千里而來：著名美國冒險家大衛．克羅克特（David Crockett, 1786 – 1836 ）帶了12個人於2月8日抵達聖安東尼奧。

克羅克特來自田納西邊境，家族祖上曾當過路易十四的御前侍衛，後代輾轉移居愛爾蘭，再到北美殖民地，到他父親這一代時家道早已中落，儘管身為參加獨立戰爭的老兵，但克羅克特一家還是只能來到邊境開墾為生。年輕的大衛．克羅克特不愛上學，當過牧童、製帽學徒以協助償還家族的債務。1813年，克羅克特以志願民兵身分投身克里克戰爭，在傑克遜的麾下作戰[1]，也在這段經歷中結識尼爾等未來的德克薩斯殖民者。

戰後，克羅克特開始參政，先是擔任土地專員、治安官、民兵上校等，於1821年當選田納西州眾議員，六年後更進一步選上該州聯邦眾議員[2]。克羅克特在民主共和黨內屬於反傑克遜派，尤其反對1830年的《印地安人遷移法案》（Indian Removal Act），此舉不但得罪當權者，也得罪了他的選民，使得他在隔年落選。克羅克特雖然在1833年捲土重來，但聲勢不如以往，兩年後再次失去席位。在任期的尾聲，克羅克特聽聞了德克薩斯的情勢，萌生了前去闖蕩的想法。

1835年11月，克羅克特帶著好友麥卡洛克兄弟離開田納西老家，身穿狩獵服、頭戴浣熊皮帽、手持步槍的打扮成為他的註冊商標。克羅克特在傑克遜（Jackson, Tennessee）、小岩城（Little Rock, Arkansas）號召了六十多位冒險者，於1836年1月6日抵達納科多奇斯，宣誓加入臨時政府；這天也是德克薩斯人展開馬塔莫羅斯遠征的日子。緊接著，克羅克特和12位志願者繼續前往聖安東尼奧，投入最危險的戰區。

2月16日，聖塔安那的墨西哥主力部隊越過格蘭德河，儘管民兵事先破壞了沿路橋梁，但墨西哥軍隊仍於21日抵達聖安東尼奧西南的麥迪納河（Medina River），由1800名官兵組成的先鋒隊原先計劃在22日展開突襲[3]，但因大雨所阻，使得圍城行動又延遲了一天才開始。

23日早晨，聖安東尼奧的德克薩斯守軍發現墨西哥大軍出現，立即加強了戒備並疏散居民；此時整座城鎮只有170位民兵，加上一些志願者和家屬，儘管在先前的戰鬥中繳獲不少武器，但沒有足夠的人可以使用，更缺乏食物、火藥、砲彈等物資，情況十分嚴峻。下午，所有民兵撤出市區，退往阿拉莫教堂周邊防守。

墨西哥軍隊很快的包圍阿拉莫教堂，阻斷所有退路；聖塔安那在營地上升起一面紅旗，表示不接受對方投降，一律殺無赦。崔維斯在撤守前派出幾位信使，火速趕往戈利亞德向范寧通報情況；鮑伊則派出先前在曾在岡薩雷斯之戰阻止墨西哥軍隊渡河的艾伯特．馬丁和民兵格林．詹姆森（Green B. Jameson, 1809 – 1836）向聖塔安那要求談判，尋求光榮投降的機會，但連本人都沒見到就被趕了回來。崔維斯雖然不滿鮑伊試圖談判，但大敵當前，兩人立刻放下歧見，通力合作抗敵。

雙方在圍城首日便有零星交火，各自架起火砲轟擊對方的陣地，一些先前派到外圍收集資源或偵察敵情的民兵，包括迪米特的小隊被迫留在城外，就地當起了游擊隊。

24日，墨西哥軍隊在阿拉莫教堂周邊設置一系列火砲陣地，開始輪番轟炸民兵的防禦工事，聖塔安那也親上火線激勵士氣，甚至冒險前進到民兵的射程之內偵察。阿拉莫教堂內有兩門18磅重砲，但苦於砲彈及火藥不足，幾乎只有挨打的份；更糟的是，鮑伊也在這天突然病倒，由崔維斯接下指揮權。

崔維斯在戰鬥的空檔中寫下著名的《致德克薩斯民眾與全世界的美國人》（To the People of Texas & All Americans in the World），派馬丁在包圍圈封閉前衝出，將這封信送往岡薩雷斯。崔維斯在信中表示「他與阿拉莫的守軍已被人數十倍有餘的墨西哥大軍包圍，但他們仍然拒絕投降或撤退，然而敵軍數量與日俱增，呼籲讀到這封信的人秉持著美國人自由、愛國的美德，給予他們援助；他將會堅持到最後一刻，要不勝利，要不死亡。」

馬丁在一天內狂奔上百公里，將信件交到岡薩雷斯的醫師史密瑟（Lancelot Smither, 1800 – 1842）和市政官龐頓（Andrew Ponton, 1804 – 1850）手上，史密瑟也立刻趕往聖菲利佩；州長史密斯當著總理事會全體朗誦信件，呼籲全德克薩斯能打的人立刻趕往聖安東尼奧，遏阻墨西哥軍隊的威脅，否則全德克薩斯將會陷入戰火。

崔維斯的信隨即大量複印傳抄，刊登在所有的報紙上，使得這份訊息迅速傳遍全德克薩斯，乃至於美國，接著連歐洲社會都聽到了崔維斯的呼籲，不但有更多的民兵與物資開始往聖安東尼奧聚集，崔維斯更成功的將德克薩斯人的反抗意志展現在世人面前。

阿拉莫周邊的戰鬥仍在繼續，墨西哥軍隊每天都得到增援，一步步收縮包圍圈。民兵方面損失甚微，但彈藥已捉襟見肘，甚至得撿墨西哥軍隊打來的砲彈回擊；教堂周邊的建築物不是被占據就是被摧毀，他們已經剩下教堂本體可供防禦。為了爭取增援，崔維斯再派出塞金於25日強行突圍，塞金和他的助手克魯斯（Antonio Cruz）雖被墨西哥巡邏兵攔下，但他們以西班牙語應對如流，假裝成離城的墨西哥裔居民，順利騙過了對方。

在另一邊，「三腿威利」威廉森、伯里森、范寧以及尼爾等人都召集了增援隊伍，其中以范寧從戈利亞德帶來的320名援兵規模最大，他們預計在聖安東尼奧以東約40公里、希伯羅溪（Cibolo Creek）溪畔的小村莊拉維尼亞（La Vernia）集合。然而，范寧的大砲卡在泥濘的道路上動彈不得，他的人馬急於出發，準備不足，反而先耗盡了自身的補給；加上墨西哥軍隊正往戈利亞德前進的消息傳來，范寧不得不回防後方。

最終，只有馬丁和岡薩雷斯的民兵首領金博（George C. Kimble, 1803 – 1836）及60位民兵抵達拉維尼亞的集合點，他們等不到范寧的支援，便決定自行冒險搶進。27日，25位民兵組成敢死隊，高舉「敢就來拿」的旗幟前往聖安東尼奧，途中又有幾位志願者加入；他們在守軍的掩護下，趁著夜色從墨西哥哨兵的眼皮下溜過，於3月1日凌晨進入阿拉莫教堂，他們是最後一批有組織的增援，其中的32人將永留此地，被稱為「不朽的三十二」（Immortal 32）。

3月3日，崔維斯先前派往戈利亞德聯繫的信使詹姆士．邦安（James Bonham, 1807 – 1836）趕回聖安東尼奧，趁著墨西哥軍隊鬆懈之際騎馬突入阿拉莫教堂，但他帶來的卻是范寧已經撤回戈利亞德的壞消息。而在這天下午，更多墨西哥軍隊抵達聖安東尼奧，轟炸的火力也更為猛烈，教堂的護牆已有多處破損。晚間，信使約翰．史密斯（John William Smith, 1792 – 1845）銜命突圍，前往聖菲利佩報告守城的情況並爭取增援。

4日，聖塔安那召集墨西哥眾將，聲稱他從當地墨西哥裔居民口中得知民兵有意突圍的消息，且己方佔有數量上的絕對優勢，因此將不待重型火砲運抵，提前展開攻堅。儘管將領們仍有疑慮，但聖塔安那已經下定決心，要不惜一切代價拿下阿拉莫教堂。

5日白天，圍城的砲火逐漸減弱下來，讓精神緊繃的民兵們獲得片刻休息時光，但他們並不知道墨西哥軍隊已展開佈署，參謀長胡安．阿馬多爾准將（Juan Valentín Amador, 1793 – 1848）將墨西哥軍隊兵分四路，每隊各由100至400名官兵組成，聖塔安那親自率領擲彈兵擔任預備隊，外層還有500名騎兵包圍，他們將徹底殲滅所有試圖逃離者，不論對方講英語或西班牙語。

同樣在這一天，最後一位信使詹姆斯．艾倫（James L. Allen, 1815 – 1901）離開阿拉莫教堂。據說崔維斯在這天召集了全體民兵兩百餘人，在他們面前用劍劃了條線，宣稱願意與他一同赴死者就跨過線，與他站在同一邊；只有一位名叫摩西．羅斯（Louis Moses Rose, 1785 – 1851）的民兵沒有照辦，他也獲准離去，和艾倫一樣成為最後離開阿拉莫的守軍成員[4]。

6日凌晨，墨西哥突擊隊悄悄摸近被砲火擊毀的護牆，迅速消滅附近的衛哨，但也驚動了守軍。5時30分，暴露行蹤的突擊隊吹響衝鋒號，戰鬥正式爆發。崔維斯第一時間召集守軍就位，全力阻止湧上來的墨西哥官兵，民兵將各種金屬碎片、石塊塞進大砲射擊，打出霰彈般的效果，大量殺傷呈密集隊形衝鋒的墨西哥士兵，攻城縱隊指揮官之一的杜克（Francisco Duque）上校也負傷落馬，墨西哥方前兩波衝鋒都被民兵擋下。

聖塔安那隨即投入由老兵組成的梯隊，穩住了前方的士氣，從西側進攻的科斯和東側進攻的羅梅羅（José María Romero）上校在守軍的猛烈反擊下被迫向北靠攏，與卡斯特里翁（Manuel Fernández Castrillón, 1780 – 1836）少將接替指揮的北路縱隊合兵一處，全力猛攻北側防禦，成功在12英尺高的護牆上架起雲梯。

為阻止墨西哥士兵攀上牆垣，民兵們冒著危險探出頭來，朝正下方的敵軍開火，崔維斯便在這一波激戰中中彈，隨即傷重身亡。在墨西哥軍隊的猛攻下，北側護牆的守軍非死即傷；阿馬多爾准將親冒矢石率先爬上牆頂，更激勵了攻城部隊的氣勢，他們打開了護牆的暗門，更多墨西哥士兵湧入教堂，西牆與東牆的民兵也被迫撤到建築物四周；南牆的守軍連忙調轉砲口轟擊爬上來的墨西哥士兵，卻也讓這一側的攻城部隊有機可乘，四面護牆全數失守。

剩餘的守軍進入教堂和附屬的建物繼續抵抗，來不及進去的民兵試圖往東突圍，但都遭到外側的墨西哥騎兵追上消滅。墨西哥士兵拖著火砲逐屋掃蕩，和民兵們展開肉搏；克羅克特與一隊民兵守在教堂大門口，他們打光子彈後將步槍當成棍棒揮舞，最終全體陣亡。鮑伊在戰鬥期間仍臥病在床，幾乎無力參與戰鬥，一般認為他在床上遇害，但更具傳奇性的說法則認為他用自己的愛刀和墨西哥士兵拚戰到最後一刻。邦安帶領最後11位民兵守在教堂後殿，他們手中還有一門12磅砲，但面對湧上來的墨西哥軍隊，他們根本沒時間裝填開火，在禮拜堂中全數戰死。

6時30分，阿拉莫教堂周邊已無存活的守軍，兩百餘名德克薩斯民兵幾乎全數戰死，只有5至7人被俘，但他們隨後都被處死。大多數的婦孺、奴隸在戰鬥爆發後都躲進教堂的祭衣間，只有少數遭到戰火波及[5]，另外還有位名叫格雷羅（Brigido Guerrero, 1810 – ?）的墨西哥逃兵假扮成戰俘而逃過一劫。

所有戰死的民兵遺體被集中焚化，直到次年才被重返聖安東尼奧的塞金尋獲，安葬在聖費爾南多大教堂內，但詳細的位置無法確定，真正的傷亡人數也難以查考。目前已知留下名字的參戰民兵共計256人[6]，212人確定戰死，43人在圍城期間出城打游擊或作為信差離去，只有一位名叫亨利．瓦內爾（Henry Warnell, 1812 – 1836）的民兵倖存，但他在幾個月後的戰鬥中死去。

約有同等數量的墨西哥士兵在阿拉莫陣亡，傷者更有兩倍，儘管損失不小，但聖塔安那對戰果依然滿意，此時墨西哥軍隊的數量是德克薩斯民兵的六倍，且佔領了最大城鎮聖安東尼奧，其餘的小鎮已不足為懼。聖塔安那主動釋放了民兵們的家眷，讓他們安全的前往岡薩雷斯，藉以散播恐懼。

阿拉莫之戰被視為德克薩斯獨立戰爭中的代表性戰役，德克薩斯方面失去了最大據點聖安東尼奧，以及崔維斯、鮑伊、克羅克特等重要領袖，卻也因這場戰鬥凝聚了士氣，阿拉莫的故事也不斷被翻拍成電影或電視劇，成為德克薩斯人重要的歷史記憶。然而，儘管阿拉莫的兩百多位守軍壯烈犧牲，但德克薩斯的噩夢並沒有馬上結束。

[1] 實際上，克羅克特所在的田納西民兵幾乎沒機會上到前線，通常都負責後勤補給工作。

[2] 休士頓比他晚兩年選上州眾議員（1823），在克羅克特前往華盛頓的同年也爬上州長大位。

[3] 這天是華盛頓生日，不少來自美國的移民都去參加慶祝而放鬆了戒備。

[4] 此故事在羅斯過世後才公開，由於見證者已皆不在世，許多細節與真實性已不可考。羅斯後來退出民兵，並致力於為死難的同伴爭取權益，本人似乎從不諱言自己臨陣退卻的往事。

[5] 民兵軍械官伊文斯（Robert Evans, 1801 – 1836）和邦安一同戰到最後，他在死前原本打算引爆剩餘的火藥，與對方同歸於盡，但來不及做到。倘若他成功，教堂內的婦孺將會傷亡慘重。

[6] 不包含自行離開的摩西．羅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