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星旗永不落（14）：敢就來拿！

1834年初，墨西哥代總統法里亞斯和教會、軍隊之間的矛盾越發激烈，各地開始出現兵變與暴亂，加上墨西哥在這年3月接連發生地震、冰雹等天災，使得教士們得以「天譴」號召抵抗。這時，聖塔安那以健康為由請假在家，政爭雙方都希望取得他的背書，讓他得到了取之不盡的政治籌碼。

4月底，聖塔安那結束休假，以仲裁者的身分回到墨西哥城，公開宣稱要保護憲法與人民，打擊暴政與動亂。注意到苗頭不對的國會於5月15日宣告休會，但聖塔安那在次日得到了教會給予「天主教保護者」的頭銜，聯邦特區首長（相當於墨西哥城市長）何塞．德．托爾內爾（José María de Tornel, 1795 – 1853）也公開站在聖塔安那一邊。

5月25日，聖塔安那強迫休會中的國會開議，通過「庫埃納瓦卡計畫」（Plan of Cuernavaca），承認聖塔安那的權威，並廢除法里亞斯的各項激進改革法案，除了恢復教會的特權以換取財政支援，同時也對政敵展開整肅，建立了自己的獨裁體制，副總統法里亞斯隨後流亡美國，自由派人物也各自逃散。一些州份儘管樂見法里亞斯下台，但也對聖塔安那收束權力的舉措十分警戒，開始尋求自衛手段。

注意到風向不對的聖塔安那再次故技重施，由戰爭部長米格爾．巴拉甘（Miguel Barragán, 1789 – 1836）出任代總統。巴拉甘是聖塔安那的盟友，但在政治上更傾向中央集權，因而成為聖塔安那的新擋箭牌。正如聖塔安那所料，巴拉甘上台後便與保守派緊密合作，於1835年10月廢除《1824年憲法》，隨後制定《七大法》（Las Siete Leyes）取而代之，賦予總統關閉國會、法院等權力；聯邦制度也遭到廢止，墨西哥合眾國（第一次聯邦共和國）為墨西哥共和國（中央集權共和國，Centralist Republic of Mexico）取代。

巴拉甘在《七大法》通過前便於1836年1月死於斑疹傷寒，聖塔安那的另一位盟友、司法部長何塞．胡斯托．科羅（José Justo Corro, 1794 – 1864）接任臨時總統；在這段期間中，墨西哥各地的反抗越演越烈，薩卡特卡斯州（Zacatecas）州長薩利納斯（Francisco García Salinas, 1786 – 1841）首先起兵，隨後迅速蔓延到其他州份，包含德克薩斯。

自從1832年的阿納華克騷亂後，當地海關形同虛設，駐守官員目無法紀，抽稅的標準隨心情而定，居民怨聲載道。一位名叫安德魯．布里斯科（Andrew Briscoe, 1810 – 1849）的商人對此相當不滿，幾次抗議都被忽視後，便開始耍起花招博取輿論重視，比如在船艙塞滿磚塊假裝走私，故意引人來調查等等。

1835年6月，新上任的海關長官安東尼奧．特諾里奧上尉（Antonio Tenorio）認為布里斯科存心搗亂，便找理由逮捕了布里斯科與他的同伴哈里斯（DeWitt Clinton Harris, 1814 – 1861）。

這項舉動又在當地居民中引起軒然大波，上一回阿納華克騷亂中大出風頭的崔維斯登高一呼，糾集數百居民包圍海關。特諾里奧手下只有40名士氣低落的官兵，根本無法與崔維斯對抗（其實他只帶了25個人，其他都是來看熱鬧的鄉民），只好在20日宣告投降，放走布里斯科和哈里斯，並撤離阿納華克。

這場騷動算是和平落幕，但很快的傳遍德克薩斯各地，輿論對此出現分歧，有些人認為這將是德克薩斯起兵反抗墨西哥的信號，應當儘快武裝民眾；也有人主張應當保持觀望，待各個城鎮取得共識後再下決定，尤其他們名義上的領袖奧斯丁仍被扣押在墨西哥城。崔維斯和布里斯科為了奧斯丁的人身安全起見，也主動公開致歉，靜待10月份在岡薩雷斯的諮議大會（Consultation）召開。

墨西哥守軍也對可能的動亂有所反應，上回被搶走大砲的烏加特切亞上校不敢大意，立刻向薩爾蒂略和墨西哥城請求增援。聖塔安那也認為若德克薩斯陷入變亂，不穩的北方各州將會出現骨牌效應，與薩卡特卡斯的叛軍連成一氣，不但墨西哥北疆不保，更有可能讓美國取得干預的藉口，這是聖塔安那最不樂見的情況。但為了安定人心，墨西哥方面也釋放了奧斯丁，讓他回到德克薩斯協助雙方調停。

阿納華克再次騷動時，德克薩斯──科阿維拉州的首府薩爾蒂略也出現狀況，新任州長奧古斯丁．別斯卡（Agustín Viesca, 1790 – 1845）在1834年9月當選，但原州長胡安．埃爾格薩巴爾（Juan José Elguézabal, 1781 – 1840）對選舉結果有疑義，使別斯卡拖到隔年4月才得以就職。別斯卡屬於聯邦派，反對聖塔安那的集權行動，但聖塔安那早有準備，派出他的姊夫馬丁．德．科斯准將（Martín Perfecto de Cos, 1800 – 1854）搶先一步進駐薩爾蒂略，將剛被別斯卡重組的州議會與政府強制解散。

別斯卡不願受制於人，便在親信協助下出逃，宣布要將州首府遷到聖安東尼奧，號召德克薩斯人起而反抗。聖安東尼奧的市政官胡安．塞金（Juan Seguín, 1806 – 1890，伊拉斯莫．塞金的長子）隨即起而響應，召集一支以墨西哥裔居民為主的民兵，試圖前去和別斯卡會合，但他們都被墨西哥軍隊扣押。

隨著墨西哥的局勢越加動盪，德克薩斯各個聚落紛紛組建民兵，以防備可能的動亂；有些移民則向他們在美國的親友尋求援助，籌集資金並走私武器，德克薩斯與墨西哥中央政府之間的矛盾更加惡化。早在1835年5月，墨西哥灣北岸便爆發了幾次海上衝突。

5月7日，墨西哥雙桅縱帆船蒙特蘇馬號（Montezuma）在加爾維斯頓近海攔截了美國商船瑪莎號（Martha），沒收了船上的貨物並扣押了船上未帶護照的乘客；幾天後，蒙特蘇馬號又攔截了來自德克薩斯的哥倫比亞號（Columbia）。這兩起事件引發了美國與德克薩斯商人的怨懟，儘管這些船隻多少涉入走私活動，但他們仍找來了美國海關緝私局（United States Revenue Cutter Service，海岸防衛隊前身）協助。

緝私局在墨西哥灣只有一艘武裝縱帆船英厄姆號（Ingham），由瓊斯（Ezekiel Jones）上尉指揮，它隨即被派往德克薩斯海岸，名義上是緝捕非法奴隸船，實際上是為美國與德克薩斯商船護航，並尋找蒙特蘇馬號以解救被扣留的乘客。

6月13日，英厄姆號在屏障列島南端的布拉索斯島（Brazos）發現了蒙特蘇馬號的蹤跡，在次日傍晚追上了對方。蒙特蘇馬號艦長卡爾維（Juan Calvi）中尉注意到接近的英厄姆號不懷好意，立刻展開閃躲並伺機還擊，然而風向對蒙特蘇馬號不利，卡爾維無法擺脫英厄姆號，只好自行擱淺，並釋放了所有被扣留的乘客；瓊斯也不想和墨西哥撕破臉，接收乘客後便自行撤退，他還得去對付其他在德克薩斯海岸巡航的墨西哥船艦。

英厄姆號事件（Ingham Incident）無人傷亡，但這可能是美國與墨西哥之間第一場正式衝突，也是德克薩斯獨立戰爭的前奏。此外，當時紐奧良有份報紙首度使用了「Semper Paratus」（時刻準備就緒）稱讚英厄姆號的成就，這個詞後來演變成了美國海岸防衛隊的座右銘。而英厄姆號在德克薩斯獨立後，也轉售給德克薩斯海軍，易名獨立號（Independence）。

儘管與美國發生衝突，墨西哥軍艦依然繼續在德克薩斯海岸攔截可疑船隻。8月，美國籍的雙桅縱帆船聖菲利佩號（San Felipe）由紐奧良駛往布拉索里亞，這艘船由貿易商湯瑪斯．麥金尼（Thomas Freeman McKinney, 1801 – 1873）所有，船上除了載著正要返鄉的奧斯丁，還有不少準備運入德克薩斯的軍備。

麥金尼和奧斯丁也是舊識，在德克薩斯擁有土地與商站；奧斯丁在途中不斷向麥金尼抱怨他在墨西哥城受到的糟糕待遇，以及德克薩斯局勢的惡化，隱約透露出他對雙方的和平已不抱希望。9月1日，聖菲利佩號在布拉索里亞近海遇見墨西哥縱帆船科雷奧號（Correo）；麥金尼與艦長赫德（William A. Hurd, ? – 1838）認為對方很可能察覺自己的走私行為，便決定先下手為強。

麥金尼隨即讓奧斯丁等非戰鬥人員與貨物登上前來接應的小船蘿拉號（Laura），聖菲利佩號則開始和科雷奧號接觸，雙方在黑夜中相互駁火了一個小時，科雷奧號遭到重創，艦長湯普森（Thomas M. Thompson）負傷，於次日清晨投降，他的船也被赫德拖回紐奧良。

聖菲利佩號事件（San Felipe Incident）被視為德克薩斯獨立戰爭的第一槍，事件中雙方皆有數人受傷，但這場海戰的知名度不高，遠不如更具戲劇性的岡薩雷斯之戰。墨西哥的湯普森艦長被俘虜後，麥金尼和赫德試圖以海盜罪控告他，但在一場鬧劇般的審判後，法院以證據不足將湯普森無罪釋放。

岡薩雷斯（Gonzales）由美國開拓者格林．德威特（Green DeWitt, 1787 – 1835）建立，位於聖安東尼奧以東約100公里，以時任州長拉斐爾．岡薩雷斯（Rafael Gonzáles, 1789 – 1857）命名。由於這個聚落經常受到原住民的攻擊，居民們便向墨西哥守軍借來一門舊加農砲以強化防禦。

第二次阿納華克騷亂爆發後，各個德克薩斯城鎮紛紛組織民兵自保，這引起了駐軍司令烏加特切亞上校的警覺，下令墨西哥軍隊也提高戒備。9月10日，岡薩雷斯的守軍與居民爆發一起鬥毆事件，雙方關係更為險惡，烏加特切亞決定先發制人，下令收繳居民武器，但遭到居民抵制。

岡薩雷斯的市政官安德魯．龐頓（Andrew Ponton, 1804 – 1850）藉口說退了前來收繳武器的軍官，同時也向周邊的城鎮求援。剛回到德克薩斯的奧斯丁不希望局勢失控，要求民兵們克制，避免與墨西哥軍隊發生衝突，但已有不少民兵自發前往岡薩雷斯聲援。

27日，烏加特切亞派出弗朗西斯科．德．卡斯塔涅達（Francisco de Castañeda, ? – 1842）中尉率領100名龍騎兵前往岡薩雷斯維持秩序。當他們抵達瓜達盧佩河時，卻發現所有渡船都被民兵控制了，民兵隊長艾伯特．馬丁（Albert Martin, 1808 – 1836）發現墨西哥軍隊的蹤影，他以派人通知龐頓為藉口，要求卡斯塔涅達暫緩渡河。

29日，當卡斯塔涅達仍被馬丁拖住時，岡薩雷斯的民兵已經藏好了那門加農砲，並推舉費耶特（Fayette）的民兵首領約翰．亨利．摩爾（John Henry Moore, 1800 – 1880）擔任總指揮，要求直接和烏加特切亞對談。烏加特切亞聞訊後便派出住在聖安東尼奧的醫師蘭斯洛特．史密瑟（Lancelot Smither, 1800 – 1842）擔任代表，與另一位民兵首領馬修．考德威爾（Matthew Caldwell, 1798 – 1842）交涉。

史密瑟與考德威爾達成協議，同意邀請卡斯塔涅達進入岡薩雷斯，但他們和摩爾之間卻缺乏溝通，摩爾已經下令手下的140位民兵備戰，又挖出剛埋藏的加農砲，就算沒有砲彈也能作為威嚇。

10月1日下午，卡斯塔涅達得知民兵集結的消息，決定提前渡河，但他們仍沒辦法聚集足夠的船隻，只好原地紮營休息。然而，摩爾的人馬卻趁著夜色越過瓜達盧佩河，在清晨時分摸到了墨西哥軍隊的營地，雙方在一團混亂中交火，斷斷續續打到日出。由於民兵隱藏在樹林中，卡斯塔涅達弄不清對方虛實，只好要求談判；摩爾則聲稱德克薩斯人只是反對聖塔安那的專制，沒有脫離墨西哥獨立之意，這才讓卡斯塔涅達收兵而回。

岡薩雷斯之戰以兩名墨西哥士兵陣亡、一位德克薩斯民兵受傷草草落幕，雙方看似都無意擴大戰端，但這場衝突卻帶來龐大的政治效應。德克薩斯人士氣高昂，更多民兵組織起來，宣稱抵抗墨西哥的獨立戰爭已經開始。在渡口攔阻卡斯塔涅達、為民兵爭取更多時間的馬丁與17位民兵同伴得到了「老十八」（Old Eighteen）的綽號；民兵們也在岡薩雷斯升起了一面繪有黑星與加農砲的旗幟，上書「敢就來拿」（Come and Take It）作為這次戰鬥的紀念與反抗的象徵。

然而，科斯准將已在9月20日率領500名墨西哥官兵在德克薩斯南部的科帕諾（Copano）登陸，在岡薩雷斯戰役的同時，他們已經逼近戈利亞德，朝著聖安東尼奧進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