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铁摩尔的故事（5）

I.P.R. 里的共产主义领袖

作者：约翰·T·弗林（John T Flynn）

一个关于“太平洋关系研究院”（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I.P.R. ）的故事

注：本文及后续关于拉铁摩尔的文章所有括号内的页面数字均代表麦卡伦委员会最终调查报告的页码

太平洋关系研究院如何计划将亚洲引领走向红色根据地呢？

在卡特博士的领导下，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为大众媒体源源不断地提供亲共宣传材料，并且逐步渗透负责制定远东政策的敏感政府机构。我们在这里主要关注 I.P.R. 的两级组织——“美国理事分会”和“太平洋总理事会”。它们实际上彼此密切合作。美国分会的行政领导是总会的执行秘书，负责具体指导研究院的工作人员。

第一任执行秘书是约瑟夫·F·巴恩斯（Joseph F. Barnes, 1931 - 1934）。惠特克·钱伯斯 (Whittaker Chambers) 作证说，巴恩斯是美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党员，该组织平时在共产党人弗雷德里克·V·菲尔德 (Frederick V. Field) 的母亲家中聚会（第 490 页）。

路易斯·布登兹（Louis Budenz）也宣誓作证说巴恩斯是共产党员。美共纽约政治局的官方报告显示他“为党做出了巨大贡献”（第 543 页）。

前共产党秘密特工赫德·马辛 (Hede Massing) 作证说，她曾看到巴恩斯在莫斯科一个戒备森严的大院里打网球，那里只有红色秘密特工才能进入。当时的苏联特工头目向她保证巴恩斯没问题（第 244 页）。

巴恩斯自己则否认他是共产党员。但他的妻子作为前 I.P.R. 的工作人员在证人席上被问及她丈夫是否是党员时，她拒绝回答。理由是这可能会牵连到她（第 2601 页）。

然而，巴恩斯自己的文章却成为对他不利的证据。在 1937 年 1 月《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的一篇文章中，他为共产党领袖厄尔·布劳德（Earl Browder）使用《共和国战歌》（The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这样辩护：“任何一个疯子都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挪用“美国人”一词以及“共和国战歌”这首歌。但在布劳德先生的竞选活动中，一些战斗话语不仅仅是借用，它们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词汇的一部分。即使在马克思主义修辞的迷宫中，这些词也可能让许多美国人用一种古老的悸动修辞来歌唱。”

他接着写道，年轻的美国人发现了两个新的重大变化，“使整个方程面目一新。第一个是苏维埃俄国……，第二个是马克思主义”。

巴恩斯对共产主义领袖威廉·Z·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罗伯特·迈纳（Robert Minor）和厄尔·布劳德（Earl Browder）的美国血统感到兴奋，说他们正在推进“美国梦的新实验”。

1934 年，巴恩斯带着自己的红色梦想入职《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接替他执行秘书位置的是知名共产党人弗雷德里克·V·菲尔德（Frederick V. Field）。菲尔德在位 6 年多，卸任后仍活跃于理事会内部。

菲尔德被称为“共产主义百万富翁“。他将自己的精力和金钱无私奉献给了众多共产主义事业。他领导着一支臭名昭著的“保释金基金”。该机构为受到起诉的共产党人提供保释，从而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获释后能够逃离这个国家。当参议院委员会问他是否是共产党员时，他拒绝回答，理由是他可能会自证其罪（第 75 页）。 他是 26 个相互独立的亲共组织的成员。多年来他为各种红色刊物撰稿。最多的是《共产主义工人日报》54篇，以及《新群众》（New Masses）专栏37篇。

他在左翼杂志《政治事务》（Political Affairs）中对中国事务写道：

“特殊的责任落在美国共产党人身上。中国问题代表了对世界反动堡垒进行猛烈打击的重大责任”。“反动堡垒”指的是美国。他补充说：“粉碎美帝国主义中国计划的机会和力量是存在的。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英勇的中国人民正在光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第 119 页）。

菲尔德不仅仅是 I.P.R. 的执行秘书，他也是一位金主。麦卡伦委员会出示了执行董事爱德华·C·卡特在 1940 年写的一封信：“我认为菲尔德不可能继续支付每年的赤字。我认为他觉得我们两年前就应该收缩机构了。”菲尔德在证词中承认他为这些赤字提供了 60,000 美元（第 7、8 页）。

1940 -1941 年，希特勒和斯大林在欧洲战场上还是伙伴。斯大林放任德国对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大举入侵。在美国，催促美国参战的狂热运动也在上演。但当时反战力量仍占上风。

可问题是反战团体的反战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共产党人反战的原因是不想美国攻打前苏联。他们组织了一场名为“美国和平动员”（ American Peace Mobilization）的运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将这场运动称为“美国最臭名昭著的红色阵线”。 它的部分计划是阻止白宫对德国和苏联开战。

因此，菲尔德辞去了美国理事会秘书的职务，专心去做这个臭名昭著的和平动员组织的执行秘书。

后来成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的菲利普·杰瑟普（Philip C. Jessup）当时是 I.P.R. 执行委员会主席。他希望菲尔德留任执行秘书，于是在理事会提出了一项决议，“赞扬菲尔德对理事会的领导作用”，并敦促他“继续担任秘书，并在制定政策时发挥最大的指导作用”。

卡特博士作为执行董事补充了他的恳求。但菲尔德辞职的态度很坚决。I.P.R. 的会议记录赞扬了他 11 年来为理事会做出的“杰出服务”。并表示希望在他的共产主义运动任务完成时，“有可能恢复对美国理事会的积极领导”（第 122-124 页）。

所以说，卡特和杰瑟普会不知道巴恩斯和菲尔德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吗？他们会不知道美国和平动员组织是苏共在美国的代理吗？

威廉·W·洛克伍德 (William W. Lockwood) 博士接替菲尔德担任执行秘书，一直到 1943 年。

洛克伍德 1935 年就在菲尔德手下担任研究人员。他给外界的印象是，他被研究所吸引是因为厌恶共产主义，也深刻了解巴恩斯和菲尔德的共产主义倾向（第 3874 页）。他对和平动员运动一点都不感兴趣。但他后来在听证会上说，几乎没有任何员工的共产主义色彩给他留下过深刻印象。换句话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三年后洛克伍德离职，另一位共产主义同路人哈丽特·摩尔（Harriet L. Moore）接任。即使有两位共产主义者前任以及一位继任，洛克伍德仍然试图让公众相信他毫不知情。而摩尔小姐与许多著名的美国共产主义阵线组织有公开联系。前共产党员伊丽莎白·本特利（Elizabeth Bentley）作证说，摩尔小姐被她的共产党上司戈洛斯介绍入党。之后她一直当摩尔小姐是党内同志（第 438 页）。

虽然卡特后来一直为她洗白，但事实上，摩尔小姐与“苏俄战争救济组织”有密切联系。这是一个与“和平动员组织”齐名的的共产主义阵线。卡特最后的说辞是，研究院和理事会的高层把摩尔小姐与另一个据说是美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哈里特·摩尔弄混了（第 2565 页）。

后来，摩尔小姐辞去了苏俄战争救济会的职务，去了“美俄研究所”。卡特作为 I.P.R. 的执行董事同时也兼任该研究所的主任。在麦卡伦委员会的证人席上，摩尔小姐拒绝回答她是否是共产党员的问题，因为答案可能会导致她被指控（第 2559 页）。

摩尔小姐的继任者是雷蒙德·丹尼特（Raymond Dennett）。他显然不是共产党员，而且很快就对他所看到的一切感到不安。他举证说他很快就“不相信工作人员 了”（第 939 页）。那里充满了红色和粉红色思潮。研究人员都来自政府机构和职业工人工会。

丹尼特因此得出结论，从这样的研究者那里得不到公正的研究。在短暂的任期后，他于 1945 年底满怀厌恶的离开了。

此后不久，卡特博士退休，执行董事一职由威廉·L·霍兰（William L. Holland）接任。他似乎也同时管理美国理事分会。

从 1931 年到 1948 年，太平洋关系研究院美国理事会的历任执行秘书，都强烈支持共产主义，对苏俄抱有深深的好感。只有一个丹尼特先生很快就发现了真相而离开。

但是这些事实无法进一步指证研究院有亲共倾向。I.P.R. 的辩护者特意指出其董事会中著名保守派的名字。但调查委员会没上当。

这个项目是由专业的研究人员主持的，董事会并没有参与实际工作。许多赞助人甚至对研究工作一无所知。他们只不过稀里糊涂的提供了保护性的保守主义色彩。这些冤大头平时主要与温文尔雅、一副学术风范的卡特博士打交道。他与艺术和卡通作品中的共产主义者毫无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