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裂幽明—曠古赤禍之源（二十四）

作者：He ChangMing

共匪主動挑起戰爭，卻污衊國民政府發動“內戰”。之所以說是污衊，是因為共匪在日本侵華之際，假借抗日坐大，其唯一目的就是全面叛亂，奪取政權。舉以下六例說明：

一、共匪在民國33年（1944年）12月25日發布《中央關於目前形勢的分析與任務的指示》，其中的幾條是：

（3）、蔣的全部正規軍，包括雜牌在內，已降到不足二百萬，中央軍的戰鬥力已極大下降。

（6）、許多地方系軍隊對蔣早成半獨立狀態，特別是雲南、四川、廣東三系，近數月來更加不滿。

（9）、我黨軍隊又有發展，現已達六十五萬，明年可能達到一百萬，民兵也有發展，明年可能達到三百萬。

（11）、最近八個月，國共力量對比，已由過去多年的國強共弱，達到現在的國共幾乎平衡，並正在走向共強國弱的地位。

（13）、我黨須利用今後兩年增強抗日力量……現在必須充分發展生產與節省人力，使戰爭愈持久，我們愈豐富，愈強盛。數年之後，我們將出現為中國最強有力的政治力量，由我們來決定中國命運……如果在數年之後，我們能達到一百萬至一百五十萬有紀律有訓練的軍隊，而又有充足的糧食及日用品供養這個軍隊，中國的命運就可由我們掌握了。（由此可以印證我在前面提到的，曾任毛匪秘書的李銳回憶毛匪在洛川會議時說：“同蔣介石抗日聯合，是暫時的，同國民黨兩次聯合是暫時的，暫時同盟。和平民主新階段是為了爭取時間，準備奪取政權。日本投降早了一點，再有一年我們就會準備得更好一些）。

二、日寇侵華，社會各界提出許多救國方案。共匪反對所有救國方案。民國21年（1932年）1月1日共匪的中央委員會發布《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這許多救國方案都是為得要使民眾參加國民黨政權……使民眾不去反對整個國民黨的統治……這些反革命派別要求投降帝國主義的國民黨去“對日宣戰”，去打倒“帝國主義”，去要求壓迫和屠殺民眾的劊子手的國民黨去實行“民主政治”，去“保障言論出版的自由”，要求造成全中國經濟劫運的國民黨去“振興實業”，去“改良民眾生活”，這當然是為得要欺騙民眾，保持整個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民國32年（1943年）12月1日共匪發布《中央總學委關於學習<反對統一戰線中的機會主義>的通知》，<反對統一戰線中的機會主義>一文是共產國際的季米特洛夫、曼努意斯基所作，其中說：“無產階級贊助民族解放戰爭，並“和資產階級暫時合作”，可是無論如何，我們不可因為實行這種暫時合作，就放棄階級鬥爭。無論如何，不能把這種合作當作改良主義的合作”。綜上可知，國民黨對日抗戰以及戰後實行憲政、建設民生，在共匪眼裡統統是為了“保持整個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而共產國際的一貫命令是絕不能放棄階級鬥爭。因此，抗戰勝利後，共匪發動戰爭，破壞憲政，正是其一貫主張的表現。共匪不抗戰，養精蓄銳八年，擁有了數百萬軍隊，統治一億人口。國軍卻因抗戰而元氣大傷。此時，實力大增的共匪當然要發動戰爭，以實現其一貫主張。

三、共匪在民國19年（1930年）8月14日的《中國共產黨對目前時局宣言》中說：“（國民黨政權和蘇維埃政權），這兩種政權是不能同時長期並存的，他的前途一定是兩個社會階級之最後的階級決戰，兩個政權只能存在一個……中國共產黨宣布，一切提出要求國民會議的黨派，都是在阻礙着群眾直接推翻國民黨的鬥爭，客觀上都是反動的國民黨統治的擁護者。

四、毛匪於民國33年（1944年）3月5日對共匪內部說，在抗戰結束前發動內戰為最有利，小學課本已加入專門罵中央（指國民政府）的課目，遊戲唱歌亦皆改以內戰為內容。並特印三國演義為教育材料，目的在養成幹部陰謀詭計的技巧。

五、抗戰期間，蘇俄及共匪已開始部署全面叛亂。蘇俄在民國32年（1943年）公開宣佈解散共產國際，實則地下運作。蘇俄如此做的用意是讓中國人和國際社會誤以為共匪和蘇俄沒有關係，誤以為共匪不是蘇俄的爪牙，把侵略戰爭變為內戰，從而麻痹中國人的民族精神，讓國人不能如抵抗日寇那樣抵抗蘇俄。共產國際解散後，共匪乘機表明自己是民族化的政黨，舉以下5例：

1、民國32年（1943年）5月26日共匪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中說：“假使本來沒有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亦必將應運而生，這是歷史必然的定律……革命不能輸出，亦不能輸入，而只能由每個民族內部的發展所引起”。

2、民國32年（1943年）6月27日共匪的《解放日報》社論《再論共產國際的解散》說：“共產國際的解散，又使我們可以更正確的認識中國共產黨……今天再沒有人能夠抹殺事實，不承認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最民族化的政黨了……過去國民黨內一部分人反對共產黨的理由，就是中國共產黨曾是共產國際的支部之一。現在這個理由已經不存在了”。

3、民國32年（1943年）7月21日共匪《解放日報》刊登的陳伯達評《中國之命運》

中說：“中國共產黨……為中國民族中國人民而創造了各種進步力量，完全不是靠外國起家的，沒有一件軍械是靠外國幫助的，也沒有靠過外國錢，作戰戰略也全靠自己”。（無恥！！！我已說過，共匪由蘇俄建立，意識形態、經費、武器皆來自蘇俄，政治方針、具體政策、人事任命皆聽命蘇俄）。

4、民國30年（1941年）5月7日共匪在《中央宣傳部關於展開對國民黨宣傳戰的指示》中說：“要戰勝國民黨反動宣傳，就必須努力於馬列主義中國化事業，努力研究中國歷史和中國社會，真正在我們宣傳戰上做到“使中國人喜聞樂見”的“中國氣派與中國作風”，真正使教條主義、公式主義、洋八股休息退位”。（如今，當反共者說中國被馬列殖民時，共匪反駁說，馬列早已中國化。由共匪的這句話可知，共匪所謂的“馬列主義中國化”並非根據中國的情況來調整馬列，而是“以中國人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來達到中國的馬列主義化，即民國19年（1930年）9月24日周恩來在《關於傳達國際決議的報告》中所說的：“在理論上一定要戰勝一切反動派別，要爭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在中國勝利！”）。

5、為了讓共匪獲得美國的支持，史達林告訴到訪莫斯科的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說：“中共只是“人工奶油”的冒牌共產黨，只是中國民族主義者”。蘇俄在宣佈解散共產國際後，指示在美國的間諜，欺瞞國際，無恥的宣揚共匪不是蘇俄那樣的共黨，而是普通的“民主政黨”和“土地改革者”（這是利用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並無恥的美化共匪治下的陝北（如斯諾所著的《西行漫記》）。同時，他們瘋狂宣揚國民政府“貪腐”。

六、早在抗戰期間，蘇俄就已經在為將侵華戰爭偽裝為“國共內戰”做準備。“民國32年（1943年）8月8日，莫斯科出版的《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發表塔斯社中國分社社長羅果夫的長篇通訊，詆毀國民黨內有製造‘內戰’的頑固派，他在通訊中明白指出中國將發生‘內戰’……美共的機關報《工人日報》等報紙及中共的通訊社‘新華社’更引用這篇通訊”。蔣公在民國32年2月12日的日記中說：“共黨又在美國大造謠言，誣我集中大批兵力於西北，監視共軍，準備內戰云云。美、加兩國要人多中其毒，尤其羅總統之左右要人，中毒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