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He ChangMing
1905年的日俄戰爭後,蘇俄在遠東的最大敵人是日本。民國20年(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中國東北,蘇聯認為這是日本進攻蘇聯的序幕。為了讓蘇聯免遭日本的威脅,史達林要讓中日開戰,將日軍拖在中國。這是蘇俄的一貫政策。民國9年(1920年)9月1日共產國際命令維連斯基:“我們在遠東的總政策是立足於日、美、中三國利益發生衝突,要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來加劇這種衝突”(注3)。民國21年(1932年)3月30日,共匪在《中央致各級黨部的一封信:關於領導和參加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與擴大革命民族戰爭的運動週》裡說:“日本帝國主義已在滿洲成立了滿蒙共和國,組織了大批白俄為進攻蘇聯的先頭部隊……必須認清目前的緊急關頭,把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提到最高的限度”。民國23年(1934年)4月12日共匪在《中央緊急通知——關於在目前華北緊急形勢下各級黨的任務》中說:“日本帝國主義在北滿的瘋狂行動及對於華北的大舉進攻,證明干涉蘇聯的犯罪戰爭已經逼在眼前……各級黨部應該比任何時候更加警覺,來執行國際十三次全會所給予我們的光榮任務,號召群眾武裝保衛蘇聯”。在蘇聯面臨日趨嚴重的威脅時,宣誓要用最後一滴血保衛蘇聯的共匪,為了將日軍拖在中國,從而讓它的祖國蘇聯免遭日軍威脅,它們發動了大量號召全面抗日的活動(共匪的抗日口號是利用民族主義,而其真實目的則是出賣中國,武裝保衛蘇聯。此即共匪假借民族主義毀滅民族的表現),僅舉以下三例:
一、共匪利用中華民國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在全國迅速建立了各種“救亡”組織,如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北平學生救國聯合會、平津學生救國聯合會、全國學生救國會、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上海抗日救國大同盟、北方人民救國大同盟、平津文化界救國會、上海文化界救國會……
二、共匪發動了大量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民國23年(1934年)7月8日共匪的博古在《為着實現武裝民眾的民族革命戰爭,中國共產黨做了什麼和將做些什麼?》中說:“發動群眾向國民黨南京政府進行示威與請願,奪取這些群眾示威請願的領導權在自己手裡”。被共匪操控的職業學生在“民國20年(1931年)12月15日搗毀國民政府外交部,毆打外交部官員。又闖入國民黨中央黨部,將中央委員陳銘樞和蔡元培毆打至重傷。又毀壞國民政府中央日報社,燒毀報館。蔣公在接見這些學生時,允許他們赴前線抗日,但自願者僅百分之一”(共匪捏造說員警打死示威學生30多人,但事實是):“憲兵隊將縱火、行兇罪犯六十二人拘埔,其中卅八名滬生因系脅從,經訊問即行釋放,餘廿五名北平學生交法院也從輕發落。事件中僅一名去排字房搗亂的學生,聞憲兵開到,越窗跳河溺斃”(注4)(諸位在此可與共匪的六四大屠殺對比,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僅僅是和平請願卻被共匪血腥鎮壓)。
三、民國23年(1934年)2月22日共匪在《中央給滿洲省委指示信》中說:“為着勝利的開展滿洲反日民族革命戰爭,為着實際的實行武裝保護蘇聯的任務,滿洲黨必須把散漫的自發的游擊隊在無產階級政策的基礎上組織起來,成為盡可能統一的真正反日的武裝”。(請注意,共匪一再宣揚的東北抗日,實際上是為了保衛蘇聯)。
共匪為了宣揚武裝保衛蘇聯,不斷謊稱資本主義國家充滿危機,唯蘇聯除外。例如,民國22年(1933年)11月7日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十月革命十六週年紀念宣言》中說:“蘇聯是世界上唯一的國家,它不但沒有危機,而且過着工業、農業、技術、文化之空前的繁榮,七小時工作已經實現了,工資已經絕大的提高了,集體農民過着富裕的生活”。而真實情況是,1932—1933年正值蘇聯大饑荒時期,僅烏克蘭就餓死了近五百萬農民。
在下一條我會將共匪有關“抗日”的7條說法整理排序,以證明共匪高喊抗日的真實目的,除保衛蘇聯外,也為了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