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民主化之路(五)

治臺後期

清廷對臺灣的消極態度一直要到19世紀中葉才改變，其原因是由於國際環境的改變。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歐洲勢力衝擊著清帝國統治下的台灣。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同意讓臺灣開港通商（安平、淡水），不久又開放打狗和雞籠二港。此後，臺灣的對外貿易相當熱絡，臺灣盛產的茶、蔗糖和樟腦大量出口，這增加了就業機會與政府稅收，一些新的城市也紛紛興起；同時也導致原住民族被迫東遷、客家人地位上升、買辦興起與水土環境被破壞等社會和環境影響。

西方文化伴隨著臺灣開港再次傳入臺灣。在西方各教派中，以基督教的長老教會影響為最大，著名的來臺傳教士有馬雅各、馬偕、甘為霖、巴克禮等。同時，各國的勢力也紛紛進入臺灣，1867年（同治六年），發生了羅發號事件，十幾名美國船員在恆春一帶被原住民族殺害。最後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與恆春半島十八社首領簽訂了《船難救助條約》，這等於否定了清政府在番地的管轄權，為其後大日本帝國出兵臺灣提供了理由。

1871年，54名琉球人因颱風而漂流到恆春半島，被原住民族所殺。日本派代表要求清政府處理，而清政府以「生番係我化外之民」為由拒絕，結果在1874年（同治十三年），大日本帝國派兵攻打臺灣南部牡丹社的原住民，是為牡丹社事件。之後清政府照會日方，要求日本撤軍，並承認此行動乃「保民義舉」，日方認為這等於放棄對琉球王國的宗主權，而清廷則認為「保民義舉」是指日方提出的受害漁民中有4人為小田縣人。同時自此以後，為因應國際局勢的變化，清政府於是積極擬定經營臺灣的方針。 1884年10月，中法戰爭時，法國海軍將領孤拔也曾佔領基隆，進攻淡水，並下令封鎖臺灣。

1875年，沈葆楨以大清帝國欽差大臣身份再度抵臺，儘管他在臺灣僅停留不足一年，卻對臺灣近代化有所建樹。他推行開山撫番的政策，下令開北、中、南三路通往後山，鼓勵漢人入山開墾，至此臺灣東部才逐漸納入大清帝國的領土，但在以武力開拓東部的過程中，也殺害了不少原住民族。此外廢除渡臺禁令，積極推動近代化建設，如機器採煤；在安平建新式炮臺億載金城等。沈葆楨數度奏請調整臺灣行政區劃。次年增設臺北府、恆春縣、埔里社廳、新竹縣、淡水縣、基隆廳，並改噶瑪蘭廳為宜蘭縣、諸羅縣為嘉義縣及增設卑南廳，全臺至此共被分為二府八縣四廳。之後經營臺灣的是福建巡撫丁日昌，他繼承了沈葆禎的現代化政策，修建了臺灣最早的電報線。

光緒七年（1881）八月劉璈任職分巡臺灣道，即臺灣實際統治者。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劉璈率軍積極抗戰，創下碩果纍纍。。連橫在其所著的《臺灣通史》中亦稱他為「有經國之才」的能吏。為冒領功名，擊其政敵，劉銘傳誣告劉璈十八款。

1885年，中法戰爭結束後，清政府感到了臺灣的重要性，提升臺灣的行政層級，將隸屬於福建省將近兩百年的臺灣獨立出來，改設為行省，並任劉銘傳為首任臺灣巡撫。伴隨臺灣建省，行政區劃再次調整，全臺從南到北分為三府（臺南府、臺灣府、臺北府）、一州（臺東直隸州）、十一縣（淡水、新竹、苗栗、臺灣、彰化、雲林、嘉義、安平、鳳山、恆春、宜蘭）、三廳（基隆、澎湖、埔里社）。劉銘傳在臺灣積極實施建設，在1891年有了大清帝國第一條官辦客運鐵路（基隆—新竹），南北普設可通福州的電報線，同時也設立郵政與新式學堂，臺北城的街頭亮起了路燈。在劉銘傳的積極治理下，臺灣成為當時大清帝國近代化程度最高的行省。其後的臺灣巡撫邵友濂、唐景崧也繼承了其政策方針，不過由於經費緊縮，建設步伐相對放緩。但是，臺灣建省還不到十年，由於甲午戰爭（1894年－1895年）失敗，清廷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清領後期的樟腦為台灣特產，是合成塑膠的原料，19世紀後期國際需求量大增，使台灣產量曾達到世界第一。

此時儘管清廷對台治理轉為積極，但畢竟是帝國，就算是在帝國歷史悠久的黃河流域直接統治也是只到縣的層級，更基層的村落便由當地的豪強家族進行實質統治，更何況是帝國邊陲的台灣，到頭來台灣社會的本質仍與清嶺前期無太多差異，僅僅是行政區劃比之前密集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