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革命運動中的孫中山計功程勞

1894年初，二十來歲的孫中山上書北洋大臣李鴻章，提出「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改革方案。或許孫中山寂寂無聞，或許李鴻章無暇接見，孫的書信被冷待。此事被視為孫中山從傾向改革轉變為投進革命的標記。孫中山作為革命運動的主要領袖，對帝制的結束居功至偉。

孫中山是革命運動的領導者。我們不妨從三個具體角度說明這一個角色。其一，建立革命組織。1894年底，孫中山在檀香山發起成立興中會，次年於香港設立總部，並與輔仁文社合併，成員多為廣東人。至1905年，興中會聯合華興會和光復會，於日本東京成立同盟會，打破地區形式，凝聚分散的革命力量，成為全國性的革命團體，孫中山被推舉為總理。

其二，提出革命口號。孫中山在興中會時期，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至同盟會時期，口號修訂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其後在「民報」把口號整理為「民族、民權、民生」，成為三民主義的雛型。孫中山提倡民主政體，為革命訂立清晰的目標，這些簡明的口號有助民眾對革命的理解與認同。

其三，發動武裝起義。興中會成立不久，孫中山以香港為後援地，發動廣州起義，五年後又發動惠州起義，加上同盟會時期，孫中山先後於南方發動十次起義，其中以1911年初的廣州黃花崗起義最震撼，犧牲甚大。孫中山組織多次武裝起義，雖然都是失敗告終，但產生宣傳效果，漸被國民所認同，為武昌起義的成功奠立基礎。

或說孫中山只是革命領袖的其中一位，他們所發揮的領袖角色其實大同小異。以黃興為例，黃興組織華興會，提出「驅除韃虜，復興中華」的口號，發起長沙起義。同盟會成立時，其地位僅次於孫中山。孫中山長期在外地，總是遙距指揮，但黃興卻長期留在國內，負起實際的指揮工作，黃花崗起義由他在場領導。

當然，革命運動的成功，不能由孫中山一人獨佔功勞，而是眾多革命領袖的努力的成果。除了孫中山與黃興外，宋教仁、蔡元培、秋謹、徐錫麟、孫武等都功不可沒。然而，孫中山作為公認的革命領袖，不是後世給予的虛榮，而是反映在當時革命派的表現裡。其一，同盟會成立時，黃興推薦孫中山為首領，沒有受到很大的異議，其二，一些不是由同盟會發動的起義，起事者也會高舉孫中山的名義，其三，武昌起義後，革命派等候孫中山從外地回國主持大局。

孫中山在那個時代，是最具名氣的革命領袖，除了他在領導革命的角色外，還有他的「海外」角色，這正是他較其他領袖更獨特的貢獻。孫中山在香港及美國接受教育，能以英語演講及遊說，加上1896的「倫敦蒙難」經歷，孫中山被西方傳媒報導而被廣泛認識，成為革命的象徵，有不可取替的重要性。

孫中山奔走於海外各地，足跡遍及歐美及東南亞，透過演講及辦報等，宣傳革命，又為革命籌募經費，喚起華僑的支持，又招募志士，吸納留學生加入革命行列，又積極爭取列強對革命的諒解。這都成為革命活動的堅強後盾。或許孫中山被指責只靠「一張咀」，但那份政治魅力，卻真實地有助他凝聚不同革命力量，平衡各派利益，成為共同領袖。

討論孫中山對革命運動的貢獻，有一項是值得商榷的。或說孫中山能放下個人利益，把權力交給袁世凱，以交換宣統退位，以和平手段完成革命。從客觀的描述，孫中山的決定的確完成了革命的目標，屬於「貢獻」，但這個「貢獻」似乎是審時度勢的被動結果，一則，袁世凱是擁有軍力的實權派人物，孫中山沒有說「不」的條件，二則，當時革命黨人的確對袁世凱寄予厚望，認為他有能力帶領中國從帝制走進民主政權，把袁氏描繪成大奸角，是袁氏稱帝被顯見後的改變。

從前，即十多二十年前，香港的中學生每有甚麼「最欣賞的歷史人物」，「最崇拜的偉人領袖」之類的選舉，孫中山總會居於首席，高票當選。時代變了，孫中山的「容貌」已漸漸模糊。這種走下「神壇」的過程，如果沒有走進鐘擺的另一端，以挖苦「威權人物」為樂，這也未必不是好事，讓我們可以更公允地評論一位歷史人物，不隨便扼殺孫中山的貢獻，同時毋須忽略其他人來襯托出他的偉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