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於無用的戲劇之中：《不可能的邊界》之「簡約詩意」是否發揮其劇場價值？

《不可能的邊界》（以下簡稱《不》）的「簡約詩意[1]」是否發揮了其劇場價值？

提亞戈・羅提吉斯在《不》中將砲聲轟鳴的戰爭世界稱作「不可能的邊界」，和平之處則被稱為「可能的邊界」。而「可能性」作為對不同地帶的描繪，或指充滿希望的文明前程，或同時警示著戰爭降至的失序潛能。透過穿梭兩地之間的人道救援者的視角，一系列接二連三的救援故事逐步揭示了面對悲慘世界的無能為力，也削弱了救援者對世界的樂觀積極。在這樣的氛圍下，人道救援者逐漸迎向「救援行動對戰火而言只是杯水車薪，但仍聊勝於無」的現實，接受世界的殘酷似乎也成為了唯一且必然的最終選擇。

​在無可奈何的基調下，導演採用了大量無場面調度的獨白作為敘事策略，結合白色布棚與數條繩覽打造簡單的舞台佈景，試圖以質樸的劇場形式回應戰爭世界的複雜性。並透過揭露田調期間與人道救援者的訪談對話進行導演的自我現身，逐層疊加了對「劇場之於戰爭的無用性」的思考，也間接地為平鋪直敘的戲劇手法進行補充說明。諸如戲劇開頭受訪者明確表達對劇場的乏味，並穿插說明劇場無法完全再現真實世界的殘酷與荒謬；身為人道救援者的受訪者不斷詢問提供的故事是否足夠轟動，以滿足戲劇的可看性；在受訪者與家人的對話中，身處可能地帶的聽眾，總對於人道救援者故事的趣味性感到不滿足的事實。

​儘管大量留白的安排可以被解讀為一種戲劇面對戰爭而回歸本質的決定，可將設計元素化為最簡的敘事策略卻也多少消耗了劇場的潛能。這不僅減少了觀眾與作品產生連結的機會，同時，前半段大量無調度的獨白也使作品趨近置放於劇場的電台節目，從而產生枯燥和乏味的感受。這也令人好奇，當導演已然意識到劇場作為呈現戰爭的媒介的侷限性時，相較於其他更容易保存與散播的數位媒材，為何仍要選擇透過效益相對不高的劇場論述戰爭？或進一步而言，在多數劇場作品只能帶來相對短暫且難以重複體驗的有限前提下，為何導演仍要以簡樸的方式再度表現劇場的無能為力？

​或許當觀者向戲劇形式提出疑問的同時，也成為了作品中對於人道救援者故事感到不耐煩的聽眾。可無法忽視的是，「沒有足夠經驗得以與少互動的演說般的戲劇產生共鳴」，此感受也正如同劇場之於人道救援者的乏味一樣真實。尤其當觀者願意承認自身對「人道精神作為一種普世價值」的愚昧與無知時，除去建立於人心的自發性道德要求外，《不》所刻意與觀者保持的距離也使其難以再提供更多主動走進觀者內心的可能性。因此，尤其對於非菁英的觀者而言，再多的故事散落也可能僅是徒勞無功。

​最後，我想再進一步以國際藝術節的角度來思考。戰爭的普遍性確實顯示了《不》不僅是一個區域性的主題，作品故意不揭示人道救援者的工作地點，也為觀者提供更多聯想的空間。然而，當普遍性成為國際性建構的主要基礎，便容易陷入過於龐大且高尚的情操當中，作品僅從普世人權的價值中與觀者建立聯繫，或許這使作品「國際化」了，卻同時也讓跨國展演與地方脈絡之間的聯繫變得模糊而疏遠，原先想要產生更多詮釋空間的設計也變得無從依恃。因此，作為一名亞洲觀眾，《不》反倒透露出更多的跨洋傳教般的道德輸出氣息，「簡約」的策略更令人難以忽視「人道價值作為一種菁英舶來品」的可能性。

​綜上所述，如果質樸的劇場形式僅是為了在無能為力的基調上反映出劇場的無用並挑戰當代觀眾的耐受性，那麼共鳴的機會便只剩下精英對普世價值缺陷所必然產生的同情，同時也浪費了劇場作為敘事媒介所擁有的獨特潛能。因此，儘管「劇場真的無法還原現場」[2]，《不》的敘事策略對我來說仍然是過於簡化對戰爭與心境的描繪，甚至自暴自棄地陷入悲情。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劇場必須要有大量華麗的場面調度與佈景，而是在採用「簡約」的敘事策略中，導演應更深入思考如何製造更多元的共鳴可能，避免過度依賴單一的戲劇管道。當《不》將人道精神的普世性價值納入戲劇的範疇中，劇場的公共性又該何以被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