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異」反覆的場域：紀大偉《同志文學史》

或許，在試圖與《同志文學史》互相拆解、檢視「台灣的發明」這問題時，仍會不自主地被另外一個主張所吸引：「『同志文學』不只是一種『文類』（genre），而更是一種『領域』(field)」。我們熟悉波赫士如何談論分類：任何一種想完美又無所不包的分類意圖，最後終將朝向一種自我矛盾的、阻斷思考（如此完全違反一開始的目的）的尷尬狀態，一如日後令傅柯崩潰大笑的中國百科全書。相對「文類」的排除式思維（藉由界定「屬於/不屬於」來確認疆界），「領域」反倒不如字面上看到的，它未必在乎本身的領地大小：「領域」更像是一個可能性空間，收納起原來可能互斥的、光與影般的不同元素，以此一再得以探問自身的可能性。

如同巴特所言：「真正的批評是將自身也納入批評的批評」，一本「同志文學史」的書寫必然不自外於這一再提及的「領域」。一部史的書寫該包括自身，用你寫史的方式將自身歸入，所以所有的歷史必然是當代史。譬如本書的主張「台灣的發明」提出後，馬上滅火說道：「台灣並沒有壟斷同志文學史這個發明」，即是一開始告誡（甚至篩選）讀者，這裡，沒有任何意義是可以被壟斷、收編的。「史」永遠涉及的敘事，或說敘事的策略，至關重要。

這本書也有趣在這，它的意義豐饒之處，不僅在「內容」（畢竟「名單」可以無止境添加），而在其生產性。「領域」當然是可能性空間，然而單是這樣並不足以支撐一部「史」，而是更為主動的、像獵人能動用起所有感官，追蹤起閃現躲藏的獵物般的機制。儘管他將傅柯的作品合理地翻譯成《性機制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讀完整部作品後，我們知道其中除了文學史外，或是宣稱的「另類文化史」、家庭史、社會史甚至政治史外，如影隨形不斷地彰顯出的，反倒是他揚棄的（常見翻譯的）「性意識史」。換句話說，這種特殊的「性」（請讀者保留這個引號），是在什麼時候被意識到？如何被感知？在怎樣的脈絡並如何進入或沒進入（大眾或特殊的群眾的）意識裡（譬如為何白先勇寫的相對「被意識」到？而玄小佛沒有？）？這樣的意識以怎樣的方式被再現、並被指認、甚至符碼化？

或許可以視為這是一種「心靈史（l’histoire de mentalité）」，不過歸類並非重點，而是如何思考作者的局。「領域」的概念並非布赫迪厄「場域（champ）」的直接挪用（而是有另外的援引源頭）。相對而言，「場域」的特性及其必須一起談論的概念（如實踐、慣習、資本），其實並不適合談論「史」：以社會學家自己的分析為例，所有在場域發生的事件或意外(譬如前衛文學對場域規則的顛覆與挑戰與保守派的壓制抵抗），最終仍會收攏在一個場域本身自有的結構中，使場域的存在更為確立（場域的存在也就是一個相對自主性的遊戲規則的存在）；而這般以「場域」概念寫下的文學史所昭示的，莫過於一種宰制結構如何煉成。

在這本書裡，作者必然不採取這種態度。矛盾的是，正是一種更為自由並開放的「史」的需求，「領域」必須是先驗的，在全書許多證與反證中，彷彿存在得如此不證自明—相對布氏研究文本是為了證明「場域」的存在（以其生成學證明），「領域」則沒有存在與否的困擾。「領域」若是「理論問題」，不妨記得，理論涉及的不是某種想像虛妄的困題，而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實踐，在這個「特殊形式（也就是該理論中）」的「再認識」（阿圖塞語）。

問題：「領域」存在，在此我們能「再認識」什麼？關於此，我們得先回答「領域」裡「可能有什麼」，才能窺看「有什麼可能」？作為一般讀者，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作者強調「閱讀行為」的一面（但未必要「作者已死」）。譬如早期報章的「同性戀」字詞使用與潛在閱讀群眾的關係，或是本書中直陳的「讓『讀者』感覺到同性戀的文學」，皆賦予讀者的能動性（agency）積極意義；一種由下而上的、同志文學的「公眾史」，才是「台灣的發明」的具體意義生產處。「同性戀創作主體（作為同志的作者）」、「文學中的同性戀主體（尤以自白形式出現的）」不盡然是最能挑起此感知者；相反的，諸多被忽略的文本中的「心內彈琵琶」情景，在「領域」裡得以顯見。至此，我們隱約感到其意圖：在「領域」裡，能意識到的，終究是意識本身——甚至不僅是關於同志的性意識，而是更全面的、真實的性意識。因此，「領域」中要「再認識」，也就是認識本身。

在這本書裡，與其說作者展現寫作者的才能，他其實展現更多的是作為一個好讀者的能力。他「在領域」裡樂於扮演好一個讀者角色，以一個「意識史」的書寫喚起特殊的讀者意識：能更佳意識到此意識、探索此意識的讀者們。如此也才能將一個「史」，真正地還給公眾與其生產。

為了證明「場域」必須彆扭地維持其（結構）連續性，「領域」則無此義務。我們可以一再重新啟動，在每一次觀看「領域」時，把諸多的可能置放於目光之下，並重新定義。也因為如此，他在面對線性的史，可以不感到尷尬。歷史的分期，亦有利地成為一個個聚焦的非線性史觀的有趣專題。

最終，透過一種「意識」閱讀一種「意識」（兩個可能相同或不同），異中求同（如指出共享的某些歷史脈絡），也同中求異（指出歸在或排除在此文類之中的各種面貌）——這個「同」「異」，當然也可作為性機制解。於是，不管是「場域」或「領域」，本身就含有的「遊戲場」、「格鬥場」的積極意義。非「是」與非「非」之外，還有很多可能。

作者的邀請極有誠意，因為他已以身示範如何成為有意識的讀者，而且就在「領域」裡。有了讀者，「同志文學史」，也才會在讀者那裡，一直以來，與一直以後的可能地生產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