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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雜談｜歷史小說該多歷史？

每個人看待歷史小說的態度不一樣，有人在意小說情節的歷史性，有人不在意，而且不只讀者留心這個話題，小說作者也經常思考這個問題。例如本世紀初中國歷史小說家唐浩明的《張之洞》，以三百萬字長篇鉅著講述清末著名湖廣總督的一生，並在該書出版後宣佈封筆，一度在中國文學界掀起「小說要忠於史實到何種程度」的辯論。

有趣的是，這個小說與歷史界限的思索和爭論，其實基本上是一種歐陸史學傳統下的產物。用最粗略的話來說，歐陸史觀相較於其他的文明傳統，有一個「絕對性」的特色，這一點跟歐洲基督教文明的絕對一神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發生過的事情有一個絕對客觀的版本，獨立於任何觀察者的偏見之外，這是歐陸史觀至今不變的基礎，雖然自二十世紀起，史學界出現各種挑戰傳統的學說，但都無損於這個理想中「客觀科學事實」的概念。

而作為一種文化傳統，中國的歷史觀與歐陸的歷史觀相當不同。中國有官修正史的政治傳統，每有朝代更迭，為前朝修史總是新朝第一要務，以確立新朝克承大統，並昭示滅國不可再復。嚴格說來，在中國史學傳統下，只有官修正史才是史，不見於正史的通常稱為稗官野史，而稗官野史，正如中國已故的紅學家周汝昌曾經明白點出，就是小說。

因此若是放在中國的史學傳統下來看，歷史小說根本沒有是否忠於史實的問題。因為不管多麼忠於史實，小說都不會往歷史更接近一點。確立歷史的要素是政治權力，而不是客觀性和科學性等不存在於傳統中國的概念。在這樣的史觀之下，「成王敗寇」的意義並不只是物理性的勝負，也包括對過去的認知與論述的掌控型塑。

基於這些認識，我在寫作《納蘭成德：垂楊相思樹》的過程中，對於所謂的「史實」沒有多少執念，但我確實儘量借助史料來構築故事的「歷史現實感」，故事中人的語言、服裝、用物、習俗、價值觀等，都由史料中汲取基本元素。此外當然也有一些場景直接得益於史料記載，例如《垂楊》第一章裡，明珠被召至乾清宮商議三藩軍務，他身為兵部滿尚書，御前奏對必然應答如流，這種情節無從任作者憑空想像，非求助於史料不可。

最後簡短一談以大清帝國為背景的歷史小說經常披上的刻板印象。

大約自高陽以來，我們當代以帝國官場為題材的小說就免不了權謀算計，很大程度上人性詭詐與官場險惡成了小說吸引讀者之處，高陽之後則以二月河將這一點發揮得最是淋漓盡致，大開後來中國影視作品無止盡鬥爭主題之門，而後在以青少年為主的網路小說族群中掀起不是朝鬥就是宮鬥的寫作和閱讀熱潮，結果形成百花齊放但百花都是同一種花的單調場景。我個人一向厭惡權謀鬥爭，雅不願追隨一個不良的社會風氣以寫作鼓吹厚黑，再則就歷史論歷史，熙朝初年的政治並沒有小說家那麼多鬼祟心眼，這一點和滿人初入關尚未褪去質樸風格有關，這同樣的見解也見於王國維《人間詞話》：

此處王國維指涉的，其實不只是個別文人的風格，而是時代當中一整個文化群體的大致特徵。

當然，這並不是說《納蘭成德》小說裡沒有鬥爭。政治就是利益的競逐遊戲，只要小說沾上政治，就不能不求如實體現這一點，因此我試圖在故事中不浮誇的表現帝國表裡，儘量讓一切情節以當時的價值觀為依歸，而不是服膺於我們這個時代的道德和情緒。換句話說，我相信歷史小說的原則並不複雜，就在於揣摩把握一個時代的精神，並在某程度上克制作者的私心，儘可能忠於所描寫的時空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