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中的你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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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吃了那女孩》中私密而耽溺的情感、可望而不可得的同性意欲、被異性戀婚家延遲的愛情、關係中的暴虐與自瀆等，反映的是千禧年初台灣社會裡的女同志，試圖逃逸於異性戀正典的腳本，卻因社群集結管道的稀缺，難以廣泛地認識與參照其他女同志個體的生命經驗，因而跌跌撞撞地摸索著自身情感需求的狀態。
我並未試圖賦予《榴蓮小姐》在同性愛的敘事設計上有多麼了不起、顛覆性的成就，然而若試著留意財閥家庭成員們如何對待這段同性愛，那些回歸人與人之間相處的習慣與自然，事實上相當值得作為針對主流社會的低階性別教育教材。相當簡單，只要學習把女人與同性戀，當個和你一樣的普通人看。
香港電影裡女同志再現的種種特色，我們可以將之看成限制，卻也應該承認其提醒我們「女同志電影」的標籤如果具有良性的果效，會否建立在肯定雙性戀情慾（而非將之排除並推向異性戀框架之內）、與女性議題的重疊（肯認女女情慾是女性成長的常見經驗，而非只關注有沒有發展完成）、肯定觀眾群對影像再現進行歪讀的合法性之上。
《從今以後》這段平實的生活場景令人心中感覺溫暖。如果你讀過白先勇的《孽子》，或許都知道「黑暗王國的青春鳥們」代表的是那群在二二八公園遊走的男同志。若我們將鏡頭轉向女同志族群，她們的處境常常更為隱蔽，生活狀態也難以用某種統一的標準來界定。
新作的誕生意味著以當下的視角檢視過往台灣同志電影中的社運再現，以及藉由社運再現來訴說同志故事的敘事套路。《青春並不溫柔》的導演兼編劇蘇奕瑄就在訪問中表明，她要以「後同婚」和「不悲情」的「當代觀點」回應「九〇年代的女同志一片哀悽」。 本文從此片的社運再現說起，嘗試捕捉其所反映的當代女同志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