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至 1990 年代出生的台灣女同志具有某種永恆的混沌性,是生活在時代縫隙間,難以被完整歸類與辨認的一群。這群人在千禧年之初抵達青春年少,是「女生喜歡女生」的幼苗在手掌心悄然萌發的階段,在甫興起的網際網路上穿針引線,用各種密碼與暗號,向浩翰無垠的宇宙發送信號,試探著尋找另一個可能的「同類人」。
2008 年上映的《花吃了那女孩》(以下以《花》簡稱)正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誕生。戲裡戲外,圈內圈外,這部電影召喚出的是一個 Y2K 世代的拉子宇宙,近在解嚴婦運浪潮後,遠在同婚合法前,在台灣女同志的文化系譜中,那是一個辨識自己都很困難,更遑論愛人的世代。
《花》全片由四段故事組成,每段故事互不相關卻都發生在同一棟位於台北市的公寓裡,由一個署名寄給「Candy Rain」的匿名包裹,串連起四組女同志戀人在這棟公寓發生的愛情故事。或許是導演陳宏一過去擅長拍攝音樂錄影帶的關係,整部電影充滿大量的抽象化鏡頭語言,濃烈的色調與大量的配樂貫穿全片,其所採用的鏡頭語言與視覺,像是一個 Y2K 美學的時光膠囊,而當身在 2024 年的我們觀看它,最大的感觸或許並不完全是故事本身,而是那個特屬於千禧年初的視覺美學,彷彿讓曾經經歷那個年代的觀眾,重返新千禧年(the New Millennium)。
對 Z 世代而言,Y2K 是等同於「復古感」的美學詞彙,但回到那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它其實是在世紀之交、對於末日的恐懼,對於新世紀來臨的焦慮,對於科技突飛猛進的期盼以及可能來臨(但未來臨的)的現代性文明大規模坍塌的不安感。這個全球性的、近乎是存在主義式的無處安放,被再現於大眾流行文化中,成為後世所稱的 Y2K 美學。這樣的美學基調,最初可分為幾個類別:一類是在物品(舉凡服飾、電子產品、室內設計、家具擺設等)中使用大量金屬色質地的材質,以未來主義風格為號召,強調物品的科技感;也有使用大量飽和色彩、螢光色彩、塑膠質地為物品主調的流派,以享樂主義(hedonism)為風格,打造出閃閃發光、處處都是夢幻泡泡的極致樂園;而以都市極簡主義為題的影視創作,則用冷色調與高顆粒質感,加上抽離的鏡頭語言拍攝出世紀之交大都會中的疏離感。
將 Y2K 美學的「濾鏡」放到《花》這部電影中,我們可以很快發現它蘊含了諸多 Y2K 美學的安排,既反應了編導的選擇,更切實地呈現兩千年初的時空裡,流行文化美學的口味。舉例來說,「糖果」作為貫穿全片的重要元素,一方面呼應了英文劇名「Candy Rain」,另一方面也呼應了 Y2K 時代閃閃發亮的 Blingeecor 潮流。五顏六色的糖果在視覺呈現上斑斕繽紛,甜膩的糖份包裹住味蕾,象徵著極致的享樂,以第一段故事中的小 PON 與小捷為例,拆開包裝紙、將糖果送入口中,或以某種相濡以沫的方式就口餵著彼此,是具有情慾性的試探,在忽明忽滅的光影下,嘗試著愛情可能的模樣。第二段故事中的廚師 U,則在捷運站穿梭著尋找可能的愛慕對象,從月台追到車廂,手扶梯上追到地下街口,用一種近似偷窺的姿態,在都市的流動中打撈著愛而不得的慾望對象。又或是第三段故事中的冷色調調色,如同那個時代最流行的 Lomography(俗稱 LOMO)配色,意圖渲染出強烈的情緒性,都呼應了彼時 Y2K 美學的興盛,以及這樣的美學背後所呼應的,故事角色本身的焦慮與渴望。
《花》電影除了反映出 Y2K 時代的殊異美學,電影的音樂編排與選擇,更是與千禧年初台灣女同志社群的聆聽文化緊密扣合。其配樂的共同創作者包含陳建騏、黃小楨、張懸、甜梅號、草莓救星、Tizzy Bac⋯⋯等,在世紀之交特別活躍的獨立歌手與樂團,這些音樂人的作品除了替幾段故事帶來鮮明的色調跟個性之外,他們的身分與音樂語言更是兩千年初台灣女同志社群的共同文化符碼之一,並透過網際網路的傳播,讓這些音樂作品成為一代女同志共同聆聽的共享生命經驗。有別於過往在台灣女同志文化若隱若現、難以被明確指認與辨別的狀態,這些音樂標誌出有別於其他酷兒社群以及異性戀正典的聽覺敘事,也讓《花》一片更加立體地呈現出 Y2K 時代拉子的生命樣態。
在這部電影裡,我們可以從黃小楨的〈繼續〉出發,以輕柔呢喃的聲線與迴旋往復的吉他分解和弦,想像小捷與小 PON 嘗試著繼續到未來的愛情;可以從張懸在〈Triste〉裡沙啞低吟的嗓音與憂傷的藍調旋律,體會到 Summer 與 Spancer 被延宕十年的愛情,以及被異性戀婚姻的「社會責任」綑綁的苦澀;更可以在 Tizzy Bac 的〈田納西恰恰〉裡,共同經歷 Ricky 與小雲暴烈又互相虐待的愛情。這些音樂的細節除了參與電影敘事之外,更勾勒出兩千年初女同志文化場景的風貌,甚至是共同參與某種耽溺的女同志情感敘事,並標誌出與現今時空中截然不同的情感軌跡與女同志獨立聲景。
從前述段落中,我們可理解《花》的電影敘事以及聽覺敘事,跟兩千年初的台灣女同志文化具有緊密的連結(甚至故事本身皆是取材自網友投稿的真人真事),在情感上也以一種渲染性的耽溺為出發點,於是整體電影的結構未臻完整,某些片段中的鬆散也偶有說服力不夠之嫌,這也讓《花》在台灣女同志電影系譜中,成為一部毀譽參半的作品,在某些層面而言甚至是「具失敗性」的作品;那麼,回顧這個看似「不夠成功」的作品,對於台灣女同志社群的意義又是如何呢?
儘管評價兩極,觀者不可否認的是《花》裡描繪的失敗戀愛具有高度的寫實性,電影中私密而耽溺的情感、可望而不可得的同性意欲、被異性戀婚家延遲的愛情、關係中的暴虐與自瀆等,反映的除了是千禧年初台灣社會裡的女同志,試圖逃逸於異性戀正典(heteronormativity)的腳本之外,卻因社群集結管道的稀缺,難以廣泛地認識與參照其他女同志個體的生命經驗,因而跌跌撞撞地摸索著自身情感需求的狀態。而在女同志的日常生活語境之外,放眼二十一世紀初期的台灣影壇,以女同志生命經驗為主體的影視作品更是寥寥可數,以至於如何「好好敘述一個女同志的故事」,也在影視產業結構跟資本的局限下,成了另類的困境。
正因如此,這些對於感情腳本失敗的模仿,依然是具生產性地再造了跳脫於異性戀正典之外的生命經驗與文化美學,拒絕服膺於異性戀婚家/婚生框架中的正典時間觀,儘管看似被困住並愛得狼狽與彆扭,這樣的情感敘事仍創造出了特屬於台灣 Y2K 拉子的酷兒情感時空(queer spatial temporality),在一遍又一遍失敗的模仿中找出屬於台灣女同志社群獨立的情感可能。這樣的可能性打破了「過去-現在-未來」線性時間觀的想像,即使在同性也可成婚成家的 2024 年,仍舊有其力道,因其擴充且延異了過往對情感與婚家的線性想像,帶給酷兒的婚家/不婚家想像更多潛在的動能。
最後,筆者還想提出另一種對《花》的詮釋方式。在現今的時空中,不同社會位置的女同志觀影者,或許會對《花》有著不同解讀:不論是喜歡討厭,是肯認或否定其價值,皆是昭示了現今台灣社會,女同志社群的多元性在影視作品的詮釋上的多樣可能。而不論哪種詮釋,都可回扣到《花》一片出產的歷史時空,即青黃不接、多種力量與社群相互角力斡旋的 Y2K 時代,若以此方式理解這部電影的社會與歷史價值,除了能夠感受其中還原的時空圖景,此類的修復式閱讀,也能夠開啟觀者對於女同志生命的複數未來想像。
也因此,本文並不意圖去論證《花吃了那女孩》的價值優劣,也不打算去討論這樣的電影,究竟「值不值得」被放在眾多網站中的「女同志電影必看清單」中。在正反兩極的影評中,這或許也是《花吃了那女孩》讓人嫌惡,卻又不能不談的重量:那段曾經走過的路,不光彩卻很必要,通往過去以及未來,甚至是許多人的現在。
全文劇照/IMDb
責任編輯/黃曦
核稿編輯/張硯拓
本專題與四位長期關注性別議題的研究者共同策劃,以臺灣、香港、韓國作品,帶領讀者共同回望自千禧年以來,亞洲電影/戲劇作品中的女同志身影;同時收錄第 11 屆酷兒影展之台灣短片競賽、金馬 61 入圍作品《從今以後》之評論,及《叔・叔》導演楊曜愷專訪──回望 Y2K 時代,你們/妳們、他們/她們、我們,皆在光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