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法國小說家、哲學家、戲劇家、評論家卡繆 (Albert Camus) 有一句名言：「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卡繆 1913 年生於阿爾及利亞的蒙多維 (Mondovi)。父親在一戰陣亡後，他隨母親移居阿爾及爾貧民區外祖母家，過著極為艱難的生活。1924 年靠獎學金進入中學就讀，1933 年在阿爾及爾大學攻讀哲學和古典文學。

1935 年開始，卡繆從事戲劇活動，創辦過劇團，寫過劇本，當過演員。戲劇在他一生的創作中佔有重要地位。同年，他加入法國共產黨阿爾及爾支部。1936 年，卡繆大學畢業，發表題為＜新柏拉圖主義和基督教思想＞的論文，但因肺病未能參加大學任教資格考試。1937 年 11 月，由於與穆斯林作家、伊斯蘭宗教領袖來往，對法國共產黨在阿爾及利亞的政策有異見，被開除出黨。

卡繆出版了隨筆集《反與正》，首次表現出自己思想的鋒芒。書中內容涉及人在被異化的世界裡的孤獨感、人面對自身的罪惡和死亡威脅時該如何做出選擇等，充滿存在主義氣息。

二戰爆發，卡繆參加了反對納粹德國的地下抵抗運動。他任《共和晚報》主編，又任《巴黎晚報》編輯部秘書，兼主編地下刊物《戰鬥報》。

1942 年，他出版小說《異鄉人》，透過主角莫梭冷漠地參加母親的葬禮，幾天後殺死一名阿爾及爾的阿拉伯男子，旋即遭審判，被判處死刑的故事，帶出人是存在於孤立疏離之間，以及人生是荒謬的。他未幾又撰寫哲學隨筆《薛西弗斯的神話》，以薛西弗斯被懲罰永遠重複將一塊巨石推上山，暗示人類生活的荒謬之處。對自殺進行哲學思考，竊以為是全書主題。

1943 年，卡繆結識了沙特，兩人成為非常親密的朋友。可惜沙特慢慢傾向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而卡繆則對蘇聯社會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二人卒之分道揚鑣。

1947 年，卡繆發表長篇小說《鼠疫》(台灣譯作《瘟疫》)，這部書令他榮獲諾貝爾文學獎，進一步確立了其在西方當代文學中的重要地位。1951 年發表哲學論文《反抗者》，內容主要延續著《薛西弗斯的神話》，探討如何用「反抗」的態度面對荒謬的人生。

1956 年，卡繆發表中篇小說《墮落》。1960 年 1 月，卡繆從普羅旺斯往巴黎途中遇上車禍，當場死亡，年僅 47 歲。

要了解「我反抗，故我們存在」的確切意涵，其實要連著荒謬、自殺等概念一起說。

跟許多存在主義者一樣，卡繆是個無神論者。在「上帝已死」(即沒有客觀的價值來源) 下，人被迫自己作出種種選擇，繼而為自己所選擇承擔一切後果，這是沙特的進路。卡繆從另一角度切入，人「被投擲」(「被投擲」一詞乃海德格語) 到沒有上帝的世界，過著重複刻板的生活，此一 everydayness (日常性 / 平庸的日常生活)，令人找不到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偏偏人是汲汲於尋找人生意義和價值的存有，渴望找到而終無所得，於是生出一種作嘔的感受，這種作嘔的感受即是荒謬感。

卡繆經典的「薛西弗斯的神話」，薛西弗斯被罰將巨石推上山頂，之後巨石滾回山下，他又再將巨石推上山頂，如此永無止境地重複下去，這其實是要點出人生的 everydayness。試想想，我們每天不是起床、擦牙洗面、上班上學、回家吃飯、睡覺嗎？當人不甘於過一種機械式的生活而起荒謬感，一個問題就會浮現，急需被回答，此問題便是：我該不該自殺？「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自殺」是從這個層面說的。

按照常識，我想過一個有意義有價值的人生，人生卻處處告訴我它是無意義無價值，「當對幸福的憧憬過於急切，那痛苦就在人的心靈深處升起」，自殺的確是唯一適切的選擇。然而，卡繆並非如此看，他教人「帶着病痛活下去」，「除了沒用的肉體自殺和精神逃避，第三種自殺的態度是堅持奮鬥，對抗人生的荒謬」，「堅持奮鬥，對抗人生的荒謬」就是反抗的態度，就是「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卡繆說：「反抗者在拒絕荒謬的同時，無時無刻不在追求著意義，不是因為自由所以要反抗，而是透過反抗，才能擺脫奴役而帶來真正的自由；不是由於希望才要反抗，而是透過反抗，才能在絕望中帶來希望。」感覺有點像魯迅「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人生有無意義價值，有希望抑或無希望，不必看他處，只須看我自己。我用反抗的態度過我的人生，我的人生即有意義、價值、希望。否則，日日如是，隨波逐流，獨一無二的存在被 everydayness 吞噬淹沒，意義、價值、希望自然無從說起。「如果你繼續去尋找幸福是由什麼組成的，那你永遠不會找到幸福。如果你一直在找人生的意義，你永遠不會生活。」

經歷了思想的轉換，不再騎驢覓驢，人便可以獲得「真正的救贖」，「真正的救贖並不是廝殺後的勝利，而是能在苦難之中找到生的力量和心的安寧。」人亦懂得去愛人，而不是渴望被愛，「不被愛只是不走運，而不會愛是種不幸」。人親自為各種事物賦予價值，從而堅強地活下去，此跟尼采「重估一切價值，繼而重建新價值，以獲得生存下去的理由」是相通的，屬積極的虛無主義 (將失去終極價值的危機視為創立新價值的契機)。

正因為我意識到人生的荒謬而用反抗的態度看待之，不選擇自殺，我才能保住自己獨一無二的存在，才能開顯價值、意義、希望之源，懂得去愛、去關懷以得享幸福，故此，「在荒謬經驗中，痛苦是個體的；一旦產生反抗，痛苦就是集體的，是大家共同承擔的遭遇。反抗，讓人擺脫孤獨，奠定人類首要價值的共通點。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卡繆又說：「人們有權享有的幸福，靠反抗才能獲得；轉身反抗不公不義，你才由奴隸變成自己！」對於後兩句，不做奴隸，做一個獨立自主的個體，香港人現在應該有很深的體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