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心理學家Philip Zimbardo做了一個實驗.他把一輛高檔的汽車停拍在一個收入較爲低的城市Bronx,置之不理.24小時候后,汽車内的貴重物品全部被人給掏空了.幾天后,車窗及車上的裝飾都被人破壞了.在同一時間,Zimbardo把另一輛汽車停放在生活條件較好的城市Palo Alto,汽車卻沒有收到任何破壞.直至Zimbardo用錘子打爛了車窗,一些人才開始加入了破壞車子的行列.
對於以上的實驗,Philip Zimbardo作出了以下的結論:
1.在一些犯罪率高的地方,犯罪的行爲會出現得越快.
2.在一些犯罪率低的地方,相類似的犯罪行爲會因爲大衆的漠視及默認而逐漸出現.
Broken Window Theory
基於以上的實驗及結論,犯罪學家George L. Kelling提出了破窗效應.她認爲若人們忽視或默認了一些微細的不良行爲或現象時,會誘使人們仿效,導致不良行爲或現象加速惡化.這和“勿以小善而不爲,勿以小惡而爲之”不謀而合,當小惡已經司空見慣,大惡也也會慢慢開始醖釀.Kelling 認爲,執法者應儘早識別高危險的群體,加緊對這些群體作出預防及控制,以免罪案因此而增加及惡化.
Borken Window Policy
1993年,George L. Kelling根據Broken Window Theory聯合New York Police Department (下稱NYPD)推行了一系列的措施以防止罪案的發生及保持生活的安定繁榮.措施包括禁止在公衆場所飲酒,撒尿,塗鴉;關閉擾人的夜店場所等等.
2001年至2017年的調查數據顯示,根據Broken Window Theory所實施的一系列措施能有效降低犯罪率.數據中亦有注明除了這些措施外,也有其他的因素導致城市犯罪率的下降.例如城市的失業率下降,教育的普及等.
在2005年,NYPD挑選了34個犯罪熱點來進行測試,當中17個犯罪熱點積極預防及破滅一些罪行較輕的罪案,希望把罪惡扼殺在搖籃裏.另外,當地政府鼓勵大衆積極維護自身居住環境,例如清理垃圾,修補街燈等.反之,另外的17個犯罪熱點則保持原有的方法管制.隨後的調查報告顯示,實施了以Broken Window Theory為基礎的措施后,報警的次數減少了20%,學者認爲這一類撲滅輕微罪行及營造美好生活環境,能有助於減少罪行的發生.
如果香港實施以Broken Window Theory為基礎的措施,可否避免到是次的抗爭呢?
根據Broken Window Theory,我們應該儘早意識到問題的發生,通過控制,讓問題停止惡化及解決.那麽,由一開始將香港的抗爭扼殺在搖籃裏,現時的香港局勢會否有所改善呢?
答案是不會.
Broken Window Theory是不適用於這此的抗爭中的.香港的當權者一早便清楚香港所存在的問題--「一國兩制」.他們并不是不想控制,而是沒有一個好的途徑及方法去控制.情況正如錢鍾書先生的圍城一樣,裏面的人(香港)想出來,外面的人(中國)想進去,但二者均不得要領.根深蒂固的管治問題從1997年便埋藏在香港了,香港當權者已錯過了控制問題發生的機會.應該説,香港的當權者根本沒有能力和權力去處理這個問題.始終香港的國際地位都是立於中國的基礎上,不論香港如何努力撇清與中國的關係,都不能否定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香港人的抗爭某程度上是自由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抗爭的縮影.問題的根本就是植根於香港人的自由被壓迫,香港的當權人只能夠適當地賦予給香港人的同時,不違背上頭所下達的指令.所謂的當權人只能夾雜在兩者之間,香港的實權就好像布影戯上的影子一樣,當燈一熄滅,影子也不復存在.
由此可見,香港的抗爭根本不是簡單地用Broken Window Theory可以解釋或解決得到,中間的錯綜複雜,是不能透過簡單的一兩句而簡述出來的.香港的問題應該是由香港人自己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