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動員下的認可、應付與交易(下)

關於在金門的瘟疫，這是第三也是最後一篇文章，我們把角度切換到金門人如何面對防疫動員。

前文提到過：
當年的金門曾以驚人的效率與數量殺老鼠與蒼蠅(一年殺掉22萬條老鼠)，但這樣的防疫動員本質上是弔詭的：因為疫情對戰爭不利，因此防範瘟疫是軍方必須解決的「問題」，但是金門老鼠數量大增的原因卻是因為島上的軍糧大增所致：所以，戰時政務想解決的問題其實根源正是戰時政務本身。

不僅如此，防疫措施原本是因為有瘟疫的威脅而執行的，但是，即便瘟疫的威脅消失了，治理者仍可以不斷要求民眾「防疫」，將之作為要求民眾遵守命令的手段。因此，儘管只有一兩次規模不大的鼠疫，但防疫的命令卻在金門持續了20餘年。

對於長時間的防疫動員，金門民眾自然無法得到客觀的資訊去理解命令的荒謬、激進和不合理，但隨著疫情的威脅不再而軍方仍持續頒佈防疫命令，金門人自然也感受得到這些命令越來越沒有實際意義，於是，他們也發展出不同的對應方式。

若問經歷過的金門人對防疫措施的回憶，得到的答案可能充滿矛盾：

他們會肯定滅害蟲與鼠患的措施的確具有成效，不過，談到經驗他們往往會提到自己「捕殺技術」的勇猛效率，但又笑談如何「欺瞞應付」的竅門。而有些人還會壓低音量的談到其中或多或少涉及不同目的「交易行為」。

這些看似互相矛盾的態度很可能出於同一個金門人之口，因為金門人的回憶難免將不同時期的經驗、官方與民間的論述和不同階段的認同建構全部混合在一起。

先談金門人認為「防疫措施有其必要和成效」的成因。

自金門成為戰地以來幾乎沒有瘟疫爆發的事件，但前文我曾談到金門咒罵的詞彙有「起嶺」一詞，意思就是詛咒他人得鼠疫，所以，金門在1949年之前的確爆發過鼠瘟。

金門有瘟疫的原因很容易解釋，因為金門曾經是航運要地。
在清末開放五口通商就包含廈門(當然亦包含金門)，金廈至南洋新馬是重要的貿易航線。如今金門話裡以「巴剎」(Pa-sar)稱菜市場就是海洋貿易的外來語，第一篇文章中 @張蘊之 、 @KM 和 @tanlikming陈力名 都有在留言裡推測這個詞的語源(可以推到西班牙甚至葉門和中東)。

除了保留在語言中，瘟疫也現身在信仰裡：金門的聚落至少有三間廟，一是宗廟祭祀宗族祖先，二是祭祀神明，三是祭祀亡靈，其中，幾個靠海的村落裡都是祭拜「鎮壓瘟疫」的神明作為聚落的守護者，我的故鄉的廟宇建於清末，顯然在那時就有過瘟疫。

這個背景就能說明為何防疫措施能夠獲得正面的評價：成為戰地之前金門應對瘟疫的威脅只能透過「信仰」來抵禦，而1949年後，軍方要求防疫的理由雖是為了軍力，但實際實行的措施卻讓金門人感受到了改變：疫苗接種、現代醫療診治和衛生建設的現代化，不僅作到了防疫也連帶提升了金門的衛生與醫療品質。

當時控制瘟疫的措施核心是「衛生與醫療的現代化」，而這些建設又以「新生活運動」的宣傳名義下實施，因此金門人對這些進步的描述總套用「現代/老一輩」、「建設/未發展」、「衛生健康/迷信髒亂」這些框架來評價當年的改變。

當時醫療相關的軍官回憶裡提到：「當地人落後衛生條件不佳...」以解釋需要防疫的理由，連金門當地人也認為這是主要的原因，甚至連帶地將之歸功於「軍管的貢獻」。不過，前文早已提過鼠患的發生並不是源自衛生水準，反倒是來自糧食變多，而且當時的軍人水準並沒有高過居民多少。

談到金門人對「滅鼠/害蟲措施」的「肯定態度」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當人們解釋正面的理由，其實都是跟滅鼠/害蟲的動員無關，因此，即使是肯定的評價裡也流露出金門人心底明白滅鼠除蟲的動員只是徒勞，真正造成改變的是衛生與醫療的建制。

既然金門人心底都知道滅鼠和除害蟲只是無理的命令，對待命令的方式就有值得玩味之處，金門人談及相關的經驗時，很常同時炫耀自己的「執行能力」和「欺瞞訣竅」。

前面提到，金門最初的防疫與衛生建設是在「新生活運動」的名義下推動，也因此造成「落後/進步」的差異印象，這時，金門人的自我認同是「從農村邁向進步」的一份子。不過在此之後，金門又推行了以「莒光精神」為象徵的「軍民一家」，70年代為了對台灣強化戰爭威脅的印象更採取高壓的「全民皆兵」政策，在這兩個版本的自我認同造就了上述兩種看似衝突的態度得以融合在一起。

金門人在誇耀如何擅長捕老鼠和怎麼找蒼蠅的技巧，似乎將自己看作一個抗疫的戰士; 相對地，談到怎麼切鼠尾巴充數、如何用茶葉魚目混珠為蒼蠅又像是以狡膾的小兵自豪，但是，戰士與小兵其實都不是金門人想強調的重點。

這些說詞的邏輯是按照下面的句型組成的：
「在XXXX的時候，我可是OOOOO，比NNNNN強」;
「在XXXX的時候，我就用OOOOO，比NNNNN聰明」。

不論強調自己的執行能力或欺瞞技巧，重點都在最後附加的：「比較起來我更好或更聰明。」，而這個比較對象是軍人。

金門有長時間駐守了十萬上下的兵力，在60年代開始就逐漸有台灣長大的義務役和年輕的軍官來到金門島上，前面提到了金門開始推行「軍民一家」乃至於「全民皆兵」都將金門人的主體建構為戰鬥力的一部份。

如果有服兵役經驗的人，相信就很容易理解金門人乍看相互矛盾的說詞，軍中「老鳥」對「菜鳥」的談話就常常這樣：一方面真的有要求我比你有能力作好; 一方面面對過度的動員我比你懂得如何交差鑽縫。

金門人同時抱持兩種相反的應對重點不在於兩種應對的差異，而是炫耀自己總能選擇「比較好」的那種態度。因為到了戰地政務中期，對滅鼠、除害蟲甚至還出現過捕麻雀這些命令常常都跟權力集中的司令官的意圖有關，金門人雖然不是軍人，但卻已經很熟悉在軍事體制中這些命令權力運作本質，甚至比來來去去的台灣阿兵哥懂得更多。

於是在金門人的記憶裡，不論強調執行或欺瞞命令，其目的都在於嘲笑軍人，這一方面來自宣傳上不斷強化金門居民作為軍事力量的身份，另一方面也藉由嘲弄來宣洩自己對軍方的不滿。

金門人對從商向來興趣不高，至少表面上是這麼說的。
在軍政體制下經濟制度與其他制度一樣缺乏專業且管控至上，金門幾乎沒有太多合法的交易行為，甚至有一度還僅能流通金門專用的貨幣。而這個時期也正是「實際滅鼠防疫」的時期，當時，上繳老鼠尾巴是嚴厲管制下的一環，這時居民的「交易」是基於一種鄰里互助的心態，由於抓到的老鼠數量不一，因此大家要靠借來借去交差。

不過，如前面所述，1960後期起隨著軍人組成的改變，金門人對軍人的態度也逐漸改變，此外，民眾也比較適應高壓管理的「彈性」範圍如何。因此，雖然表面上合法的商業行為仍然狹隘，但是檯面下的商業活動開始出現動能，到了70年代，台灣經濟已經發展了而金門人仍然貧窮，前述金門人的「老鳥」資格變成與到島上當兵的台灣阿兵哥交易的籌碼，軍人有時也要繳交老鼠尾巴和害蟲，而金門人就發展出了「防疫生意」，一條尾巴可以賣到10-20元台幣不等。

因為有了商機，將尾巴「分段」、靠關係關說迴避檢查等行為也就漸漸出現，到了這個階段，「防疫」可說完全無關於瘟疫而是關注島上的軍人和民眾是否「守法」的問題，根據研究資料顯示，金門在1970年代中期有超過40％的民眾都有私下的商業行為，研究者表示：「這肯定是地球上企業家比例最高的地區之一。」

金門人表面上都對從商興趣缺缺，原因之一就是從商就多半涉及了違法行為，處罰事小但名聲不好更為糟糕，不過，隨著台灣與金門的經濟條件急遽拉大，金門居民以「刁民」般的價格與阿兵哥交易其實是必然的結果，在這些地下經濟中，連老鼠尾巴都能成為商品大概是最獵奇的象徵了吧。

金門居民以高昂的價格出售老鼠尾巴給台灣阿兵哥的現象，實在是個詭異的交易行為，不過這也映照出這個島嶼上的情況有多麼扭曲：
以「防疫」為名要求繳交老鼠尾巴多年，已經讓老鼠變成了稀缺物種，而這裡的居民多年來服從防疫命令竟練就了善於捕鼠，進而，變為足以賺取外快的「技能」，這項交易也是眾多「阿兵哥生意」的商業活動之一，它們通常在地下進行且這是金門「保衛」的台灣在經濟發展後，金門唯一能分到的「收入」...。

以「在金門的瘟疫」為題的文章就大概停筆於此，在這篇文章中還有金門的鬼神、軍民關係、認同和被建構認同這些議題無法詳述，而經濟活動更是金門論述的大哉問...

當然，三篇文章中仍維持我寫金門的一貫主題：「例外」，在地理上、法理上和歷史上的例外，在台灣處於解嚴這個例外情況時金門甚至也是例外中的例外。而聚焦在防疫這個主題，我想金門的經驗重要的仍是第二篇中所述：「緊急狀態」究竟基於何種事實？而處理緊急狀態的措施又會如何演變成為管制、規訓和政治操作的托詞，金門的防疫動員在戰地政務的制度性壓迫中算是相對輕微的一隅，但它仍足以映照出權力極端的集中時，其動員是如何在體制中運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