乒乓外交
六十年代尾，美國經歷十多年的越戰，耗資了至少二千五百億美元軍費，與蘇聯比較起來，美國的國際地位相對日漸下滑，客觀上美國需要尋求抗衡蘇聯的力量。而中國「兩彈一星」的成功使其國際地位躍升，成為美國爭取結盟的對象。
另一方面，由於蘇聯在中國邊境部署大量兵力，中、蘇關係開始惡化，北京政府也希望恢復對美國外交，以求制衡蘇聯，提高國際政治形象，及爭取聯合國成員的席位。但多年的政治意識形態的隔膜，使得兩國缺乏一個合理的契機。後來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基辛格( Henry Alfred Kissinger ) 也曾說：「尼克遜（ Richard Milhous Nixon）總統入主白宮後，非常關心與中國發展關係，但卻苦於找不到打通兩國關係的渠道，無法跟中國聯繫」。
1971年期間中國與美國兩國乒乓球隊互訪的一系列事件；實際推動 70年代的中、美兩國外交關係恢復。一場破冰外交，中、美兩國乒乓球隊互訪，轟動了國際輿論，成為舉世矚目的重大事件，被媒體稱為「乒乓外交」（ Ping Pong Diplomacy ）。從此結束了中、美兩國20多年來冰封交往局面，使中、美和解隨即取得歷史性突破。1972年2月21日，尼克遜訪華，中、美關係終於走向了正常道路。
乒乓球起源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英國，上世紀二十年代，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已大力發展這項運動；五十年代，香港乒乓球壇人才輩出，在國際賽屢創佳績，其中三名星級球手：傅其芳、姜永寧；及 容國團先後返回中國發展，為中國乒乓球隊立下不少汗馬功勞。
當年共產極權中國，搖身一變成為長期壟斷奧運乒乓球壇，躋身世界乒乓球壇前列，由早期的中國男子隊以由香港返回內地的 傅其芳、姜永寧等為核心開始，在1953年首次亮相國際賽場，參加了第20屆世界乒乓球賽，取得男子團隊第十名。此後幾屆世界乒乓球賽，中國男子隊逐漸進步，於第 23、24和25屆世界乒乓球賽皆取得男子團隊第三名。隨著前香港隊名將容國團的加盟，傅其芳、姜永寧、容國團合稱當代中國的「乒壇三傑」，雖然曾經是中國乒壇三傑，最終下場都係慘死。
傅其芳
傅其芳 他生於一九二三年浙江寧波鄞縣五鄉鎮人，小學時開始乒乓球訓練，後來到了香港謀生，在乒乓球房做上陪練。早年已在上海乒乓球壇成名。
49 年來香港定居，曾擊敗來港比賽的英國世界冠軍李奇（Johnny Leach）和伯格曼 （Richard Bergmann），並多次代表港隊出賽。一九五二年中共十大元帥之一 賀龍 出任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後，積極拉攏海外運動員回國效力，特別批准月薪 200 元給 傅其芳，在當時屬於相當高的薪酬。
1952年9月，賀龍擔任國家體委主任。他遵照毛澤東「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方針，提出「體育要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組織多種形式的全民健身運動，舉辦全國運動會，建設基層體育組織。
1965年1月，向毛澤東推薦徐寅生「關於如何乒乓球」的講話。他注重體育運動作風建設，提出不怕苦、不怕難、不怕傷的「三不怕」和思想、身體、技術、訓練、比賽「五過硬」的口號，使中國體育運動水平在短時期內迅速提高，一些項目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乒乓球、舉重、游泳、田徑等項目先後產生了一批世界冠軍和世界記錄。
1953年 傅其芳希望報效祖國回到內地發展，他先後在一系列國際賽事上取得佳績，並且潛心鑽研乒乓球技術，見解獨到。他明確指出，中國的乒乓球員應該堅持走自己的路，發展中國傳統的直拍快攻打法。
從1958年起，傅其芳擔任國家乒乓球男子隊教練。他知人善用，指導 容國團奪得了第25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男子單打冠軍，這是中國人在世界體育大賽中取得第一個冠軍。接著，在1961年北京第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他率領中國隊擊敗了日本隊，第一次為中國捧回斯韋思林杯。在他執教期間，中國男子隊獲得了第26屆、第27屆、第28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的男子單打、男子團體世界冠軍。為此，國家體委在1961年、1963年兩次授予 傅其芳體育運動榮譽獎章。1964年起，傅其芳擔任了中國乒乓球協會副主席一職，同年任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傅其芳還與梁焯輝教練合著「乒乓球訓練法」。
文化大革命期間，因 傅其芳從香港回歸祖國身份，傅其芳被指為中國國民黨組織「三青團」的特務、奸細而遭到批鬥。他被拖出來遊街批鬥、毒打。1968年4月16日，在北京體育館，傅其芳離開關押他的房間，來到旁邊的一間小房反鎖房門，在掛窗簾用的銅槓上自縊身亡，終年45歲。是三人中最先被造反派逼死的一位。
姜永寧
姜永寧 1927年出生的 姜永寧是廣東番禺人，童年屈辱艱難中渡過的。姜永寧童年，生父親遺棄了他的母親，母親改嫁後他跟着繼父家。繼父收入微薄，靠送水為生，養家非常困難。姜永寧和哥哥理解家裏的難處，他們背上籃子，到碼頭從垃圾埋執煤渣，每次瘦小的兄弟倆執夠一籃從碼頭回來時，都是一身黑。後來年紀大一點，姜永寧就去富人家打工謀生，更倒過夜香。
此時，香港乒乓球運動在民間火熱，可是 姜永寧 22歲時才開始學習乒乓球，他先在乒乓球房為別人執球，後來他又當了陪練，一步一步至 1952年，他終於熬出了頭，那一年，他獲得了香港乒乓球男子單打冠軍。隨後，中華體育總會廣東分會邀請他代表廣東參加第一次全國乒乓球賽，結果他不負眾望力克群雄，獲得了新中國的第一個乒乓球男子單打冠軍。後來，賀龍 元帥託人找到他，希望他留到內地，代表中國隊參加世界大賽。1952年 傅其芳與 姜永寧一起從香港返中國，他獲得了全國首屆乒乓球錦標賽冠軍、第一屆全運會冠軍。姜永寧一共參加了四屆世乒乓賽，為中國隊晉級世界四強立下汗馬功勞，他也是第一個打敗世界冠軍的中國乒乓運動員。1963年，姜永寧調任北京隊總教練。他是中國乒乓球運動的奠基人之一。
姜永寧是生活儉樸，喜歡攝影、讀書和看報。他工作刻苦，沉默內斂，與世無爭。他被調到北京體委後，每天五點半起床，六點半便到達訓練館，由示範動作至當小孩子陪練，他都盡心盡力。晚上他還要撰寫訓練計劃。
當文革的狂風吹進先農壇體育場時，姜永寧的名字出現在「大字報」上「揪出日本大漢奸姜永寧」，「姜永寧四十年代就是日本大漢奸，解放後他迫不及待地回來，這一切值得革命群眾深思」，姜永寧驚呆了。
據 姜永寧的女兒 姜小英回憶，「北京體委的領導接連被批，坐土飛機、剃陰陽頭，掌摑、倒頭頂灌紅、藍墨水的場面我都親眼見過，可是沒法想到已是北京體委黨委成員又總是沉默寡言、兢兢業業的父親也會被這場狂潮卷了進去。」
1968年5月10日下午5點，北京市體委專案組人員闖入 姜永寧的家。他們讀出：「甚麼人站在反革命立場，就是反革命派」的語錄，接著向 姜永寧的妻子 孫梅英宣佈，姜永寧已被專政。專案人員胡亂抄家，抄走了一包照片。
一張 姜永寧少年時代的照片上，發現 姜永寧衣服上有個小太陽旗。因此，專案人員逼迫姜永寧承認，他是「日本狗特務」。姜永寧一再解釋：「那時賣的衣服常有太陽旗，我和日本人沒有任何往來。」但是專案人員根本不理睬他，幾個壯漢對著 姜永寧拳打棍拍。5月16日清晨，好友 王錫添 看到了 姜永寧 腫脹的臉，輕聲問：「他們打你了？」姜永寧搖搖頭，不敢說出實情。
那天，在先農壇體育場宿舍樓，姜永寧把造反派勒令他打掃的廁所，完成打掃後獨自走進四樓的一個房間裏。人們回來後發現 姜永寧 失蹤了，便四處尋找。這時，王錫添 看見 姜永寧 站在窗口，以為他想跳樓於是大叫：「不要想不開，做傻事。」可是，姜永寧 紋絲不動。發現 姜永寧吊在窗口，已經斷了氣。這是 傅其芳 自縊身亡後一個月的同一天清晨。
姜永寧離世後，妻子 孫梅英也被扣上了「特嫌、漏網右派、反革命家屬」的帽子。除了捱過批鬥，她還要寫檢查，忍辱負重。孫梅英後來告訴女兒小英，在被關押期間，她捱過打，有一次因為不承認是「資產階級」差一點被幾個年輕人打死。在艱難的日子裏，孫梅英想到兩個年幼的女兒，便強忍痛苦、堅持活下去。
孫梅英，是中國第一個全國女子單打冠軍、第一代國手，代表中國隊參加了第六屆世乒乓賽，是中國女隊從乙級第三名晉級甲級第二名（世界亞軍）的第一主力隊員。1961年，孫梅英開始擔任國家乒乓球隊教練，1979年任職乒乓球協會副主席，此外她還曾當選第六屆和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1993年3月22日，孫梅英突發腦溢血，病逝於北京，終年62歲
容國團
容國團 一九三七年出生於香港一個漁民家庭，成長於筲箕灣新村（今日耀東邨）。由於家境清貧，接受了幾年教育後，他便輟學到家附近的漁行工作。師承業餘乒乓球員的舅父，加上自己在東區的各張乒乓球枱勤奮練習，兩年後報章就提到東區出了一個「小霸王」；他及後加入了報章形容為「本港勁旅」的東區鮮魚買手商會俱樂部乒乓球隊，及後他更以自創的「四法門」稱霸香港乒壇，以年僅17歲獲得香港乒乓球埠標賽的男子單打冠軍。
其後 容國團改到修頓球場附近工聯會的圖書室工作。書室外有一間康樂房，內有一張乒乓波枱，他就經常在此練習。
1957年是 容國團一生的轉捩點。一月底他獲選代表香港到菲律賓參加亞州乒乓球錦標賽，但臨出發前他的名字卻被刪去。當時有消息指因為他的工聯會背景令他被除名，而當時報章則指菲律賓領事館辦事塗污，導致他及其他隊友的簽証有問題未能出發。
1957年2月容國團在全港乒乓球賽上與隊友一舉奪得男子團隊、男子單和男雙打三項冠軍。4月23日日本國家隊在港作表演賽，港隊派他對戰時任世界冠軍荻村伊智郎，在主場球迷的支持下，直落兩局撃敗對手，引起哄動，及後更為港披戰衣，飛往越南西貢（現稱胡志明市）出賽。
不過當時他的家計比較困難，打乒乓球和工會的工作收入低，而且父母身體不太好；打敗荻村令他成名，本地甚至日本有些俱樂部力邀他加盟，加上赴菲作賽的鬧劇，使他認為球壇有人從中作梗，令其開始思考去向。
（以下 節錄於：張五常 APRIL 28, 1989 雄軍盡墨話當年 — 憶容國團）
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容國團和我傾訴決定分道揚鑣。他打算去中國大陸，而我卻要到北美洲去碰碰運氣。他決定北上的原因是這樣的。該年初，他獲得香港的單打冠軍，跟著在四月二十三日，在九龍的伊利莎伯體育館以二比零擊敗了荻村伊智朗。荻村並非一個普通的世界冠軍。他的正手抽擊萬無一失，百戰百勝，於是紅極一時，沒有誰不心服口服的。但容國團當時在一間左派工會任職，備受外界歧視，賽後在伊館的更衣室內，冷冷清清的只有我和他兩個人。戰勝荻村是一宗大事，竟然沒有記者來熱鬧一下，他顯得有點尷尬。我打開話題，對他說：「你的反手推球越來越快了，應該有資格向世界冠軍之位打主意吧。」他回答說：「今晚我勝來幸運。不要忘記，在第二局十九平手之際，荻村發球出界。」我說：「打五局三勝，你的體力可能不及，但三局兩勝，我認為你贏面居多。」
到了五月間，馬尼拉舉行亞洲乒乓球賽，容國團竟然成了遺才，不被選為香港隊的選手之一。連亞洲賽也不能參加，世界賽又怎能有一席之位呢？我和一些朋友就認為：他要進入大陸才有機會闖天下。北行就這樣決定了。想不到，昔日我們的好意勸勉、支持，到後來反而害了他。
我是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離港赴加拿大的。船行的前一天，阿團清早給我電話，要我在下午到他任職的工會見見他。會址在灣仔修頓球場隔鄰的一幢舊樓上，我到過很多次了。那會所是一個不及一千平方呎的單位，其中一個小房間作為圖書室之用（阿團是圖書室的管理員）；另一小房間，放一張康樂球桌（他是此中高手），也放著一盤象棋（我有時在那裡閉目讓單馬，倣傚著馬克思筆下的「資本家」那樣去剝削一下那工會的會員）。餘下來的一個較大的房閒，放著一張乒乓球桌。這是容國團的天地了。
日間無聊（他那份工作的確無聊之極），沒有對手，他就在那球桌上單獨研習發球。可以說，今天舉世高手的發球有如怪蛇出洞，變化莫測，都是源於這個不見經傳的工會之鬥室中。也是在這斗室之中，容國團 創立了持直板的四個重要法門：發球、接發球、左推、右掃。我們今天看來是很基礎的打法，在五十年代卻是一個革命性的創新。容國團的方案一定下來，日本的乒乓王國就一去不返了！
話說那天下午我應約去找他，會所內只有我們兩個人（日間那裡一向少人到的）。他知道我隔一天就要出國，而過幾個月他也要到中國大陸去了。在那時，遠渡重洋，差不多是生離死別的事，更何況大家天南地北，要通訊也不容易了。做了七年朋友，有幾段時期朝夕與共，談天說地，大家都有點少年人的豪氣干雲，對什麼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的。可是，在那天下午，我們都出奇地沉默，似乎只要見見面就行，毋須多談什麼似的。
「行裝都整理好了吧？」他輕聲地說。「差不多了。」「到那邊還打算搞攝影嗎？」「攝影機是帶去的，但將來不會靠攝影謀生吧。」他看著我，想著些什麼，說：「我不知道你將來會是什麼行業的大師，但你總會是其中一個！」我想，是說笑吧。在香港不得志而遠走他方，前路茫茫，連起居飲食也不知道日後如何，還談什麼大師了？我知道他很羨慕我能到北美洲去，但我羨慕的卻是他的才華。我於是回答說：「我的機會可能比你好，但你是個音樂天才，也很可能是將來的世界乒乓球冠軍，大家以後努力吧。」
最後，他說：「沒有錢，不能送給你些什麼，把我的球拍送給你怎麼樣？」我喜出望外。為了要珍存那球拍，我把它留在香港；想不到，兩年後他贏得世界冠軍，那球拍就給朋友「搶」走了。他又說：「最近我想出一招新的發球技巧，今天要你到這裡來，是想教你怎樣打這一招。」我當時心想，到北美洲還打什麼乒乓球呢？但見他盛意如斯，我怎能推卻？
那是一招反手發球，同一動作，可以有上、下兩種不同的旋轉。以今天的眼光看，這樣的發球當然是平平無奇，但三十多年前，那確是創新。後來我憑這招發球得了加拿大冠軍，見到那些球技比我高得多的對手臉有「怪」色，輸得糊里糊塗，我實在覺得有點尷尬。
離港後，我再也沒有見過阿團。後來朋友來信說他去了大陸；但一般人都知道，當年從外國寫信給中國大陸的朋友，可能會給後者帶來牢獄之災。於是，我們二人之間音訊斷絕了。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一個晚上，我在多倫多一間影院裡看電影，正片前放映新聞簡介，突然從銀幕上見到容國團勝 西多（ 匈牙利名將 ）的最後一分，我霍然而起，電影不看了，步行回家後整晚也睡不著。
十年後，我從芝加哥轉到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任教，駕車到溫哥華一行，遇到了一位從中國大陸來的乒乓球員，就很自然地向他問及容國團的情況。他回答說：「他在去年（六八年）死了，是自殺的。」晴天霹靂，我淚下如雨。
（節錄：張五常 APRIL 28, 1989 雄軍盡墨話當年 — 憶容國團 完）
投奔共產黨，開始通常都很風光。容國團首年內他代表廣州市參加全國錦標賽，成為全國冠軍並加入中國國家隊。1959年；他到西德的多蒙特參加第25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男子單打的比賽中連贏七場打入決賽。在決賽中，他以三比一撃敗匈牙利，奪得自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世界冠軍！1961年他與隊友更擊敗日本，為中國贏得首個世界乒乓球團體賽冠軍。在中國，締結婚姻也有掣肘。運動員不能結婚，做教練才可以，所以他和妻子拍拖數年，也只能在他出掌中國乒乓球女子隊教練，並在1965年帶領團隊勝出女子團體、雙打及混合雙打的冠軍後才能結婚。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12月尾 容國團由海外比賽歸來，發現訓練停頓，設施變成菜地和豬欄，紅衛兵到處貼大字報，原來國家乒乓球隊被視為修正主義的產物。因為奪得的七個世界冠軍之獎杯全是以資產階級來命名，所以運動員得到越多冠軍就越反動。一個月後傳出他因為「亂搞男女關係」的緣故被免職。
香港人這個身份令他的隊友 傅其芳 和 姜永寧 被指是特務而遭批鬥，1968年4月16日 傅其芳上吊一個月後，姜永寧接連上吊離世。5月12日，被稱為「512通知」的文件指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是 賀龍 的獨立王國，執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球隊每次開會都有人被點名，眾人坐立不安。有隊員憶述 容國團情緒已經不穩，會暗暗用廣東話粗口咒罵。
由於是 賀龍 邀請 容國團 回國，他被指是 賀龍 的人而遭到造反派毒打，又因為經常和傅、姜兩人聚會，被指屬於「反革命特務小集團」。他被關押在廁所，內有一個大喇叭，專案組三不五時大叫要他指證供出隊友；不過，即使身心遭嚴重摧殘，他仍絕不出賣隊友。
為證明愛國心，加上第 30屆世乒賽即將展開，他受戰友所託上書要求繼續參賽，卻犯下為「祖國爭取榮耀」的禁忌，被批為「修正主義」。他自小已很喜歡欣賞古典音樂，亦被指迷戀「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
1968年6月20日深夜，容國團在離家幾里的龍潭湖附近養鴨場上吊自殺。他在遺書哀求別人不要懷疑他，而上吊的大樹周圍有大量煙頭。他死後沒有葬禮，火化費是由家人和他的工資承擔。他的太太相信 容國團因為生於香港，未曾經歷過政治鬥爭，文革時驚惶失措；而內心亦認為自己的主要任務就是打球及培養球員，為國爭光，這個任務被剝奪了，生活也再無意義，最終走上了絕路。
容國團 遺書 （網上資料）
在留給家人的遺書中，容國團這樣寫道：爸爸、秀珍、小秋；我要連累你們，真是罪惡，咒罵我吧，痛恨我吧！永遠忘記我吧。
容國團死前，一共寫下了三封遺書。除了留給家人的以外，其餘兩封分別寫給了當時國家體委的造反派和革委會。信中寫道：「我中 賀龍修毒太深？！我愛面子甚於生命！我歷史清白！最大的錯誤是兩次站錯隊！不要懷疑我是敵人。向毛主席請罪！」
容國團 的犧牲換回很多手足的生命，因為此事令總理周恩來震怒，知名運動員和教練在周恩來警告左派後才獲釋。
- 當代中國的「乒壇三傑」最終都是自縊身亡；直到他死後十年1978年春天，國家體委為 傅其芳等人舉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大會。他們對祖國的赤子之情，他們為乒乓球事業所作出的卓越貢獻，獲得了公正評價。
- 姜永寧 的不白之冤，直到「四人幫」倒台，鄧小平、胡耀邦主政，才與容國團、傅其芳一起獲得昭雪平反，洗脫罪名。
- 1978年6月23日國家體委召開落實幹部政策大會，為 容國團平反昭雪，恢復名譽，並舉行追悼會及骨灰安放儀式，把 容國團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國家體委才為三位香港人平反。
為紀念中國乒乓球界 容國團、傅其芳、姜永寧三位元老，1985年，在 王錫添的建議下，國家體委專門設立了「三英盃」乒乓球賽以紀念中國體育史上的乒壇三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