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莎記得，文化大革命可說是無聲無息地降臨。她女兒的一位朋友，是個叫做蘇妮雅的中德混血女孩，到她家要「破除迷信」，意思就是拆掉李莎家中的佛像。奇怪的是，李莎並沒有告訴女兒，她自己年輕時蘇聯正在實施反宗教運動，當時的她也是扔掉了母親的神像。一九六六年中，李立三獲悉他從此不必參加中共中央華北局的會議，同時間她女兒也加入了其他學生，到「資本主義者」的家裡去抄家。某天，李莎和格蘭妮雅正坐在李莎家的院子裡，他們聽到街上的暴民闖入鄰居家中又打又砸，不過她家的院子有圍牆圍住，不至於受到侵擾。於是李莎和格蘭妮雅靜靜地坐著不出聲，等到暴民離去。
很快地，大字報貼滿了北京城內，內容都是在批評李立三、李莎和他們家的生活方式。某天他們接到一通電話，詢問他們家的狗是否睡在床墊上、是否有喝牛奶。很不幸地，他們家的狗確實過得相當舒服，所以李立三只好開車將他的狗帶到城外放生，然後他在街上走著，看著大字報上寫的內容，而他的司機則在旁保護著他。他們的女兒們都加入了紅衛兵，所以李莎隻身一人待在家中。李莎記得，就算女兒們回家了，大家的話也不多，都是各自回到各自的房間。有次一位在軍事學院教書、曾在紅軍服役的朋友，要李立三至他家中避避風頭，李立三答應了。但李莎一看就知道是個外國人，無法陪李立三同去，所以李立三只好放棄。這一切實在太瘋狂了，李莎有次回到外國語學院，請一位同事告訴她大字報的內容，都是些針對她的荒謬控訴。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號，李立三被帶去參加了他的第一場批鬥大會。紅衛兵突然出現，將他帶去批鬥大會。李莎記得：「紅衛兵把他押回家時，他根本站不起來。紅衛兵先是把他拉到客廳，然後將他扔到床上。我坐在他身旁，什麼也沒問，我不想再加深他心中的創傷。」很快地，紅衛兵就到李立三家中審問他。問完後，就在他家中大肆破壞。那年的五月又熱又溽，某天晚上我十一點鐘回到家，來到院內卻被嚇了一跳，我們家竟然燈火通明，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怎麼這麼亮？院子內，就在戶外的露天平台上，停了一輛車，還有一群人在車旁叫囂。我上前發現其中一人手中拿著一個很舊的洋娃娃，那是很久以前我的一位朋友從國外買來，當成禮物送給我女兒的。洋娃娃的頭髮凌亂不堪，但那碧藍色的眼睛還是隨著紅衛兵的動作而一眨一眨的。一個紅衛兵憤怒地搖了搖洋娃娃，轉頭盯著我們管家。「看看這是什麼！妳小時候就玩這玩意嗎？」那年長的太太嚇得說不出話來，而那個紅衛兵又將另一個黑人女孩洋娃娃塞到她鼻子前面，說道：「原來你們資產階級就玩這些東西。」我恍然大悟：我們家被抄了，他們正在找我們是資產階級的證據。而證據就在他們手上：玩具、他們塞到我鼻下的薄薄的尼龍襪、人畜無害的小裝飾、相簿，以及其他他們能掰出來的證據。紅衛兵們則將這些東西堆到車上，隨後揚長而去。
李莎進到屋內，發現她家被翻箱倒櫃，而她先生則是躺在床上。隔天她把家裡整理好，但搜查和騷擾卻持續著。某天晚上，一群紅衛兵來到他們家中，他們自稱是從天津來的，要將李立三帶去天津。當李莎用俄語問李立三一個問題時，卻惹毛了這群紅衛兵，好在鄰居叫了著軍裝的士兵前來協助，紅衛兵這才罷手離開。
但事情越每況愈下，某天，李立三告訴李莎，說他看到女兒在書桌前不知道在筆記本裡寫了什麼，於是他要李莎去把筆記本翻出來，念給他聽。雖然這讓李莎心中充滿了罪惡感，但她還是照辦了。
甫翻開第一頁，我便嚇得跌坐在椅子上。我女兒在筆記本中寫道：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在一場針對造反派和紅衛兵的會議上宣布，李立三並不是「死老虎」，而是反革命分子，還暗通外國，李莎則是一名蘇修特務，也不需要對她客氣，因為她已經是中國人了，而不是外國人。接著下來的內容，可讓我心頭淌血了：「我絕對信任的母親，真的是那麼卑鄙、那麼可悲嗎？戚本禹都公開講了，代表這是真的，這樣我以後還能相信誰？」我可憐的女兒！要我不落淚真是太難了。要在純潔無瑕的孩子心中播下猜疑的種子，是多麼容易啊。
李莎告訴李立三筆記的內容後，李立三陷入了一陣沉默。李莎的反應就像個憂心的母親，不過她感受到，李立三此時心中所想的，是政治後果。
現在街上所貼的大字報，都是針對李莎犯下叛國罪的控訴，而且還特別指出，李莎不單是與蘇聯大使館有所聯繫，和其他大使館也有聯絡，據說她女兒們還充當她的打手，經常一道造訪這些使館。按照大字報所寫的，反李立三的全國組織已經建立。李莎被外國語學院召去參加會議，而在會議上她被指控為間諜，還被要求做自我陳述。她回家後，對李立三感嘆：「如果這些都發生在蘇聯，恐怕我們早都被關了吧。」李立三看著李莎，像是想知道還有什麼言外之意似的，但卻不發一語。
隨後李莎和李立三都被傳去接受批鬥大會的審判。
現場擠滿了人。上千雙眼睛緊盯著前方的高台，台中央的是李立三，兩側各站著三人，都受到了批鬥。這些都是（中共中央）華北局的領導階層，而我則站在最左側。我們每個人胸前都掛著一塊牌子，寫有我們所犯的各種「罪行」，我的牌子上面寫著斗大的「蘇修特務李莎」。
李莎向台下望去，看到台下大部分的人都是學生，有些還是她學校裡的。她和其他幾人在台上站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不過最後卻沒有揭發出更驚人的罪行，於是人們開始起身離去。批鬥結束時，廳堂內也只剩下約一半左右的人。他們回到家後，李立三癱倒在床上，勉強振起精神，苦中作樂地說：「李莎，你的級別提高了，現在你和華北局書記們可以平起平坐了！」
之後，所謂的反李立三的鬥爭中心搬到了他們家。李莎記得紅衛兵在他們家中搜出了電動攪拌器，並認為這就是李莎用來與蘇聯大使館通訊的道具。廚師想解釋這是用來做蛋糕的，而且李莎也不知道要怎麼操作這個機器，但百口莫辯。這個家的成員都遭到禁足，他們的電話也被切斷了，俄語言學院的一名紅衛兵被派來教育李莎，至於上課的教材則是毛澤東名言名句的俄文版，而李立三也有一位這樣的「家教」。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兩人又再次受到批鬥。批鬥結束後，他們在一個房間中獨處一會兒，在李莎必須離開之前，她有時間用桌上的保溫瓶為李立三倒一杯水。李立三以俄語向李莎說道：「你多保重！」這是他對李莎最後的遺言。兩天後，李莎從家裡被帶到她自己的學校，紅衛兵告訴她，要麼承認她的罪行，或是接受群眾批鬥。第二天她就被逮捕了，關在臭名昭著的秦城監獄，那邊關的都是位階較高的政治犯。她穿上了黑色的囚服，編號七十七號。最後，她被關入了單人牢房。在經歷了幾個月的喧鬧混亂之後，當牢門在她身後關上時，她本能地在恬靜中感到一股舒坦。她與外面複雜而危險的世界隔離開來，能夠在牢中活著。看似簡單，實則不易。
本文節選自《紅心戀歌：20世紀兩場革命中的跨國愛情體驗》，遠流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