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更長電報」戰略是反華不反共

By Don Tse and Larry Ong
1月28日，美國國際事務智庫大西洋委員會（Atlantic Council）發表一份長達85頁的報告，題為「更長電報：邁向美國對華新戰略」，作者匿名，自稱是一位「具有深厚專業知識和對華經驗的前政府高級官員」。當天，《政治家》（Politico Magazine）雜誌轉載該報告的摘要，標題為「為了對抗中國的崛起，美國應把重點放在習近平身上」。正如《政治家》雜誌的標題和該雜誌的「中國通訊」所明確指出的那樣，「更長電報」呼籲美國「通過利用中共精英階層的分裂，把取代習近平放在其對華政策的核心位置」。

「匿名者」採用美國外交官喬治·凱南（George F.Kennan）的「長電報」形式探討美國戰略。[1]他認為，美國對華戰略必須順著中共內部運作的「複雜現實的紋理」進行，目前，中共政權的「政治現實」就是中共內部「圍繞習近平的領導力和其巨大野心存在著嚴重的分裂」，尤其是「他威脅到中共高層政治梯隊中許多人的生命、事業和地位」。由於黨內許多精英希望習近平下台，而中共總書記的修正主義野心對「整個民主世界構成了嚴重挑戰」，因此，美國的戰略應該圍繞著領導層的更迭，而不是政權的更迭。

「匿名者」認為，「把整個中共當作單一的目標，是個過於簡單化的戰略，因為這種內部分裂，在分析家的眼裡，在聰明的政策制定者的筆下，應該是清晰的。」相反，美國的政策制定者應該瞭解中共「內部政治動態」的「細微變化」，「在具體對華政策上找出最佳槓桿點，以實現真正的改變」。成功實施「更長電報」所概述的戰略，將看到「中國回到2013年之前的道路——即習近平之前的戰略現狀」，由「更溫和的集體領導」，如「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的領導」，取代習近平。

「匿名者」的身份已成為中國觀察家們的猜測話題，但華府內部人士一定會熟知。我們認為，雖然「更長電報」可能由一人撰寫，但所提出的論點卻暗示有更多的建制派精英參與其中，包括外交界和情報界的中國問題專家，以及投資於共產中國的企業高管。例如，「更長電報」呼籲瞭解中共的「內部政治動態」，避免將中共視為一個整體，這一說法可在2020年9月的眾議院情報委員會評估美國情報界「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相關的能力和競爭力」的報告中找到。另外，在2019年7月由百餘名美國學者、前外交官和軍官、商界領袖聯署的「中國不是敵人」公開信中，中共非一元化、黨內高層存在「溫和」聲音的觀點也被突出地提出。同時，前川普政府官員幾乎可以被排除在「更長電報」的可能作者之外。因為在美國當前的政治氛圍下，建制派智庫和媒體給上屆政府的理念提供平台，會讓自己面臨著巨大的風險。

作為中共派系政治領域的權威，我們同意「更長電報」中的前提，即美國的戰略應該「聚焦於習近平、他的核心圈子以及他們統治的中國的政治環境」。通過對中共的長期研究我們得出結論，中國幾乎所有的問題都是由中共的精英政治造成的，而精英政治的核心是黨內的派系鬥爭。因此，利用中共精英階層的分裂，可以說是實現中國真正變革的最有效途徑。我們認為，川普政府有意無意地向習近平施壓，通過對華戰略方針，尤其是通過貿易戰、意識形態戰和觸及「敏感」的人權議題，已引發中共派系鬥爭升級，對派系之爭及其派系大佬的政治遺產產生巨大影響。根據我們的分析，川普政府戰略的成功實施，特別是如果能進一步完善及少一些猶豫，最終將迫使中共精英在2022年黨的二十大之前攤牌。由此引發的政治危機將迫使習近平或者為了自保而解體共產黨，或者與政權同歸於盡；在後一種情形下，當習近平要對政權的罪惡承擔個人責任，成為中共替罪羊時，分裂的中共精英不太可能與習一起救黨。從邏輯上看，鑒於川普政府的對華戰略對中共派系鬥爭的影響，有可能誘發政權崩潰。雖然中共政權崩潰無疑會在全球範圍內影響建制派精英的利益，但不一定會導致中國陷入混亂以及全球經濟動盪。

出於對中共的瞭解，我們自然會強烈地反對和譴責「更長電報」所主張的目標，即通過領導層的更迭而不是政權的更迭，使中共回到「2013年以前的道路」。所謂中共精英中存在「溫和派」或「改革派」的說法是一個誤區，因為黨的領導人只是在選擇如何實現馬列主義政權稱霸世界終極目的的方法上，以及在派系鬥爭中的個人表現上有所不同。像鄧小平、江澤民這樣的所謂「自由派」、「溫和派」，從來沒有放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他們通過「韜光養晦」策略，努力推進黨的稱霸世界議程。昔日的「溫和的集體領導」打造了「中國防火牆」，堵住自由世界信息；開始了中共的軍事建設；以2009年烏魯木齊暴亂為借口，發動對維吾爾族穆斯林的迫害運動；強行摘取法輪功學員和其他良心犯的器官；迫害藏傳佛教徒、家庭教會基督徒和其他宗教信仰者；更切合今天情況的是，2003年掩蓋了SARS冠狀病毒的傳播，開始了冠狀病毒的研究，可能最終導致了新型冠狀病毒的大流行（假設「實驗室洩漏」是冠狀病毒爆發的更合理的解釋）。更為危險的是，同樣是「溫和的集體領導」，在國外的「搞定精英」取得了明顯的成功。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後，中國學者翟東昇強烈暗示，美國總統拜登的勝利是中共「利用美國權勢核心圈的權力和影響力」的結果，而這是中共政權在過去「30到40年裡一直在做的事情」。華爾街「對美國的內政和外交事務有非常大的影響」，翟東昇說，「傳統精英、政治精英、建制派，他們與華爾街的關係非常密切」。

重新建立「更溫和的集體領導」取代習近平，意味著中共科技極權主義政權以及其相應的侵犯人權和海外擴張的長期存在。中國、美國和其他地區的體制內精英們短期內不會受到中共野心的困擾，因為他們將從「沒有習近平的中國」中獲利，但這個中國仍將牢牢地掌握在暴虐的共產主義政權手中。在共產主義的殘暴壓迫和全球主義的剝削下，中國人民將繼續經受苦難。此外，倖存的中共政權將繼續危害美國和其他自由世界的人民。簡而言之，「更長電報」的「反習不反中共」主張，其核心是反中國，也是反美國，因為它呼籲美國維持一個邪惡的政權，而不是奮力摧毀它。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對美國，這都將是一種最終只服務於建制派精英利益的戰略。

此時此刻，我們必須發出警告。「匿名者」和「更長電報」背後的人認為，如果他們的策略「成功實施」，「沒有理由」不出現習近平「及時被更傳統的共產黨領導形式所取代」。作為中共精英政治的長期觀察者，我們認為，黨內派系鬥爭是非常激烈和凶險的，策劃者幾乎很難保證更迭領導層「成功」（政權更迭是另一回事）。

「更長電報」背後的人大談實施領導層更迭的成功幾率，說明他們或者沒有完全瞭解中共派系鬥爭的複雜性，或者本身就是當前派系鬥爭的參與者，認為有足夠的智慧公開討論成功罷免習近平，這個被廣泛視為等同於毛澤東、斯大林的共產黨黨魁。

第二種情形的含義是巨大的：很有可能，建制派精英和習近平的派系對手多年來一直在海外開展針對習近平的心理戰，為他的最終下台做準備，而習近平對權力的控制遠沒有宣傳的那麼絕對。妖魔化一個獨裁者很容易，不引起懷疑，同時又要穩步地努力將其趕下台。無論如何，中共精英政治的複雜性和兇險性意味著，任何不改變政權本身而推翻黨的領導層的嘗試都是極度冒險和魯莽的。

在喬·拜登就職後不到一周，在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就職兩天後就發佈這份報告，「更長電報」的幕後推手借鑒凱南和他的「長電報」，肯定是希望引起拜登政府的注意。我們不排除「更長電報」是拜登政府通過代理發佈中國藍圖的可能性，或者是與拜登政府相關人員共同準備的「試探性氣球」。為了合理的否認，這兩種假設都需要報告以匿名方式發佈。時間將揭示拜登政府與「更長電報」之間的真實關係。

迄今為止，拜登政府在如何對待中國問題上一直含糊其辭，令人不安。一方面，兩屆政府政策之間似乎有連續性的跡象。在任命聽證會上，布林肯同意其前任的調查結果，即中共在新疆實施了種族滅絕，「川普總統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態度是正確的」。與此同時，拜登政府譴責中共最近對台灣的軍事施壓，並在解放軍戰機入侵台灣領空後不久，向南中國海派遣一個航母戰鬥群。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也發表了同樣可以為「更長電報」所述戰略量身定做的言論。布林肯國務卿表示，他在數個領域不同意川普政府的做法，但沒有詳細說明。國家情報局局長海因斯（Avril Haines）在任命聽證會上表示，她支持對中國採取「咄咄逼人的立場」，以應對「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現實，即中國已變得格外自信並且強勢」，但沒有說明她如何看待習近平和中共。而在1月25日的新聞發佈會上，白宮新聞秘書詹·普薩基（Jen Psaki）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尋求以「某種戰略忍耐」處理中美關係。聯想到奧巴馬政府對朝鮮的「戰略忍耐」導致朝鮮發展核能力，普薩基的「戰略忍耐」無法讓人信服拜登政府會對中國真正地強硬。耐人尋味的是，沒有任何拜登政府的官員具體指責中共的惡劣行為，在提到中共政權時，一概用「中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指稱。

美國如何應對中共威脅，將對世界產生深遠影響。拜登政府可以選擇堅持川普政府的反中共方針，並以此達成應對「中國挑戰」的根本解決方案。或者，拜登政府可以採取「更長電報」提出的「反習不反中共」戰略，或者其他軟弱無力的做法，讓中國人民和自由世界的人民聽任共產黨的擺佈，為全球共產主義打開勝利之門。

附註：[1]「長電報」

1946年2月22日，任駐蘇聯副館長的喬治·凱南向美國國務院發了一封長達數千字的電報，對蘇聯的內部社會和對外政策進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最終被美國政府所採納的對付蘇聯的長期戰略，也就是圍堵政策，對20世紀後半葉的世界政治產生了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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