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廣州《信息時報》採訪

按：廣州《信息時報》馬向新小姐來信採訪，內容已於昨日刊出，鍊結在這邊和這邊。恪於篇幅所限，刊出時略有刪節，以下貼出的是完整版本。

作為一位樂評人出的新書，《地下鄉愁藍調》算不算一本樂評集？

答：首先我實在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得「樂評人」。在大陸，或許「樂評人」是個斬釘截鐵的標誌，在台灣，情況卻是完全兩樣——近二十年來，台灣的媒體幾乎從來沒有能夠創造出真正對音樂市場或唱片工作者產生具體影響力的評論空間。較諸同樣在報章版面上步步撤退的「影評」和「書評」，「樂評」是更蕭條、更貧弱、更不知所謂的文類。除非我們放寬標準，把「引介」也算作「評論」。

近年先是網絡普及，繼而博客大興，許多頭角崢嶸的「個體戶」不需要再靠傳統媒體的版位來發揮影響力，所謂樂評寫作的圈子纔總算比較有了生氣。然而較諸大陸諸樂評人的成績，影響力還是差得太遠。

這些年我確實寫了不少關於音樂的文字，但其中恐怕只有極少極少——嚴格說來恐怕不到十篇——算得上自己心目中的「樂評」，而那些文字並沒有收在《地下鄉愁藍調》這個集子裡。

是甚麼原因，會出這樣一本記載台灣音樂歷史的書？

答：《地下鄉愁藍調》的內容其實不只講的是台灣音樂歷史，對我自己來說，書裡關於西方搖滾樂史的部份，投入的情感和工夫，或許還更多一些些。這個集子收錄的是我從九十年代中期到2006年的系列文字。這十多年的時間，我累積了近百萬字的音樂文章，選入這本集子的，主要是其中抒情味道重一些，「說故事」的意圖多過「作論」的一小批文字。

這本集子從發想到成書，磨磨蹭蹭，前後耗掉了不只五年的時間。箇中因由，書中後記多有交代。真要說「原因」，除了逼自己完成積欠這麼久的一件功課，也是想要「出清存貨」，才不會老堵在這個關節上。有了第一本書，後邊再想做什麼，膽子或許也會大一點兒。

寫樂評是否有一種標準（包括文章體裁、長度、對於具體音樂的分析等），今天應該怎樣寫樂評？

答：我也很希望有人可以告訴我「今天應該怎樣寫樂評」，我再想想是否樂於從命。

在內地或者香港，某些獨立樂評人（不依附任何大眾媒體），似乎都要寂寞而艱辛地堅持自己的事業，袁智聰的《音樂殖民地》辦了十年又停止，搬到網絡上做現在繼續想做紙媒雜誌，你覺得在台灣的樂評人情況如何？

答：我倒覺得未必非要時時提醒自己保持「寂寞而艱辛」的狀態，弄得一張悲壯的臭臉，唯恐旁人聞不出你的革命純度。各人為各自的選擇負起責任並且付出代價，如此而已。閩南語有諺云：「歡喜做、甘願受」，大概就是這個意思。我是覺得，當事情變得不好玩了，或者搞到必須為了「實踐理想」而不斷「自我剝削」，可能就是不妨歇一歇腳的時刻。

我非常敬佩袁智聰先生，《音樂殖民地》曾經隔海啟蒙了我們一整代人，我們欠他很多個謝謝。然而我相信他也不會時時提醒自己是多麼「寂寞艱辛」，而寧願開開心心地做著這些的。

音樂、唱片行業被很多人說每況愈下，和娛樂市場不同的是，現在似乎越來越少人買唱片和有耐心聽完一張專輯，作為樂評人，你覺得將來會否隨著唱片行業的式微成為夕陽行業？

答：唱片業或許會式微，音樂製造業則不會，只是販賣音樂的方式改變了。而不管在任何藝術領域，只要還有生意要做，市場品味的引導者和大小圈圈的意見領袖——評論家、記者、經紀人、媒體人、資深擁躉......，他們是永遠都不會缺席的。

書的背面寫著“獻給父親和母親走過的年代”，你覺得父母對你今天從事的工作和整個人生，有多大的影響？最重要的影響是甚麼？你和父母的關係如何？

答：父母的影響，當然是至為鉅大。離開學校時，我曾以為自己會進入出版業，或許以翻譯和編輯維生，打死也沒想到會走上創業的道路，更沒想到工作竟然老是跟音樂脫不了關係——我曾以為，個人興趣一旦變成賴以維生的工作內容，將是最大的悲劇。這些年操練下來，悲劇倒還不至於，專心聽音樂的時間愈來愈少，卻是事實。總之，我可以說是莫名其妙地走上了當年父母親走過的道路。

父母親給了我們一對兄弟一個滿載著書本和音樂的家，進進出出的朋友也不乏那個時代最有才華的創作者、最受景仰的文人、最富理想的文藝青年。我很早就不大會「怯場」，也比較能用平常心去看待所謂「藝文圈」或者「演藝圈」的種種，畢竟在那樣的環境裡成長，多少也算「見過世面」吧。

父母親幾乎從不引導甚至暗示我們該讀什麼該聽什麼，他們對我們兩兄弟的教育方式，精神上是更近乎「野放」的。父母親從我們很小的時候就習慣以大人對大人的口吻和孩子們說話，他們盡其所能提供我們「長見識」所需要的材料，然而又從未用自己的期待去強加在我們身上。也因為這樣，我們兄弟倆必須學著為自己的選擇負起完全的責任。這條路未必來得輕鬆，我卻必須對父母選擇這樣的教養方式，鄭重說聲謝謝。

我和父母的關係還行，結婚後不住一塊兒，但還是常常跟媳婦回去喫飯聊天兒，我們能聊的話題還不少。我很關注父親的博客「亮軒筆記」，我認為他近年的散文隨筆和短篇小說頗多精品，該有真正內行的編輯替他整理出版，他值得被更多青年讀者認識。我和母親偶爾會一塊兒工作，我曾在她的電台節目擔任單元來賓，也邀請過她來上自己的廣播節目，聊得挺好。最近我們母子一齊在淡江大學主持了紀念李雙澤的演唱會，活動相當成功，我們都很開心。

你是否希望自己的下一代將來也從事和你相似的職業，多年後也可以繼續寫自己家客廳穿梭的記錄歷史事件的人群？

答：我還不知道自己會不會有「下一代」呢。您好像比我的丈母娘還關心這個問題啊。

書裡的許多文章，都仿佛時代畫卷記錄了台灣和世界的變遷，作為一位評論者，你希望社會未來會朝著一個怎樣的方向發展？

答：這問題真真折殺人也。我只能學學曾子自問「為人謀而不忠乎」，希望自己攬下的事情千萬別砸鍋，別給人家添麻煩，能把自己搞定，便是功德無量。至於社會未來云云，該怎樣就怎樣吧，還輪得到我來「希望」麼？

樂評人的生活，是否大部分都貢獻給了唱片？例如旅行的時候要找宇宙塑料人，每次到境外帶回最多的也是唱片，平時逛街去得最多的也是唱片店。

答：我真有這樣的朋友，出國旅行只知道一頭鑽進唱片店裡淘碟，什麼風景都沒心看，最後拉了一箱黑膠回來，驕其友朋、引以為樂。我自己從來不是這種人。年輕時初出國門，的確難免大驚小怪，大包小包買了一堆，回國看到賬單方知肉痛。如今唱片買得少了，「收藏癖」的症狀緩和多了，生命中除了唱片還有太多太多值得投入的事情，音樂可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卻未必是佔用最多時間的部份，甚至未必是最重要的部份。

可以給我們推介一些平時你經常會去的唱片店、看演出的場所或者書店等和你生活有關的地點嗎？（雖然去台北的機會甚少，但對於紅樓等你書中提到的場所，也一直心生嚮往）。

答：買大陸書最常去誠品信義店的簡體館，買CD最常去誠品敦南店的音樂館，買台灣書則常去師大路「政大書城」，因為折扣很漂亮。

我並不是時常看演出的人，去live house看表演，多半是為了工作。會去的不外乎河岸留言、海邊的卡夫卡（平常是咖啡店，晚上間或有演出活動）、The Wall（這牆）、女巫店這幾個地方。

事實上我這個人是沒有什麼「夜生活」的，收了工便回家，盡量早睡早起，晨起削水果煮咖啡生火做早餐，盡量不賴床——若是需要一份「台北文藝青年夜生活地圖」，我是最糟糕的諮商對象。大家還是問問台灣眾多博客主人，當有精彩萬倍的答案。

做廣播事業、做音樂網站和寫書等眾多工作，你覺得甚麼是自己最喜歡的？又有哪些工作是沒嘗試而很想做的？

答：做廣播始終很自在，並不覺得累，也不大把它當成「工作」，沒有那種嚴陣以待的壓力，卻總是很有成就感。

網站是「工作」，不可知的因素最多，牽扯的旁人也最多，所以壓力最大，很難說時時刻刻都心悅誠服地「喜歡」，但總還是有許多好玩兒的事情可以做。

寫作是一輩子的志向，心裡知道還差得遠，所以會戰戰兢兢地寫下去。

沒玩兒過而心嚮往之的事情倒是不少，像是一直想正正經經選幾個帖來臨，像是我能彈還可以的藍調吉他卻從沒在人前跟別人合奏過，像是試著親手為自己的文章畫插圖設計封面，像是某些長程旅行計畫。

「沒做過的工作」卻不敢說，畢竟現下已經在做的工作都左支右絀了。

曾經幻想有朝一日可以擔任專輯製作人，就像Jon Landau之於Bruce Springsteen那樣，以毫無「音樂製作專業背景」的「素人」身份催生出Born To Run那樣的鉅製。也曾經幻想有朝一日還是會回到出版業，編出自己心目中真正「平衡而圓滿」的書。但那都只是白日夢而已。

從書中的很多角度，都可以看到“知識分子的良心”，或者說一種冷靜的視角，從回憶中挖掘那些火熱年代的片段，你覺得對於一位評論者而言，在寫作時最重要的是甚麼？需要保持的底線是甚麼？

答：多謝抬舉，「知識份子的良心」云云，實在愧不敢當，那該是薩伊德或蘇珊宋妲才擔待得起的詞彙。

關於「寫作時最重要的」，我也還在摸索，尚未悟道。關於「需要保持的底線」，倒是有幾條個人原則，盡量不去違背：

一、避免不懂裝懂。

二、少用最高級形容詞。

三、文字以通順為佳。

其他的原則或許還有，現在想到的就是這些。

接下來還有哪些可以透露的創作或合作計劃嗎？

答：希望個人的第二本書能夠在2008年完工。我想這次盡量繞開「音樂」，做些不一樣的內容，但實際該怎麼辦，還沒有具體想法。

1995年曾經和一群同學合編《台灣流行音樂百張最佳專輯》，選出1975至1993年的一百張經典華語專輯，影響頗大，絕版多年，始終有人呼籲重出。我們正在重新整理這個企劃，希望在2008年能夠完成該書的更新版本，將論述的時間延伸到二十一世紀。這是一樁大工程，家母也會參與製作。

「五四三音樂站 MUSIC543.com」將有大幅度的改版，希望能做出更有效率、更有彈性的社群介面，竭誠歡迎大陸的樂迷朋友們上來看看，給點兒建議。

其他還有很多計畫，還得花時間慢慢琢磨。總地來說，2008該會是「大破大立」的一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