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後發生在美國的事情，與中共往日的政治運動有著不可思議的相似之處。
在主流媒體、專家和政客眼中，1月6日美國國會大廈遭衝擊事件只能有一種解讀，那就是時任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煽動的「國內極端主義」暴亂，是對美國民主的攻擊。這種觀點被當作事實呈現並被廣泛傳播，儘管對事件的調查仍在進行中，並不支持這種非黑即白的說法。
即使出現了推翻這種說法的證據，建制派的觀點也沒有絲毫轉變。新聞報導指出，國會大廈的騷亂者是在川普演講結束前20分鐘衝破路障的，他在演講中明確呼籲支持者「和平抗議」。此後FBI的工作表明，國會大廈遭衝擊事件是有預謀的，不是自發的。保守派評論員也譴責主流媒體無休止地重複關於國會大廈事件的可怕細節，特別是國會大廈警官布萊恩·斯尼克（Brian Sicknick）被暴徒用滅火器「謀殺」，但新的調查推翻了這些細節（醫學屍檢沒有發現鈍器創傷的證據）。許多觀察家也想搞清為什麼在2020年夏天的黑命貴/安提法騷亂中，建制派缺乏憤怒，導致至少10億美元的保險賠付，而國會大廈事件就被算作暴亂？特別是與2月1日緬甸發生的真實政變相提並論。
建制派非但沒有與反對者進行真誠的辯論來找尋真相，反而加倍地將自己的版本打造為事實，並淹沒了其它的敘述。他們還暗示了那些挑戰「暴亂」說法或質疑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結果的人的命運。一名主流媒體主持人提出，要以「煽動暴力、煽動恐怖主義罪」用無人機殺死美國公民。一名前高級情報官員談到，要把川普支持者（「宗教極端分子、專制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偏執狂、種族主義者、本土主義者，甚至自由主義者」）當作海外叛亂分子來處理。一位退休的FBI高級官員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必須採取大規模的「去激進化方式」（de-radicalization approach），對認為「喬·拜登沒有贏得選舉」的川普總統的「政治邪教成員」進行「消除受毒化的思想」（deprogram）。《紐約時報》記者呼籲拜登政府任命一名「現實沙皇」（reality czar），來「組建一個跨機構的專案組，應對虛假信息和國內極端主義」。與此同時，美國國會利用國會大廈事件的建制派說法，以「煽動叛亂」為由彈劾川普，這一努力被受人尊敬的歷史學家維克多·戴維斯·漢森（Victor Davis Hanson）比喻為「公開羞辱，就像共產黨過去讓人們戴上高帽那樣」。漢森教授類比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很貼切。我們看到建制派在「後暴亂」美國的分裂言論和中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所作所為有一種令人不安的呼應。歷史經驗預示，如果拜登-哈里斯政府將建制派的分裂言論演繹到合乎邏輯的地步，那麼美國和世界的未來將是暗淡的。
中共精英利用政治運動鞏固權力，使共產黨對中國的統治「正常化」。在大多數的政治運動中，黨把一部分人劃定為敵人（「反革命分子」、「走資派」等），然後依靠宣傳機器打造新的政治環境和新的話語。在灌輸恐嚇下，其他人為了不被劃為敵人，與被妖魔化的敵人進行鬥爭。這些鬥爭包括施暴、公開羞辱、經濟迫害（解雇）和殺戮。鼓勵民眾舉報，哪怕是背叛家人和朋友。那些不能保持「政治正確」的人，有可能被歸入「階級敵人」，受到打擊。如果中國人民沒有足夠地被威脅參加中共的政治運動，黨就會製造流血事件。這一權術叫做「分而治之」，中共「撥亂反正」，扮演著「人民救星」的角色。在政治運動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重新定義道德，重新構造真假，從根本上重建社會。成功的政治運動使黨對權力和社會更牢固地掌控，被「整頓」的民眾對共產黨政權既恐懼又敬畏。
1月6日之後在美國發生的事情與中共昔日的政治運動之間有著不可思議的相似之處。雖然面對著挑戰性的證據，對於國會大廈事件，建制派推動唯一的解讀，並將支持前總統川普或質疑2020年大選結果的美國民眾定為敵人。目前的政治氣候促使人們向當局舉報他們的家人和朋友。據《華盛頓郵報》報導，FBI已經收到了超過10萬份舉報材料。在中國，幾乎所有的政治運動都以建立政治正統為特徵，鼓勵告密，讓民眾之間反目成仇。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的共產黨提倡對主席的忠誠、「紅比專好」；許多中國人向當局告發那些被認為不夠「紅」或嘲諷毛澤東的「罪人」。1966年到1976年，以維護當時建制派「政治正確」為名，數百萬人遭到迫害。
也許更令人不安的是，建制派試圖將一部分美國人貼上「國內極端分子」和「政治邪教成員」的標籤。同樣，中共在1999年發起鎮壓法輪功政治運動時，聲稱法輪功精神修煉者屬於「邪教分子」，在新疆開展針對維吾爾族穆斯林運動時，將伊斯蘭教定為對中國的極端主義威脅。中共並沒有止於言論。今天，一百多萬維吾爾人被關押在新疆大規模拘留營中，在黨媒對他們進行政治和社會孤立之後，他們在那裡遭受中共對付法輪功所採用的迫害，洗腦「再教育」、酷刑、強姦和奴役勞動。法輪功修煉者也遭受著同樣的殘酷迫害，在被強行摘取器官的良心犯中，法輪功修煉者佔據大部分。在共產中國，分裂性、妖魔化的言論始終是悲劇的前奏。
有人可能會爭辯說，美國政客和媒體推動的「暴亂」說法不會導致專制主義，因為他們不是中共，美國也不是共產中國。事實上，幾乎沒有跡象表明拜登-哈里斯政府正根據前情報官員或主流媒體的「國內反恐戰爭」勸告採取行動，至少在撰寫本文時如此。然而，喬·拜登總統確實在就職演說中承諾要對抗和擊敗「政治極端主義、白人至上主義（和）國內恐怖主義」，但對其定義卻含糊其辭。此外，美國當前惡劣的政治氣候和專制主義的轉向，即任意的社交媒體審查、「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和「喚醒」（woke）的意識形態導向，為某種迫害方式提供了土壤，這種迫害的規模和強度可能較小，但其令人不安的程度不亞於中共統治下發生的人權侵犯。
現在可以設想這樣的場景：川普支持者可能因為在社交媒體上發表非主流觀點被人舉報；因為支持「暴亂」被公司解雇；無法找到辯護律師，因為律師們怕替他們辯護丟了飯碗。更為極端的情況是，那些在公開場合和平抗議「叛亂」說法或組織對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的違規行為進行調查的人被捕，並且作為「消除受毒化的思想」的一部分，在拘留所接受精神治療。「消除受毒化的思想」和「再教育」已經在美國學校展開，教師們正在指導學生用政治正確觀點來看待1月6日事件，《紐約時報》也推出了具有引導性的「教學資源」，以「幫助學生理解國會大廈的暴亂事件」，鞏固建制派對「暴亂」的話語權。按照目前的軌跡發展，美國的政治生活距離社會主義委內瑞拉的鎮壓已不遙遠。
然而，並非大局已定。許多美國人仍然恪守建國文獻、價值觀和原則。他們相信真理和事實，對媒體的渲染和片面的敘述持懷疑。崇尚憲法的美國人如何應對國內不斷蔓延的專制主義，對於全世界其他國家至關重要，主流媒體的敘事在國際上得到廣泛傳播和接受，成為對事件的權威性描述，塑造了自由世界的前景。正如流行的格言所說：「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
為了增強對權勢說真話的勇氣，美國人可以效仿中國異議人士。天安門廣場大屠殺、對少數族裔和信仰群體的殘酷迫害以及中共政權的罪惡，當今已廣為世人所知，這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異議人士不懼網絡封鎖、嚴厲的審查制度以及高昂的個人代價，勇敢揭露真相的結果。因此，中國異議人士阻止了中共對中國大陸的完全控制，甚至激勵了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參與象徵性退出中共黨團隊的「三退」運動。
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正在不斷地追尋真相，面對恐嚇和審查和平地行使《第一修正案》的權利，並在適當的時候採取政治行動。只要美國人繼續踐行開國元勳的教誨，為自己的權利挺身而出，這些權利不一定就能隨便被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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