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铜床（简体）连载 12

1948年11月，结束了锦州战役，部队从塔山撤下来进行短暂的修整。趁着空隙，赵新民去了趟李尚全的老家。

李尚全的老家在四平附近一个叫李家屯的大村子，村中人家大多姓李，李尚全有个妻子，叫李秀珍。

一九四零年，十八岁的李秀珍嫁给了十九岁的李尚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一夜间李家屯来了许多八路军，后来叫东北民主联军。他们成立农会，招兵买马, 李尚全在农会的劝说下，参加民主联军，跟着队伍走了，同村的还有几个年轻人，从此渺无音信。

第一年，村里闹土改，李尚全兄弟几个的田比别家的多些，给定了个富农，家产被土改小组分给了村民。李秀珍带着五岁的女儿，三岁的儿子，家里只剩下几床被子，一间土房和一袋小米，还有一些喂马的豆饼。

从四平的前线，不断的有消息传来，同村去的人，一个个的都战死了，但一直没有李尚全的音信，李秀珍就这么一直等着。

一九四七年冬天，闹起了瘟役，村里所有的孩子都出麻疹。李秀珍的两个孩子也感染了麻疹病，家里一贫如洗，拿不出钱给孩子治病。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两个可怜的孩子，一个个相继痛苦的死去。

三岁的儿子临死前，断断续续的喊着，妈妈——我饿—— 妈妈—— 我饿。她一只手把儿子搂在怀里，一只手端着一碗用豆饼熬的豆饼水，拼命的往孩子嘴里灌。她已经全然不知，这可怜的小生命的体温，已经在她的怀里渐渐的凉了下去。整整一个漫长寒冷的冬夜，她抱着死去的儿子，把他紧紧的搂在怀里，用自己的体温，来温暖着那冰冷的尸体。直到第二天，别人从她手中接过孩子，用一床小棉被，裹着一袭破席子掩埋了。李秀珍从此没有再流过泪，她孑然一人，天天到村头的路口往远处眺望，苦等着丈夫的归来。

赵新民了解清楚了李尚全一家的情况，跟着村长来到了李秀珍的住处。

“秀珍啊，尚全部队的首长来看你来了！”村长脸上挂着献媚的笑容，对李秀珍说。

低矮的土房里，李秀珍放下手里的粗瓷大碗，睁着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愣愣的看着赵新民和跟在他身后的一行入。裂开口子的碗里盛着大半碗没有半点油星的野菜汤，那是她一天的晚饭。

“跟我们走吧，我带你去看看尚全。”赵新民说。李秀珍脏乱发迹下的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给了他难以磨灭的印象。

赵新民领着换了一身崭新军装的李秀珍去给李尚全上坟，赵新民发现梳洗整齐后的李秀珍其实非常的秀丽。李尚全的坟还很新，坟头几棵嫩绿的新草在风中轻轻的摇曳。李秀珍蹲下身子，用衣袖轻轻擦拭粗砺的墓碑上的灰尘。

“他是为了救我才牺牲的。”赵新民说，“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李秀珍抬起噙满了泪珠的双眼看他，赵新民避开秀珍的目光，望向了远处。天边的落日在山岭间缓缓的沉下去，夕阳如血，洒满了山野大地。

赵新民安排李秀珍留在了部队，成为了部队医院的一名护士。一九四九年，随着大部队，浩浩荡荡的开进了北京城。

北平又改称回了北京，赵家大院看门的李老头，又听到了门外汽车喧哗的声响，他蹒跚的从门房里迎出来。自打赵天宝战死东北，孙英莺带着小宝匆忙飞去了台湾，这院子已经清静了些日子。

“您还认得找吗？李大爷。”赵新民从缴获的美式吉普车上下来，对李大爷说。

“我老眼昏花了，请问这位首长，您是？”

“我是银宝啊！我回来了！” 赵新民脱下军帽，扶着李老头的手，希望他能认出自己来。

“是二少爷啊！果真是二少爷啊……”从一头整齐的往左分的分头，李老头认出了他的二少爷，拉着赵新民的手，李老头老泪纵横。

李老头哭得像个泪人似的说不出一句话来，赵新民把他交给身边的警卫，然后转身迈进了这座已经阔别了三十年的院子。

赵新民一个个院子一间间房间慢慢看过去，三十年的光阴似乎并没有改变院子里的一砖一瓦，一切恍如昨日。

在中院的西厢房，赵新民三十年前的卧房，一切陈设都还保持着记亿中的模样。书桌上那本《新青年》还是一九一九年他看过的最后一期，钢琴上的镜框里的照片，也还是那张三十年前“读书会”会时的合影。照片上，杨子玲微笑着坐在众人中央，赵天宝和赵银宝分立左右，身旁还有还有丁久、宋开森，而杜顺还是垂着手，站在最靠边的角落里。似乎一切都彷如昨日，未曾改变，但是仔细去看时，就看到照片和《新青年》都泛了黄。轻轻触碰钢琴的琴键，听到钢琴的弦也很不准了。在这些细小的变化中，时光才坚定不移的昭示着它的永逝不复。

赵新民最后来到静谧的后院，后院正房的房门就像他儿时记忆中母亲独自午睡时的那样，微微的虚掩着。推开正房的房门，与记忆中的毫无二致，大铜床安安静静的盘踞在房屋的一侧，向四周散发着温暖的光晕。

二月三日，北京城举行了热闹的解放军入城仪式。上午十时，四颗信号弹腾空而起，挂着红色指挥旗的美国产的指挥车，从永定门穿过人流拥挤的古老街道，向前门缓缓开来。指挥车引导着四辆载着毛泽东、朱德巨幅画像的大卡车。领袖像之后是整齐的军乐队，然后是规模庞大的装甲车队、炮兵车队、骑兵和步兵方队。

林彪率领着他的幕僚们，站在前门城楼上，向他的将士们频频挥手致意。以后的数十年，作为一种复杂的政治仪式，规模更为盛大的游行检阅，在距离前门以北几百米远的天安门广场一次次的举行，那盛大的场面，在电影院，在电视，在互联网上反复的播放，给一代代的国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战争就快结束，古老的帝国即将进入比战争更艰难的主题，但做为胜利者的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些，胜利的欣喜飘扬在古老都城的上空。还没进城前，赵新民就接到了调令，协助组建新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据说，调他的理由是因为他在苏区保卫过红军的印钞厂，而且在艰难的长征途中，坚持了印钞的重要性，没有丢弃印钞机。

赵新民替李秀珍联系了在北京医院进修的名额，这样李秀珍也留在了北京，不再随部队南下。李秀珍每个周末放假都到赵家大院去一趟，她一直叫赵新民“首长”，赵新民则叫她“秀珍同志”。

每次赵新民都留她一块吃顿饭，一块聊聊进城后的各种新鲜见闻，但一般都是赵新民说得多，秀珍只是默默的听。赵新民兴致盎然的给秀珍讲解这个新国家将要建立的崭新的制度，讲中国人奋斗了近百年的政治现代化，人民将不再为温饱发愁，国家将会富强，民族将会复兴。

在30年前的1919年，在同样的这个院子里，赵新民讲过同样的话，只是那时候的听众是杨子玲。30年前，他跟杨子玲讲的还是未来的理想，而现在他跟秀珍说的已是近在咫尺的明天。在那个时刻，赵新民真的从心底里认为，他已经见到了少年时的理想实现的一天。赵新民尚不知晓的是，他以半生之力投身其中的这场革命，其实仅仅是一场漫长的实验的开端部分而已。数亿人的年华与生命，在96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依然要继续为历史提供更波澜壮阔的实验场景。

人民银行的工作琐细而繁重，部队一路向南，摧枯拉朽势如破竹，每接管一地政权，人民银行都要抽调熟悉最新金融政策的人手，指导当地军管委员会的工作。如何收缴、兑换旧政权的货币，而不使民众损失巨大而反对？如何废止外国货币和银元、黄金的流通，确立人民币独占市场的地位？中国幅员辽阔，这些工作在各地遇到的状况各有不同，处理起来千头万绪。

在上海，在接管市政府的同一时刻，军管委员会即公告国民党的金圆券为非法货币，但为照顾人民的困难，在6月5日前暂准在市面流通。期间，人民银行以1元人民币兑换10万元金圆券，敞开兑换。所有物价、账目、契约必须即刻以人民币为计价单位。允许民众储存金、银，也允许向人民银行按牌价出售，但禁止流通，携带金银外出，须申请携带证。

这意味着每接管一地，都需要印制大量的人民币投入市场。同时，几百万军队和所有政府人员的开支，也需要人民币支付，通货膨胀在所难免。赵新民分管的印钞厂，需要加班加点的赶印面值越来越大的钞票。第一套人民币的最大面额最后印到了5万元，钞票的正面图案是一套苏联产的联合收割机，象征着政府对机器大工业的向往。

一直到建国6年之后的1955年，人民币币值才逐渐稳定。政府决定发行第二版人民币，新版人民币以1分新钞兑换第一版的100元旧钞，人民币最终完成了币制的建立。

赵新民每天都有忙不完的工作，有时碰到赵新民不在家，李秀珍就替他收拾收拾房间，涮洗换下来的衣袜。

当李秀珍第一次走进后院赵新民的卧房，第一眼看到那张巨大的铜床，她一下就给怔住了。突然一下就觉得自己的脸发烫，心狂跳。她来自最贫瘠的农村，没有见识过任何洋玩意儿，并不知道这是一张用来睡觉的床，她只是觉得，也仿佛看到，有一层神秘的光晕从大铜床里散发出来，仿佛就像庙里冉冉升腾的香火，但却没有香火的气味，或者是像日出前天边微微绽露的晨曦，光亮而温暖，吸引着她敞开了身体，敞开了心房。

回到医院的宿舍，铺好自己的小床，李秀珍辗转反侧。她的脑海里闪烁的都是大铜床的一个个细节，优美的纹饰、温暖的光泽、雪白的床榻……很多次，她再次一个人走进到赵新民的卧屋收拾物件的时候，她都有要去摸一摸，或者在床沿上坐一坐的冲动，但是，她一直回避着，没有触碰一下。

十月一日这天清展，李秀珍早早起了床，和北京医院的全体进修学员一道乘上卡车，来到天安门广场。他们抵达时，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人群。人们举着各式各样的彩旗，在冷洌的秋风中，分外飘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各行政单位在现场领导的指挥下，步调一致的欢呼口号，高唱歌曲，场面既宏大又鼓舞人心。

下午三时，元首携领着他庞大的幕僚团队，出现在了天安门城楼上，全场欢声雷动。毛泽东当年只不过五十六岁，高大壮硕，脸色红润，声音洪亮，手势有力。毛前一天刚染了头发，色泽黑亮，把白发都掩盖了下去。毛穿了一身黄呢中山服，戴一顶黄呢工人帽，站在一群象征着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各界名流人物的中间，仿若众星捧月一般，人们都认为他就是古老中国的救星。

毛用富于感染力的湖南口音高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把毛泽东的声音传向广场的，是一套苏联援助的话筒和扩声设备。在他的近旁和广场上，还有一队20多人的苏联摄影队在忙着拍摄，记录这永垂史册的历史瞬间，用的也是当时最昂贵的彩色电影胶卷。

这队摄影队是由斯大林亲自派遣，9月即进入中国，执行的任务是从东北一路拍摄到北京、上海，还特别去拍摄了毛泽东在湖南老家的村落和房子。斯大林一生从未到过中国，但中国革命却是他一生最成功的投资和最得意的作品，他想看看过去25年里，经常反复出现在他批阅的电报和文件里的那些中国的人名和地名，到底长着什么模样。他想看看毛泽东幼年的生活环境，想努力理解这个人到底是怎么从一间山间农舍，最终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之上。

摄影队一共拍摄了200多盘胶卷，斯大林看过之后即锁进了库房，直到70年后的2019年，世人才看到了这些神秘的影像。神秘是特权最强烈的外在特征，也是他们震慑民众最惯常的手段。

毛泽东中央政府主席的职位是在9月30日，由支持共产党的政治协商大会选举任命。虽然他平日的穿着不大讲究，也不喜欢刷牙而是习惯于用绿茶漱口，还喜欢赞美漂亮的女性，但这些平民化的表现，更给他留下了一个亲民的领袖形象。

在登上天安门城楼之前，按照惯例，举行了中国人传统的祭拜仪式，只是祭拜的对象发生了改变，不再是祭天，不再是君权神授，而是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

9月30日下午6时，暮色渐浓，毛泽东率文武百官来到天安门广场，列队向仪式现场的一块石碑行奠基礼。祭礼的动作也从皇帝祭天时的跪拜，改成了现代西式的鞠躬。奠基石碑的碑文是由琉璃厂一户陈姓的手艺人家，花了几个昼夜赶刻，直到祭礼的前一天的凌晨才刚刚完成。

毛泽东在现场高声朗读了这段著名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是一段百分之百的民族主义的宣言，而不是斯大林希望构建的苏共治下的各国共产党主义的世界大同。斯大林死后，继任者对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不再拥有培育之恩和至高无上的权威，分道扬镳就成为了最自然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已经独占了这个庞大国家的铸币权，没有苏联的卢布，他们也能自己印钞养活自己的警察和军队了。

朝鲜、越南先于中国大陆建立了共产党政权，分别取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名中民主两个字很扎眼，但斯大林并无异议，没有命令他们修改。众人认为中国的新国名也应该跟着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并提交给政协会议最后表决，但在表决前，毛泽东率先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称谓，去掉了民主二字，并最终成为了最后表决通过的新国名。

参加完开国大典，晚上，秀珍包了饺子，等着赵新民回来。

赵新民回来得有点晚，屋里已经亮起了灯。“啊！这么多饺子啊，还别说，我还真是饿坏了。”

“请首长等会儿，我这就去下饺子。”

屋里只剩下了赵新民一个人，他脱下崭新的制服，在钢琴前坐了下来。

赵新民已经把赵家大院上交政府，成为了公房，不再是他私人的财产，腾空的几个院子已经有其它带有家眷的干部，陆陆续续搬了进来。钢琴是几天前搬到后院这间既做书房又做饭厅的东厢房来的，调音的师傅也来把钢琴的音准调好了。赵新民紧张的忙碌于大典期间所需要的钞票的印刷和调运，还一直没心思试试调好的钢琴。现在他心情放松，甚至有些激动，他缓缓的打开了钢琴的琴盖。

赵新民的双手在琴键上弹下去，响起的并不是任何一首欢快的曲子，而是略显忧郁的舒曼的梦幻曲。三十年前，就在这个院子，他常为杨子玲弹这支曲子，用的也是这同一架钢琴。当舒曼弹到一半，另一首旋律在赵新民的脑海里漂浮了起来，他闭上眼，放弃了所有的控制，任由这支旋律牵引着他的十指，在琴键上起落。

那正是一九三二年他随红军，翻越巴山天险到达川北通江县城时，弹的那首曲子。从那以后，他再没有机会接触钢琴，手指触到琴键，已感觉陌生，但是此刻，汹涌而至的情绪帮助他克服了生疏了的演奏。

恢弘的大典，三十年前“五四”街头慷慨激昂的少年，血泊中丁久的圆头布鞋，枪口下贺芝华眼中的泪水和哀求，张继升被机枪扫射时剧烈颤抖的身影，夜色中被丢弃的遍野伤兵的啜泣，延安的窑洞黄土高坡的信天游，塔山阵地震天动地的隆隆炮火，滴落在自已脸颊上的李尚全的浓稠的鲜血，莫斯科深冬漫天的大雪，北京秋日湛监的天空，杨子玲俏美的笑影，父亲的铜床，母亲温暖的乳房，生命之光缓缓消逝的赵天宝的眼神……所有的一切，在这一刻，全都化作了音符，如时间的溪流顺着赵新民的指间，缓缓的流淌。

当最后一个音符在耳际渐渐隐去，赵新民睁开眼，看见秀珍端着两盘饺子，站在一旁，楞楞的看着他。

“首长弹得真好，这是什么曲子？”

“回忆。”赵新民回答。

饺子的味道很好，白菜和猪肉是秀珍用新版人民币的工资，从挑担进城的老农菜摊上买来的，很新鲜。

温暖的灯光下，李秀珍的眉眼更显秀丽。

“秀珍，我想和你商量件事。”赵新民说。他第一次叫她秀珍，而不是秀珍同志。

“什么事？”

“我—— 我们，我们结婚吧，你看，好不好？”赵新民有点磕磕巴巴，但还是把话说完整了。

秀珍低下头，放下了筷子，看着自己的一双手，默不作声。

“你觉得不好？” 赵新民问。秀珍急急的摇头。

“那你同意了？！”

秀珍的脸红得像熟透了的苹果。

这天夜里，秀珍留了下来。在大铜床上，赵新民在秀珍的身上翻来覆去，始终不得要领。秀珍这才知道，比她年长了二十多岁的这位大首长，原来还是个童子身。

秀珍好不容易从赵新民的身下钻了出来，伏在气喘如牛的男人的胸脯上， 轻声的说：“首长你别动，让我来……”

远处的夜空，建国庆典的礼花一朵朵的绽放，遮住了夜空深处的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