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別故土

作者／路志高

作者簡介：路志高，加拿大農業專家，先後服務於CIDA（加拿大政府援助非洲組織）和「聯合國世界糧農組織」，在非洲服務20年，為非洲各國提高農作物產量、品種改良、病蟲害防治、先進農作方法的推廣和農業發展，貢獻了一己之力。

以下內容選自「九評」徵文大賽獲獎作品《我親見親聞的三個邪惡故事》，講述了作者年少時的經歷，是一篇浸透著血與淚的回憶錄。

我家住在瀋陽北大營西南的耶什牛錄村。 「北大營」是大帥張作霖、少帥張學良屯兵的營盤，「九·一八事變」日本人首先攻打的就是這個地方。因此，北大營非常著名。

「耶什牛錄」是滿語的譯音，甚麼意思我不懂。依稀記得長輩們說過，「牛錄」是老祖宗努爾哈赤的牧場和訓練騎兵的場地，在遼寧省一共有七十二處。

我們村坐落在一片平坦的黑土地上。我的父親雖然只有初小文化程度，但通過辛苦勞作，勤儉持家，到我讀小學時，家裏已有50畝土地了。

父親一個人種這麼多地，忙不過來，便雇了一個長工，我們叫他孫叔叔。孫叔叔是個作田能手，非常勤快，待人也很誠懇，我父親很喜歡他，把他當作自己的親兄弟。每年除了一份豐厚的工資，還送他許多糧食、魚肉、衣物。我們兩家住得很近，孫叔叔家裏缺甚麼，到我家來拿就是，親密得像一家人一樣。

我七歲那年，初夏的一天，父親叫我到菜園子裏拔草。拔完草，我便爬到一顆樹上乘涼。過了一會兒，突然看見孫叔叔的兩個孩子——五歲的女孩和三歲的男孩，掉到池塘裏去了。我嚇得大叫：「爹爹，孫叔叔的孩子掉到池塘裏去了！」父親聽到喊聲，趕忙跑過去，跳進池塘裏，把兩個孩子撈了上來……

這真是上天的安排，當時孫叔叔和嬸嬸都不在附近，如果我沒看見，父親不去救，兩個孩子肯定會淹死的。

我在耶什牛錄村的初級小學讀書。 1946年時，我十歲，讀四年級，是這個小學最高的年級。記得是剛過完年不久，寒假後開學的第三天，學校裏來了一位高崗部隊的宣傳員。高崗當時很著名，是八路軍的首領，號稱共產黨的「東北王」。

這位宣傳員到課堂裏來，聲音親切地對我們說：「小朋友們，現在日本投降了，中央軍就會到來。我們請你們去歡迎中央軍，好不好？」

同學們都齊聲響亮地回答：「好！」

宣傳員聽了我們的回答，眉開眼笑，接著說：「今天星期六，下周星期一，我們請你們免費乘火車。我們還準備了好多好吃的，請你們吃。到了那裏，吃過午飯，我們會發給每位小朋友兩面小旗子。你們排著隊，站在鐵路旁。火車開過來，中央軍下車時，你們就揮舞小旗子，齊聲歡呼『歡迎歡迎，熱烈歡迎』，好不好？」

同學們都大聲回答：「好！」

「你們要穿上最漂亮的新衣服來啊！」宣傳員不忘交代。

「好！」同學們又是齊聲回答。

宣傳員說完後，跟「級任老師（即班主任）」交代幾句，揮揮手就走了。

下課後，同學們都很興奮。許多同學都沒有乘過火車，這回可以實現願望了。有些同學嘰嘰喳喳議論：共產黨、八路軍真好，給我們免費乘火車，還有好多好吃的東西呢……

放學後，我回到家裏，正想把這個好消息告訴父母。一看，父親鎖著眉頭，心事重重地坐在那裏發呆。我嚇了一跳，不知甚麼事，也不知誰惹他生氣了。

父親見我回家，便嚴肅地叫我：「志高，過來。」

我提心吊膽，小心翼翼地走過去，心想，我並沒有犯甚麼事呀！

「從現在起，你就呆在家裏，不准出二門。如果聽到有客人來，馬上睡到床上，把被子蒙著，裝病。」

我心裏想，真是奇怪，怎麼沒病叫我裝病呢？但父命難違，只好乖乖地答應。

我放下書包，走到廚房裏，母親悄悄對我說：「剛才孫叔叔來過，與你爹嘮了半天，大約是為你的事。你一定要聽話，這不是好玩的。」

看到父母這樣嚴肅的態度，我知道發生了「很重要」的大事。我向來是個聽話的乖孩子，學習成績總是名列前茅，父母都很疼愛我。從家裏緊張的氣氛來看，我更應該聽話。於是，我就呆在房間裏，連前院都不去。

吃晚飯時，父親對母親說：「我剛才去丁醫師那裏揀了兩副中藥，開了病假證明，明天再送到級任老師那裏去。」

母親問：「你揀的中藥呢？」

「扔到糞坑裏去了，又不是真病。」父親回答。

就這樣，我二門不出，在家里呆了三天。一個人呆在家裏，沒有小伙伴玩，真悶。我好羨慕我的同學，他們乘火車、又有好吃的，大家在一起，有說有笑，一定非常快活……

到第三天（星期二）晚上，吃過晚飯，父母關上房門，才輕言細語地把事情的經過告訴我。

原來，孫叔叔是共產黨員。他們游擊隊和八路軍在一起開會，決定利用小學生組成歡迎隊伍，去某某地方歡迎從葫蘆島乘火車過來的國軍（52軍從緬甸乘海輪到福州，再從福州乘海輪到葫蘆島，登陸後各師、團乘火車去各自的目的地），八路軍就埋伏在鐵路旁的山坡上，趁國軍不備，打他個措手不及！

孫叔叔聽到「首長」這樣說，倒吸了一口冷氣，心想：這麼多孩子，你們事前不交代，槍砲子彈打過來，孩子們怎麼辦？但孫叔叔不敢吱聲，因為這是「首長」的「妙計」和「決定」，誰反對，誰遭殃！

開完會回家，孫叔叔急得一宿沒睡著。想到我們家對於孫叔叔家，真是親人加恩人，怎麼能看著孩子去送死……但是，一旦洩密，自己要掉腦袋啊……孫叔叔翻來覆去想了整整一宿，最後，決定將真實情況告訴我父親，並給我們出了個主意：裝病！

父親臉色凝重地說：「星期一晚上，你們班的同學和老師，一個都沒有回來。今天星期二，孫叔叔告訴我，已經傳來消息，所有的學生和老師，全部被打死了。」

我聽了，腦袋一陣發懵，想到我那些活蹦亂跳的小伙伴、好朋友，急忙問父親：「鐵蛋呢，鎖柱呢，嘎子呢？」

父親含著眼淚，嘆口氣，搖搖頭說：「一個也沒有回來。」

當天晚上，母親給我捆好一包衣物，父親騎著單車，趁著朦朧的月色映照著殘雪，載著我到十里路之外的火車站，然後乘火車，把我送到三百里以外的親戚家。就是那個清冷的夜晚，十歲的我，從此永別了故鄉，那一片肥沃的、醉人的黑土地。

據後來父親告訴我，傳來的消息說：小學生列隊站在鐵路旁，每人手裏拿著兩面小旗子，一面是「青天白日」的國民黨旗，一面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看見國軍的列車開過來，他們便載歌載舞，舞著小旗吶喊，歡迎國軍。看到孩子們的熱烈歡迎，國軍非常感動，便放鬆了警惕，下車來與小朋友握手……這時，埋伏在鐵路旁山坡上的八路軍開始猛烈攻擊，機關槍、步槍、手榴彈紛紛從天而降……國軍雖然損失慘重，但畢竟是久經沙場的軍人，馬上臥倒，利用車廂作掩護，進行還擊……孩子和老師們哪裏經歷過這些，頓時亂成一片。槍林彈雨過後，再沒有一個人站起來……

後來，許多村莊死了孩子的家長會面，互相談論，才發現這次「選拔」去歡迎國軍的，全是各個「牛錄」的小學生，因為，「牛錄」村住的全是滿族人，比較分散，聯繫較少。由此可見，八路軍「首長」設計時，已周密地算計這批小學生有去無回，如果其中有漢人，家長就會告訴外地的親戚朋友。漢人有在南京做官的，有在海外的……這個慘無人道的消息傳開，就會「敗壞」共產黨和八路軍的聲譽。滿族人到底封閉一些，很少有外地的親戚朋友，走漏消息的機會少得多……

同學們全死了，我在家鄉無法安身。因為，村民們發現我之後，會驚奇地問：「怎麼路志高沒有去？他怎麼活下來了？」……疑問很快會集中在孫叔叔身上。共產黨規定，「洩密」就是「叛徒」，那麼，孫叔叔一家和我家，都會遭到滅門之禍。殺人不眨眼的共產黨和八路軍，為保守機密，是不會放過我們兩家的……

於是，「路志高這個孩子，和他那班40個同學一樣，在耶什牛錄村永遠消失了」。十歲的我，就這樣被迫離鄉背井，從此浪跡天涯。

我的祖母、父親、母親、哥哥和姐姐都是天主教徒，由於從小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因此，我也虔誠地信奉天主教。

那時候，聽大人們說，遼寧省有三個傳教區：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創立的「瀋陽教區」、加拿大魁北克外方教會創立的「四平教區」和美國美利諾外方教會創立的「撫順教區」。每一個教區還擔負另外幾個城市的教務。由於美國教會從美國募集的慈善資金最多，因此，撫順教區辦得最好，教務發達，信徒眾多，並創建了許多慈善事業。例如，他們設置了醫院、學校、幼兒園、養老院、孤兒院、育嬰堂……

我寄住在屬於撫順教區的一個城市的親戚家，這位親戚也是天主教徒，因此，我就在一座美國天主教教會辦的小學裏讀書。

1941年「珍珠港事件」後，日本人把美國主教、神父、修士和修女，都抓進了監獄，當作戰俘和人質。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後，美國人才重獲自由。當時，蘇聯和美國是「同盟國」的「戰友」，因此，蘇軍進入東北後，對美國人和美國傳教士都很友好。但是，人們發現，中共和八路軍對美國人不甚友好。特別是1947年內戰開始後，中共對美國教會人士越來越仇視，總是把他們看作美國派到中國來的間諜。

宗教迫害是隨著覬覦教會的資產開始的。中共地方政府開始還比較客氣，跟教會「借」教堂開大會，「借」房子辦公。實際上，一些進出教堂的共黨幹部，擔負著監視傳教士活動的任務。他們「借」教會的房子，「借著」「借著」，時間長了，便賴著不走，視自己為房產當然的主人。教會裏都是一些心慈口善的人，對這些共產黨人的行為無可奈何。更有甚者，中共還派一些人假意信教，受洗後專門探聽教會內部消息，蒐集教會的「罪證」，隨時準備「反戈一擊」。

在東三省，共產黨迫害宗教是從1947年開始的，1948年達到高潮。由於我家全是天主教徒，因此，受到很大的衝擊。特別是從大學神學院畢業後當了神父的哥哥，因為參加了「聖母軍」（天主教內部一種自願參加的聖母瑪利亞祈禱會），被判五年徒刑。他的同學更慘，因為是「聖母軍」的負責人，直到1978年還關押在牢裏，一直關了三十多年。人們可能會問，為甚麼要判他們這樣重的刑呢？只因為他們沾了一個「軍」字。共產黨的說辭是：「你們不為美帝當間諜和走狗，不准備推翻共產黨政權，組織『軍』幹什麼？」

終於，共產黨人對美國教會「反戈一擊」的機會來了。

「假教友」向組織告發：神父、修士和修女們在育嬰堂殺嬰，喝嬰兒的血，甚至把嬰兒一個一個吃掉（1900年義和團時代的「教案」，就是從污衊「教會殺嬰，用嬰兒的血肉製藥」開始的）……

中共馬上行動起來，在教堂外的操坪中舉行了一場大規模的鬥爭會。我們教會的小學生都排著隊站在操坪裏接受教育。

在那次鬥爭會上，我看到美國神父和美國傳教士、修女，都被勒令站在斗爭台的一旁，人人必須低頭認罪。中國的修士和修女則被勒令脫下會衣，一個個低著頭，跪在斗爭台上，每一個人都被迫戴上一頂寫了「美帝走狗」字樣的紙帽子。

「假教友」跑上台，義憤填膺、慷慨激昂地控告「美國神父和傳教士們，殺死嬰兒」，「育嬰堂減少了多少嬰兒」，「孤兒院減少了多少孩子」，「罪證確鑿」……「假教友」還跑上前去抽打中國修女的耳光，逼迫她們承認，看見美國人殺嬰……中國修女們不肯承認，耳光和拳頭便雨點般地落在她們身上……

我看見，他們鬥爭一個留著長鬍鬚的老年中國神父。鬥爭者逼迫老神父作證，親眼看見美國傳教士殺嬰。老神父閉著嘴一言不發。一位鬥爭者便跑上台去，大叫道：「你這老傢伙不開口，老子今天一定要把你的口撕開！」

說著，他叫來兩個打手，一邊站一個，緊緊挽住老神父的胳膊，把老神父夾在中間，並用另一隻手卡住老神父的頭，使他不能動彈。然後，這人從衣袋裏拿出一把事先準備好的老虎鉗（即「剪絲鉗」），將老神父的鬍鬚鉗著，一撮一撮，連皮帶肉，一起往下拉扯。只三、五下，鮮紅鮮紅的血，就流淌了老神父的滿腮滿面，並順著稀稀拉拉的鬍鬚往下流……台下的小學生們都嚇傻了，有的女孩子哭泣起來。

這位老神父站在斗爭台上，任那人用鉗子拉扯鬍鬚，仍然一聲不吭。他沒有哭，也沒有叫喊，目光堅毅地挺立著……

共產黨對教會的迫害，與它對國民黨人士的迫害，是相互關聯的。

國民政府接收東北後，派出了由許多專家、學者組成的考察團，考察日本人掠奪、蘇聯人搶劫後的東北資源和工農業現狀，規劃今後的建設藍圖。其中，有一個地質考察團，由留學美國、學成歸來報效祖國的張莘夫博士帶隊。他們考察的是遼寧省的煤礦、鐵礦和其它礦產，因此，需要經常出沒崇山峻嶺。當他們翻山越嶺時，遇到了八路軍。八路軍污衊他們是「美蔣特務，為國民黨部隊考察地形地勢，準備繪製軍事地圖，消滅共產黨……」最終，張莘夫和考察隊員全被八路軍殺害了。

八路軍慘無人道地殺害張莘夫博士之後，把他的心臟挖出來，用盤子盛著，派人送給張莘夫的妻子。看到丈夫血淋淋的心臟，張莘夫的妻子當場暈倒了。後來，這位年輕美貌的女人也被八路軍抓去，不知下落。

就這樣，一些國民政府的考察團成員、許多國民黨人士的孩子，都成了孤兒。教會每次打聽到這種情況後，都急忙派人將這些遺孤找來，收養在育嬰堂和孤兒院。這些遇害的國民黨人士中，有許多人在海外有親戚。例如，考察團一位學者的父母在美國，他們知道自己的兒子、兒媳遇害後，便千方百計，通過教會，將孫兒孫女接到美國去撫養。其中也包括一些教會的有識之士，知道共產黨的迫害會接連不斷，為了讓孩子們脫離虎口，把一些孩子送給美國人收養……就這樣，教會孤兒院和育嬰堂裏孩子的數量便減少了許多。

「假教友」聽說育嬰堂和孤兒院的孩子數量減少了，認為這是「立功」的好機會，便積極「檢舉」教會的「殺嬰罪行」。於是，共產黨血腥的鬥爭大會便藉機召開了。

鬥爭大會之後，共產黨把教會的人抓的抓、關的關、判刑的判刑，教會中的外籍人士全被驅逐出境。往日忙碌的教會人去樓空，變得冷冷清清了。教會的那些房產和其它資產，於是統統被改名換姓，變成了共產黨的財產。

1948年「遼沈戰役」開始後，為避戰亂，學校遷往北平，我跟隨到北平讀書；「平津戰役」開始後，部份學生撤退到青島，我跟著去了；然後乘船去上海，最後，教會又用海輪將我們送到台灣。

我在台灣最好的中學完成學業後，有幸去歐洲的大學深造，1966年，意大利BOLOGNA大學授予我農業博士學位。後來，我移民去加拿大，成為「聯合國世界糧農組織」專員，在非洲服務了二十年。

回想當年學成後，如果我像許多美國博士那樣，聽信了共產黨的甜言蜜語，放棄國外一切優越條件，一頭栽回中國大陸的話，我想，結果一定是共產黨發動的歷次運動中又多了一位合格的「運動員」——「美國間諜」「台灣特務」「反革命份子」……哪一頂帽子戴在我的頭上，都是非常適合的。值得慶幸的是，我沒有陷入那個階級鬥爭、相互傾軋、沒完沒了的漩渦和泥淖。 ◇

（資料來源：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