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铜床（简体）连载 13（完结篇）

无法要求任何一个人拥有高于其时代的知识和视角，更何况是一群人。知识分子作为知识的生物载体，在农耕时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已经是他们能眺望到的最高理想。

风云际会，这一理想的实现只用了短短的30年。在1949年，站在天安门城楼之上的，正是赵新民这一代五四青年。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正值壮年，意气风发，虽然那时候这个国家的平均寿命，据说只有不到40岁。

文官政权，其基本含义似乎是，或者应该是精英治国，但来自农耕文明的精英们囿于时代，尚无法理解运转现代国家的规律，只空有对拥有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向往。他们对权利的运用越自信，造成的结果就越是灾难，或者说，灾难是他们试错的代价。

在跟随赵新民的那些日子里，他总是乐于将自己的经历、积累与我分享，其中的知识点不耐其烦的讲解，深藏的悲痛则隐而不彰。记得一次闲聊，与他议论人工智能，他借用人工智能的例子，轻描淡写的跟我讲了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那天我们是在小亮山上一所建在悬崖边上的别墅，北回归线从山间穿过，四季常绿，一般人多不知道的是，这山顶还是中国最南端的雪线。小亮山最高有大约1500米的海拔，冬天在气温和气流都碰巧的时候，在山顶会出现遍野的山花挂满冰凌的奇观。除了景观，山里的负氧离子的浓度常年保持在每立方厘米13万个以上，这是原始森林才能达到的水平。

长久以来，北京的高级干部都有到南方过冬疗养的习惯，特别是退休的老领导，小亮山是他们备选的目的地之一。独占权利的好处之一就是独占资源，政府划拨巨款，把景观最好的一片区域圈了起来，禁止民众进入，依傍着地势，在悬崖边上修建了十来栋别墅。站在别墅的落地窗前，能看到山间的云海在脚下流动，彷如腾云驾雾一般。

那次闲聊是在晚上，看不到落地窗外的云海，大落地窗的玻璃只反射着屋内静谧的灯光。

在讨论了投资的几家人工智能公司的经营状况之后，赵新民说：“小尹，你看，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是不是很像人工智能里的计算机的算力？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套硬件、一个身体加上一个肉脑子，所以，在人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的算力都是差不多的。

同等算力的人工智能，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会出现明显的个性差异，原因是它们各自拥有的算法的不同，或者是各自获取数据，实现自我学习、自我进化的能力的不同。人工智能如此，人也大体如此。人跟人观念的不同，其实就是人工智能里的算法的不同。人跟人的不同，其实是他们拥有的知识的不同。 “

赵新民说，他其实也是在1949年之后，才开始有机会一点点的积累知识，一点点的拼装属于自己的一套正确的观念，或者用人工智能的词，叫一套正确的算法。他说，这个过程他的感触是，学习不是线性的堆时间，顿悟的获得既需要机遇，还往往伴随着代价和苦痛。

秀珍一直在医院工作，经常给他带回来一些医疗方面的见闻，包括第一次给他带回来了DNA这个单词。那是大约在1960年代初，文官集团主导的社会实验开始显现灾难性的后果，食物渐渐匮乏。秀珍所在的医院食堂给本单位的员工分发福利，分的是市场上已经难得一见的猪肉，每人4两。秀珍从一份没人看的简报上扯了几页纸，包上油淋淋的肉，回到家，随手放在了桌面上。简报上印有“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字样，新鲜猪肉渗出的油脂透过纸背，把这几个字映衬得格外醒目。

那时候宪法已经颁布，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同时还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其它8个党，叫民主党派。民主党派对于统战那些没有意愿加入共产党的专业人士，特别是境外专家，起到了积极作用，比如促成了一批研发核武器的科学家回到了国内。

邀请各学科的专家回国，给予他们政治协商大会代表的政治优待，大概意思是他们代表的是执政党的朋友和伙伴，有什么事是可以协商的，而不是普通人民群众或者被专政的对象。其中，农工民主党负责统战的专家集中于医疗卫生专业。秀珍工作的医院就有一位这样的医学博士，从英国归国，他把他的剑桥校友的DNA发现，写了篇简单的介绍，刊印在了秀珍用来包猪肉的那份医院内部的简报上。

这家北京城里最高级的医院还同时担负着教学的任务，医院刊发的简报代表着行业的最新信息，在同行单位间分发，但没有任何一个同行对这篇介绍感兴趣。这位剑桥博士记得只有一个人为了这篇简报来找过他，仔细问了他所了解的关于DNA的一切。来人是医院里一位普通护士的丈夫，是一位人民银行的领导，而不是医药卫生界的同行，叫赵新民。

医学博士给赵新民看了他从英国带回来的照片，照片上，他的两位剑桥同学第一次用铁丝搭出了DNA的模型：双股螺旋。赵新民也向医学博士介绍了自己的工作，印钞。那个时候，市面物资匮乏，有钱也买不到东西，能把纸印成钱，似乎也算不上什么特别重要的工作，倒是赵新民带来的礼物，两斤猪肉，给剑桥医学博士留下了至深的印象。那时候北京的街头巷尾都在传说，为了节省口粮，连毛主席都不吃肉了。后世流传一份毛泽东在1962年12月26日的菜谱，那天是伟人69岁的生日，他请了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吃饭。菜谱上记载着这样几道菜：“干烧冬笋、油爆虾、白汁鲤鱼、鸡油冬瓜球、炒生菜。”没有他最爱吃的猪肉。

类似这些片段的、不连续的信息，一点点汇集起来，当剑桥博士告诉赵新民，人的所有细胞的遗传密码都可能来自这个叫做DNA的化学结构时，赵新民突然之间，顿悟似的理解了化学才是一切生物的本源。

人的本质是生物，而生物的本质是化学。理解了这点，也就理解了人本身。王权也好，权利终身制也罢，无非是DNA在合适的环境里，做了它最单纯的生物性的表达。当伟人们被DNA所驱动，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动物级别的表达的时候，拥有了更高维度和视角的赵新民，只能是为他们扼腕叹息了。

要理解这个世界，光理解单个的人是不够的。聚集起来的人群，就像聚集起来的细胞。细胞聚集形成了人体的组织、器官。人群聚集，形成的形态和规律，也与单个的个体全都不一样了。研究人群，研究社会，成为了一门单独而艰涩的专业知识。

那些回答人群聚集起来后，会产生何种规律的人，世人称之为思想家。1999年，在又一个千年到来之前，英国广播公司通过互联网向全世界征集了一次投票，评选过去一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最终得票最高的是马克思。

马克思回答了他所经历的那个时代，人群聚集起来后产生了什么样的规律，解释了历史，描述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命门。马克思的时代是工业社会的早期，人们刚刚脱离土地，聚集在了城市。在完全自由的市场之下，当最初的经济衰退来临，小型的局部的衰退往往会导致更大的和更广泛的衰退。失去工作的工人就像农耕社会失去收成的农民一样，在大灾之年，为了获得食物为了活下去，而聚集起来，成为流民，成为推翻政权的力量。

马克思开出的关于如何保护工人的药方，不单单是因为拥有同情和保护弱者的道德正义，才吸引了拥趸。马克思主义确实证明了它的疗效，在鼎盛之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掌控了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和政权。工人建立起来的政权不单公有了政府的权利，还把工厂的所有权也彻底公有了。在公有制之下，工人确实是不会被解雇了，收入也实现了平等，但工人和工厂还能不能生产出足够的产品，却成为了所有公有制国家的问题。生产的不足，最终还是导致了普遍的贫困，而保障贫困，最终算不上是一种良好的保障。

同样是为了与失业和贫困做斗争，最终是一个叫凯恩斯的英国人，发明了一套比马克思主义更优的药方。当市场的衰退来临，开始威胁工人的工作岗位，这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只能坐以待毙，还有一种力量可以发挥作用，那就是政府的力量。只要政府设立失业救济制度，失业的工人就不用通过暴力抢劫来获得食物。工厂解雇工人，是因为没有订单，而让工厂重新获得订单，是比禁止工厂解雇工人更优的药方。这时候，政府就可以站出来，充当最终给出订单的那个最终的付款人。

当经济衰退的信号显现，政府加大投资和购买各种公共产品，比如新建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新建体育馆、博物馆、艺术中心，这些新增投资就会转化为工厂的订单，工人就都有了工作。政府把资金注入市场，资金最终流入千家万户，从而实现了对经济衰退的对冲和托底。但所有这些都需要钱，政府哪来的钱？税收、国债都是来源，但最终的来源，当然还是中央银行的印钞机。

不难看出，马克思的注意力是如何分配财富，本质是一套分配财富的制度。而凯恩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财富的创造，用生产更多的产品，创造更多的财富，来保障民众的生存。凯恩斯主义的广泛确立是在二战之后，是在与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竞争中，最终证明了是更优的药方。凯恩斯本人也从1940年开始出任英国政府的财政顾问，1946年3月被选为世界银行的总裁，1946年4月21日心脏病突发，在家中离世，享年63岁。

在中国，赵新民当然是最先获知凯恩斯主义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的高级官员之一，中央银行该如何工作，从1949年开始就是他每天需要面对的问题。但是要让自信满满，观念定型的一代五四精英，自己否定自己，承认自己知识结构的缺陷，而重新学习一种全新的主义和药方，并不容易。好在沉淀于民族基因里的实用主义信仰，最终给了他们纠错的理由，就像五四时他们用市井白话向民众宣讲他们的政治理想一样，这次他们同样找到了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民众传播自己的实用主义主张: “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市井民众只关心自己的温饱，和一点小小的欲望，难有宏观的视角去理解时代的变迁。我也一样，在跟随赵新民之前，我也根本没听说过什么凯恩斯主义，只是被动的看到这里那里的政府大楼盖得超级巨大，哪里哪里的高速公路好像修得毫无必要，而房价又总是涨得莫名其妙。跟普罗大众一样，我只是看到了这个世界的表象，却无法理解驱动它的规律，所以，也就活该一直赚不到钱。

是赵新民一点一点的教会了我如何理解这个世界，在与他做这次貌似闲聊的聊天之前，我已大概拥有了理解宏观经济的能力。不单是字面的理解，赵新民还教了我，如何把这些知识用到投资的行动中。怎么说呢，那感觉就像迎着货币的潮汐，一波波的冲浪，或者像渔民出海打渔，只不过一网网收获上来的不是鱼虾，而是形形色色的各种货币。关于如何出海打渔，这是另一章惊心动魄的故事，容我以后再说。我曾见到过赵新民呆坐在大屏幕前，彻夜未眠，一遍一遍的调取数据，反复推算出现何种未来的可能概率。没错，历史反映的就是概率的结果而已。

也是在这次深夜的闲聊，我大概猜到了赵新民不再触碰钢琴的原因。他说，他一生都是目光向前，一生都在有意识的做着同一个方向的努力，就是努力让自己的人生有意义。直到1966年，在那些不得不停下来的日子里，才有了充足的时间，回看自己半生走过的道路。

1966年，作为张国焘的旧部，又有一个国民党反动将领的双胞胎兄弟，当党内清洗和批斗疾风暴雨的一般来临，赵新民显然已难逃噩运。但是秀珍不同，秀珍是革命烈属，只是后来被赵新民这个反革命诱骗，医院的红卫兵给她做思想工作，说只要她断绝与赵新民的关系，并积极揭发赵新民的反革命罪行，她就可以回到革命群众的阵营。秀珍回答说，我不。

家庭是女人毕生的事业毕生的使命，婚姻已经是女人可以投入的最大的革命和赌注了，秀珍不认为除此之外她还需要什么其它的革命。而为了这个家，如果需要，她则愿意用生命去捍卫。

红卫兵冲入赵家大院的那天，本来的计划是把赵新民和李秀珍押上卡车，一路游街示众，然后再押解到批斗大会的会场，供革命群众批斗。

那天，大队的红卫兵惊动了街坊四邻，吸引了一批看热闹的革命群众也跟随冲进了赵家大院，人声鼎沸。

但当他们猛然推开正房大门的那一刻，却突然静默了下来。大铜床安安静静的横亘在正房的中央，似乎有一层冉冉升腾的微光笼罩着。赵新民和李秀珍换好了一身洁净的老式旧军装，并着肩，坐在雪白的床沿上，正等着不速之客的到来。

几乎凝固的静默中，突然响起了一个红卫兵女孩激动而尖利的嗓音:“我来揭发，赵新民李秀珍这对反革命夫妻狼狈为奸，一直过着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你们看，这张大铜床是美国货，这些沙发家具也是美国货，还有，他们还有一架美国钢琴，经常在夜里弹美国音乐，故意向周围的革命群众炫耀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

赵新民和秀珍认识这个女孩，是住在前院的娜娜。娜娜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经常跑到后院的花园来玩，摔倒啼哭的时候，赵新民和秀珍就会把她抱起来，抱进里屋，打开饼干盒，拿几块饼干哄她。除了饼干，娜娜还喜欢爬上里屋的大铜床，在弹簧的床垫上又蹦又跳。秀珍和赵新民婚后一直没能怀孕，他们很喜欢这个活泼的孩子。

娜娜一年年的长大，开始对书籍的兴趣大过了对饼干的兴趣。她的父亲是从农村打游击起家的革命将领，住着赵家大院的另一个院子，家里有《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甚至还有莫斯科的《真理报》，但没有小说和诗集。娜娜经常来到后院赵新民的书房借阅书籍，她有书房的钥匙，是赵新民和秀珍给她的，让她想什么来就什么时候来。有时，赵新民和秀珍都不在家，她会拿上一本在市面上根本买不到的爱情小说，倚靠在大铜床上，慢慢的翻阅。但她很注意，总会在女主人秀珍回来前，离开里屋。如果她知道先回来的不是女主人秀珍，而是男主人赵新民，则会假装在大铜床上睡着了，等着赵新民走近她，轻轻拍打她的肩膀，把她叫醒。

有一次，秀珍在床单上看到了一处新鲜的红斑。再见到娜娜的时候，她问娜娜:“娜娜，你是不是来例假了？”

“您怎么知道的？”

“我猜的，床单上有红色的印子。”秀珍把一包自制的卫生棉条递给娜娜，“你长成姑娘家了，这是给你的。”卫生棉条是秀珍自己做的，那是每一个经过战地救护的女护士都掌握的一个技巧。战地救护要求护士们时刻保持行动灵活，而伤兵用旧的纱布和绷带是很好的止血材料。

“谢谢！”娜娜接过卫生棉条，羞红了脸。她从此再没迈进过赵新民和秀珍的院子，直到1966年，红卫兵冲进赵家大院的这一天。

娜娜的高声申斥，让红卫兵小将们如梦惊醒，他们从院子里捡来石块和木棒，冲进里屋，开始猛砸铜床，但效果不佳。娜娜带领几个男孩，找来了铁锤、扳手、剪刀、撬棍，又一顿猛砸猛撬，终于肢解了铜床。床架塌陷了下来，剪开的床垫里的弹簧散落一地。

赵新民注意到了被砸断的床栏的铜管里，微微露出了一卷羊皮纸的一角，他有点惊讶，很想走过去看看是什么东西，但混乱的场景不允许他做任何动作。

“还有那架钢琴。”娜娜对这帮累坏的红卫兵男孩又说。

红卫兵小将们决定，作为指控这对反革命夫妻无可辩驳的铁证，把钢琴一同押往批斗大会的会场。钢琴很沉，必须由这对反革命夫妻自己抬上卡车。

几个红卫兵男孩找来了绳子，一头套住赵新民和秀珍的脖子，一头绑定钢琴。然后，缩短绳子，让钢琴悬空吊起，这样钢琴的全部重量就落在了赵新民和秀珍的脖子上，迫使他们不得不使劲抬起钢琴，减轻脖颈的负重。

准备好了一切，红卫兵喊起了口号，押着赵新民往外走。

钢琴沉重，赵新民和秀珍步履踉跄。赵新民这年已经65岁了，在赵家大院的台阶处，脚下一绊，酸麻的双手再没能抓住钢琴。沉重的钢琴猛然下坠，全部的重量猛拽秀珍的脖颈，一同从台阶上摔了下去。

先是秀珍摔倒地上，然后是钢琴砸在了她的身上，再然后脖子上的绳套也拽着赵新民重重的扑倒在了钢琴上，再滚落到落满尘土的水泥地上。

秀珍一声不响的匍匐着，身上压着那架沉重的钢琴，鲜红的血从她的身下漫出。她已经怀有三个月的身孕，只是宽大的旧军装还看不出来。

赵新民挣扎的爬向秀珍，但没有用，脖子上收紧的绳套使他动惮不得。他够不着近在咫尺的他的妻子，只有伸出的手臂在空中徒劳的抓挠，奋力的呼喊：“秀珍！秀珍！”

秀珍仿佛终于听到了赵新民在喊她，挣扎着睁开了眼，在生命之光熄灭之前，努力的朝着赵新民做出了一个微笑。

“如果哪一天我妄自以为对人类已完全了解，我就会想起秀珍的那个微笑。”那天深夜，赵新民最后这样对我说。

我们沉默了下来，沉默良久。

为了打破沉默，我突然问了一句：“那，那张大铜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