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學與論述，作為問題本身 －試論洪席耶2021年著作《文字與錯誤》

法國先鋒邊界思想家，賈克·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以年屆八十退休榮譽教授之姿，千禧年以來，以近三十本著作，不斷挑戰自己、震動學界，反思自己身在其中的歐洲思潮－68學運半世紀以來，法國學界企圖以「語言」（langage）取代「本體」（ontologie）的美學建構，其技術策略與影響後果。

若說洪席耶在二十世紀末專注於政治哲學，提出以「歧義」（dissensus）代替「共識」（consensus）之語言內部策略，千禧年肇始，洪席耶更展開一個跨領域冒險－從政治跨足至藝術文學，探討內建語言和外在現實的錯縱連結，發展相對「去政治」（a-politique）純粹美學的《感性分享》（Le Partage du sensible, 2000），反對以美學隔閡現實與藝術之《消失的線》（Le fil perdu, 2014），探索現實主義精神藝術的《虛構邊界》（Les bords de la fiction, 2017），而於當今2021年，洪席耶更出版一本訪談錄－《文字與錯誤》（Les mots et les torts），再次震攝法國學界，這位退休教授提出假設－若語言塑造思想，思想如何成為錯誤？

身為68學運世代健將，青年洪席耶似融會當時風起雲湧的後現代思潮，以索敘爾「語言」美學研究，顛覆沙特存在主義本體論。然而時至世紀交替，千禧開始，洪席耶於臨界退休時，思想似乎發生某種逆轉－從純粹美學先導，轉向藝術思考先行，尤其尋求與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思想共振，也就是面對菁英組織的「政治美學化」（esthétisation de la politique），試圖以民間自發「藝術政治化」（politisation de l’art），作為精神回應；千禧年後的洪席耶甚至大膽連結後現代亟欲切割的啟蒙時代，試圖以當代甚少人提及之席勒浪漫狂飆人文主義，翻轉法國經院絕對理性主義；洪席耶爬梳法國大革命發生之背景，正是面對藝術菁英如何華麗結合王族政權，創造幾何唯美的凡爾賽花園，以「美學至上」心領神會、漂亮展演「絕對君權」。洪席耶認為，相對法國菁英機構的「反自然」美學，康德哲學如何可能「返自然」，融會不用對立的人造藝術與自然現實，成為將臨革命世紀的思想動能。新世紀的洪席耶，大膽翻轉至後現代「美學至上」的對面－啟蒙時代的席勒狂飆，康德的自然道德，十九世紀的現實小說，這位哲學家甚至於年屆八十，似又展開一個重要逆轉，如何可能結合二十世紀矛盾，融會後現代語言美學，與現代無意義存在本體？

面對「語言」與「現實」關係之千古難題，洪席耶在《文字與錯誤》中，再次冒險，嘗試自我質問68世代以來的語言哲思問題意識。文字與其說與現實相對，洪席耶更認為，「其自身也成為一種現實」；書寫與其「說明思想」，更是一種「思想工作」；語言文字作為思想塑造，千年輾轉人類文明不斷演變、翻轉、更新的精神承擔，從錯誤中不斷革新，醞釀典範轉移的革命；自此，洪席耶大膽假設，語言文字，在作為一種思想現實的同時，更背負一種錯誤承擔，而西方文明核心的文字書寫，柏拉圖《理想國》（Res Publica）、亞里斯多德《詩學》（De Poetica），可能代表其思想根本的錯誤起源，重要的革新起點…

洪席耶於《文字與錯誤》中，不僅提出書寫作為「思想工作」，更假設其為「集體錯誤」，而他舉的兩個首要案例，直指西方文明的思想源頭，柏拉圖哲學和亞里斯多德美學。

柏拉圖哲學的語言，尤其是《理想國》的烏托邦想像，奠定了西方社會菁英統治之千年基礎。洪席耶專注研究柏拉圖「理想」（Idée）之階層分明結構，如何以（自身）菁英貴族作為哲學家皇帝，（他者）底層士農工商，各就其位，同時驅逐再現現實之藝術家，因其無視宇宙完美理型。面對西方階級的神聖起源、永恆理想，青年洪席耶異想天開，於博士論文試圖爬梳「歷史檔案工人之夢」，追尋工業革命時代，底層工人之日常話語，如何使用柏拉圖之烏托邦語彙－工人，工作，藝術，閒暇，思考，這些文字如何於勞工話語中，得到錯位、相異的意義、實踐。洪席耶政治哲學的研究，似在於一種階級流動的語言「錯置」（déplacement），企圖翻轉菁英語言之神聖結構，破除精英和底層的隔閡想像，在語言錯置「歧義」中，階級不斷流轉、理想不斷質變…

若說柏拉圖《理想國》烏托邦菁英語言，為青年洪席耶於二十世紀末，發展底層人民（plébéien）語言哲學研究的主要對象，亞里斯多德《詩學》千年菁英美學，成為洪席耶於新世紀肇始，破除藝術與現實隔閡，一種「藝術政治化」的首要批判對象。亞里斯多德《詩學》將藝術劃分兩個類型，一個為專屬菁英貴族的悲劇，另一為專屬人民百姓的喜劇，前者展現人類高貴的命運奮起，後者則是表達現實日常的混雜可笑，如此「嚴格階層秩序」，可說主導西方藝術兩千年發展，例如呈現一個又一個風起雲湧的帝國美學，如亞里斯多德自己得意門生，亞歷山大開創希臘化時代（Époque hellénistique），羅馬帝國榮耀古典榮光，太陽王凡爾賽花園輝映絕對理性，到拿破崙第一帝國獨尊新古典主義，時至二十世紀，我們似完全可以加上第三帝國（Troisième Reich）如何試圖回歸古希臘美學，和法西斯（l'Italie fasciste）純粹美學如何重振羅馬榮光… 後現代美學面對與西方帝國相互輝映的菁英《詩學》，不僅自我放棄批判思考，更提出回歸經典本身之「文本愉悅」，似一派樂在其中；鑑此，洪席耶於千禧年肇始，思想成熟轉變之際，追尋與班雅明之思想結盟，提出「感性分享」（partage du sensible），將班雅明之菁英《詩學》「靈光消逝」（perte de l’aura），從二十世紀大鳴大放電影，向前延伸至十九世紀的現實小說，藝術如何失去其神聖的宗教功能，轉向社會的政治功能。洪席耶將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現實主義小說，大膽連結至班雅明提出的「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品」－攝影和電影，朝向破除《詩學》分隔日常現實與菁英虛構之階層劃分，不惜以「不純藝術」為代價…

若2000年出版之《感性分享》，代表洪席耶和班雅明的正式思想結盟，其2021年出版的《文字與錯誤》，則可能秘密連結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思想，洪席耶當今主要的競合對象。如從哲學小書《從人到動物之開放》（L'Ouvert : de l'homme et de l'animal, 2002），至九本終身大作《牲人》（Homo Sacer, 1998/2016），阿甘本長期探索，亞里斯多德《詩學》不僅將藝術分割為菁英悲劇和人民喜劇，更在根本結構上，更將語言分隔成菁英「邏輯」（logos）和底層「聲響」（phonè），前者以邏輯技術統領社會，如接受良好教育的貴族階層，後者只會發出生命需求的叫喊，如奴隸和動物。阿甘本認為，如此將語言分層，呈現西方思想千年的菁英帝國發展和底層社會問題，因將語言分為邏輯技術和聲響噪音，不僅將人類分割自動物之外，創造出菁英超越自然之無限想像，更將人與人的關係階層化，讓社會階級差異理性化，得到一種引經據典的語言哲學文本基礎，造成西方的物質虛榮與精神問題。洪席耶近年似受到阿甘本著作影響，也開始關注到《詩學》的語言技術操作，於年屆八十，宣稱：「若政治對我而言有所意義，那不是以誰持有『邏輯』（logos）來定義，而是將『邏輯』與『聲響』（phonè）之對立，作為問題本身。」洪席耶和阿甘本之新世紀思想對弈，在《詩學》菁英語言問題意識上，似得到一種精神共振…

柏拉圖《理想國》、亞里斯多德《詩學》之菁英結構、內建語言，若主導了西方經院論述、帝國發展、精神危機之千年演變，洪席耶在《文字與錯誤》中，思考書寫如何造成「惡」（mal）與「不宜」（impropriété）。

洪席耶長期思考「書寫外界」（l’extériorité de l’écriture），嘗試探索內建書寫和外界現實之接觸，如何碰撞出「惡」… 柏拉圖「理型」的想像書寫，與「書寫外界」接觸，不斷導致「間隙」（écart），相互造「惡」；一方面，天地不仁之現實無常，成為菁英永遠無法企及完美烏托邦之「惡」，另一方面，菁英語言建構之國家機器擴張，也成為大塊無為、自然環境掠奪之「惡」。如此「理想」書寫和無意義現實之碰撞，不僅產生出之意外之「惡」，更碰撞出令人尷尬之「不宜」－相對高貴之菁英語言，「不宜」作為底層話語或動物叫喊，終成翻轉菁英典範的底層動能…

方言（l’idome），成為洪席耶「不宜」語言的探索方向。面對國家機器菁英語言，「方言於低層人民場景，成為一種超過和缺陷。」然而就是這樣「超過」的底層話語，於語言結構和無意義現實，衝撞出一種「不可言說」、「無法穿透」的生命動力，超越菁英語言結構之「理型」想像，展現出一種於大塊無為、自為煥發的「他者力量」（puissance de l’autre）。洪席耶認為，「不宜」可能就是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所提，語言結構衝撞異質世界，遺留「無法償還之債」（dette insolvable）。

方言以其「不宜」，連結世界。相對柏拉圖「理型」想像一種上帝的「宇宙通用語言」，洪席耶認為，人類無法企及、也可能不需要上帝語言，面對真實，「語言永遠是方言」；若語言結構接觸自然現實，產生「惡」，方言以其「不宜」，不僅翻轉菁英結構之分裂社會，更弔詭（paradoxe）以多樣異質，「建構共同的世界」。

面對「理型」書寫衝撞大塊無為，產生「惡」與「不宜」，洪席耶長期構思，文字如何可能成為「平等方法」（méthode de l’égalité），並在年屆八十出版的《文字與錯誤》，探討其書寫工作，如何以「位移」、「錯置」，以民間自發「自學語言」，「翻動」（bouger）千年《詩學》之菁英語言。

以電影為例，洪席耶嘗試如何翻動《詩學》之英雄敘事榮光。影像對洪席耶而言，似不是一種敘事邏輯的「明晰化」（éclaircir） ，而更是一種無意義表象展現的「陰影化」（obscurcir）。電影與其表現《詩學》菁英歷險的因果邏輯，更可能展現他者的形象現實，質疑英雄中心敘事，讓《詩學》階層劃分和因果循環成為問題本身。由此出發，洪席耶似能夠將福樓拜的現實小說，「平凡成為美，如同真實痕跡」，和電影發展作出跨媒介連結，福樓拜文字書寫彷彿預言電影影像之將臨；進一步說，西方千百年藝術的形象問題，可說是電影之靈魂前生，可思考為明晰語言結構和無意義表象世界的「間距」，影像如何可能作為陰影，質問光榮英雄敘事、菁英因果循環。

《詩學》作為問題意識，洪席耶發展其「平等方法」。身為哲學家，其工具是書寫，他於《文字與錯誤》自述：「書寫對我而言，是研究過程」，目的為破除「階級化的界線」，追尋「政治解放的過程」，「建造平等之計畫」，其方法為語言結構位移，如其博士論文，呈現底層勞工話語，如何錯置《理想國》語言，以「不宜」翻轉菁英結構，以歧義取代共識，以異質建構共同世界，如同菁英洪席耶望見底層人民，感知「解放的語言，是自學的語言。」這位年屆八十的哲學教授，似又展開的新冒險，於《文字與錯誤》可見端倪－如何面對自身深陷其中，68學運世代語言美學，長達半世紀的本體空白，洪席耶於新世紀如何可能再次逆轉，碰撞可能其最重要的思想競合對手，阿甘本的「牲人」倖存、大塊無為的無意義存在本體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