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大眾的眼中，新冠病毒的問題或許比較偏向個人衛生或客觀醫學議題；但隨著這幾天在萬華，疫情持續發燒，「民間社團幹部」、「阿公店員工」和「航空公司員工」三大類社會身分的社會性格、鄰里關係與休閒活動的差異性，頓時成為瞭解新冠病毒「為何在此」及「如何傳布」的重要社會成因和路徑解釋。這也就是「社會流行病學」的重點。
首先，為何新冠病毒很容易在「航空公司員工」這個職業身上出現？相信大家都知道，因為境外移入的帶原者最容易接觸到空服員；至於「航空公司員工」可能傳播的對象，則與他們工作之餘的休閒活動和人際圈範圍有關。倘若我們假定不少「航空公司員工」在國內的主要生活圈，以在家休息或個人式休閒活動為主，那麼他們即使帶源或染病，傳染的範圍也會以小範圍的家人或朋友為主。
相較之下，「民間社團幹部」因為本身的社會性格就是比較喜歡積極與人互動，特別是他們的休閒活動經常是與一大群人共同進行，而非「航空公司員工」的小團體。所以當他們成為病毒帶源者或染病時，傳染範圍與嚴重性自然會比「航空公司員工」來得大。
至於「阿公店員工」因為職業屬性的關係，每天接觸到顧客以藍領、底層或高齡者為主，加上鄰里關係緊密、常會相互串門子，所以當他們成為病毒帶源者或染病時，傳染範圍比較會聚集在特定階級群聚的社區，而不會像「民間社團幹部」那樣產生跨區傳染。但如果「阿公店員工」正好跟上跨區域宗教儀式，病毒就可能隨之傳遞開來；換言之，宗教活動也會影響病毒傳遞。
疫情的傳播或控制，絕非個人而是民眾共同責任
如果我們要進一步從社會學的角度，探討不同社會角色染病或傳染路線的控制，那麼就得同時瞭解疫調工作可能引發當事人的社會衝擊性。再以近日「民間社團幹部」、「阿公店員工」和「航空公司員工」三種社會角色為例，顯然無論是「民間社團幹部」和「航空公司員工」，或是與這兩群人接觸的對象被發現帶源或染病，比較不容易有想要刻意隱匿的動機；但「阿公店員工」因為長期被賦予性別道德意涵，所以無論是員工本身或與其互動過的顧客，疫調過程都會存在很高的黑數。
也因為這樣，今天當我們聽到萬華要設立四個快篩站，並且政府部門也呼籲媒體不要到現場去拍攝檢疫者的肖像，以降低擔心自己染疫者被污名化的焦慮，也就是相對地增加他們勇敢前往篩檢的意願時，覺得這是很正確的作法。因為這樣才真的可以更清楚掌握萬華地區潛在傳染鏈的樣貌，及早協助帶源者或染病者接受治療，避免病毒在台面下不斷蔓延開來。
由此也更可以瞭解到，防疫絕對不是個人戴口罩、量體溫和勤洗手的問題而已，雖然這三樣工作非常重要；還包含社會大眾對新冠病毒的反應，特別是疾病感染和傳遞過程之社會責任的瞭解與承擔。
（本文寫於2021/5/14，5/15刊登於「台灣夢想城鄉協會」臉書，圖片來源：unsplas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