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想城鄉致力於營造一個能夠「安心袒露脆弱、回望創傷經驗」的空間。 今年，在「脆弱畫室」的課程設計中，融入「生命故事敘說」的概念，邀請畫室學員們透過創作，在互相陪伴的團體中，一起回頭看看自己的生命歷程。在有高有低的故事裡，重新發現，原來失敗的背面隱藏著力量；原來，烏雲散去後，會有陽光。

如果可以跟42萬人說一句話，你會說什麼？ 在川流不息的台北車站，都市裡最忙碌的轉運站，趕著上班的、沈浸約會的、期待回家的人們，很少有時間停留，甚至聽路邊的無家者說話。

因著疫情警戒，每個人升起「求生存」本能反應，紛紛到大賣場掃貨、囤積物資，然而也造成疫情管控失衡。如同法國社會學家Alexis de Tocqueville描述「正確理解的自利原則」，唯有成為真正「自利」的人，不侷限於眼前短期好處（這是「自私」），而能拉長視野，從更長期效益思考怎樣促進自己和社群的共同

「萬華」就像大臺北地區的「廚房」，許多萬華基層勞動者則是家中辛勤照顧家人的「母親」。這群無名英雄長期犧牲犧牲自己，長時間處在吵雜、髒亂環境底下，從事勞力工作，提供中上階級民眾享受便利、安心的服務，然而卻換來他者的蔑視、嫌棄或責難…

1960年代左右，台北市的萬華剝皮寮開始有茶店出現，以「秀英茶室」和「長壽號茶桌仔店」（台語）為代表。 不同於有小姐作陪的「茶店仔」（台語），「長壽茶桌仔店」的茶友以附近做小生意的商人和中高齡男性為主，他們在這裡可以自在地交流資訊，也關心彼此日常生活的近況。

貧困者聚集的老舊社區生活，究竟是逼不得已的避難所？還是鄰里相互照應的桃花源？或許我們可從「地方知識」的概念，看看這些社區大小民眾如何在資源貧瘠的環境下求生存與發展的方法，為臺灣保留不同時代在地生活的珍貴記憶與智慧。

相較於一般民眾，臺北火車站及萬華區的街友被警察臨檢的頻率更高；如果有機會進一步檢視街友們的身份證件，可能發現他們當中許多人的「戶籍」都是設在「萬華區」。為什麼會這樣呢？

艋舺公園或其它各地的公園，許多中高齡大叔聚集聊天、下棋或簽賭，看到這群人無畏疫情緊繃還大喇喇地群聚，真的會令人擔心與生氣。但在此同時，我們是否也該追問：「為什麼他們要聚集在這些地方？是惡意傳播病毒嗎？還是對防疫無知？亦或有其它我們不知情的重要原因？」

清代初期的萬華是北部地區最早開發的區域，也是最熱鬧的城鎮。1850 年左右，萬華的華西街北段因為靠近碼頭，成為商賈、船夫與碼頭工人的落腳處，並發展出各種服務這些商賈和底層勞動者的商業和性產業⋯⋯

在一般大眾的眼中，新冠病毒的問題或許比較偏向個人衛生或客觀醫學議題；但隨著這幾天在萬華，疫情持續發燒，「民間社團幹部」、「阿公店員工」和「航空公司員工」三大類社會身分的社會性格、鄰里關係與休閒活動的差異性，頓時成為瞭解新冠病毒「為何在此」及「如何傳布」的重要社會成因和路徑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