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培里在下田與幕府簽訂日美和親條約之後，率領黑船艦隊北上箱館，來了一趟港灣調查兼市區觀覽購物之旅。次年，箱館根據和親條約，成為美國船隻在北太平洋航線補充物資的專屬中繼港市。而隨著其後安政五國合約(又稱修好通商條約)的簽訂，箱館在1859年7月1日，正式成為國際通商口岸。
拔得頭籌的美國，最先在箱館設立貿易事務機構。成為國際港口在即，俄、英等國亦手刀派員來箱，超前部署領事館的辦公，與赴任職員的住處。此外，各路基督宗教、新式學校等，也陸續來此進駐。1860年代以降，軍艦、商船、捕鯨船等各色船隻，不斷從各地往來於箱館，帶動外人群體來此居留與旅行。
比照其他口岸的外國人居留地，箱館對於居留於大町地區的外人，最初亦設有外出距離的限制(日文稱為遊歩区域)，規定出門旅行不可超過10里(約40公里)的範圍。因應在住或來箱外人的行旅需求，使箱館開始出現服務外國人的旅宿，與提供西洋料理的餐廳。
因公職或商務在此居留的外國人，此時在仍稱為「蝦夷地」的北海道，開始以箱館周邊的道南地區為中心，展開零星的調查旅行活動，採集動植物、礦物，或踏查阿伊努人的語言風俗等，藉此了解德川政權所控制的這塊最北之地，究竟有哪些歐美仍然未知的資源與人種知識。
運用西方科學的理論、分類方法，認識當地自然資源與原住民的社會風俗，是專業背景與身分各異的外國人群體，來到東亞進行未知之地的踏查，很常見的旅行風氣，並不限於北海道一地。例如1860年代開港後的臺灣，外人深入內地的探險亦是如此。
箱館開港後，不乏有技術性逾越當地遊步區域的調查旅行活動。這個意思是說，在地圖畫上兩地間直線的距離，並未超過10里，但是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實際的旅行動線，不可能按照筆直的路程來往返，無可避免會迂迴曲折，遠遠超過遊步的規定距離。
例如1865年，在森村(現今函館市的森町)由阿伊努部落向箱館奉行投訴，遭到踢爆的外人盜挖遺骸事件(アイヌ人骨盗掘事件)，就是遊走在圖紙與實際移動距離認定差異上的調查旅行。
當時有三位英國領館職員，為了蒐集人類學資料，在駐箱領事Francis Howard Vyse授意，與和人嚮導的帶領下，挖掘了十多具位於森村的阿伊努人的遺骨，甚至引發日英之間的外交糾紛。最後在英國駐京公使巴夏禮的主導下，歸還部分遺骸、付錢賠償並懲辦首謀，才宣告平息。
直至1870年代前半，日本政府依據通商口岸的遊步距離，以限制外人的旅行範圍，即使是駐日的歐美外交官員，也沒有在內地自由旅行的權利，除非，你有外交官員身分，也具備在內地旅行的正當理由，當然還要受日本當局許可。
話說，能夠滿足上述條件，又有機會造訪蝦夷地的外國人，其實鳳毛麟角。例如筆者在前面的日旅史故事中，提到那位對櫻花，與日光避暑情有獨鍾的英國駐日翻譯官，也就是日後接任特命全權公使的薩道義。
從薩道義日記、回憶錄，以及相關的二手研究，來追索他在日本的足跡所至，約略可以了解，1860年代，他來到日本的最初數年，為處理英國與幕府的通商、外交與僑務，在列島間南北奔波，蝦夷的行旅經驗就集中在此時期。
至於1870年代以降，以本州為中心的山岳(富士山、飛驒山脈)從事登山，以及日光、箱根、熱海、輕井澤等地的避暑休暇，則是他主要的旅行模式。
1865年，薩道義奉公使巴夏禮之命，與同僚及隨行兩位日籍秘書，搭乘軍艦前往新瀉視察港口通商，曾途經箱館，會見了奉行小出秀實，而兩位隨行秘書之一的野口富藏，曾在會津藩的派遣下，在箱館學習英文，也有警備道東地區的資歷。
薩道義據此經驗，在五年後發表了名為〈蝦夷的阿伊努人〉(The Ainnous of Yezo)的考察報告，上述人脈應該對薩道義在當地的踏查活動，提供了相當的資源協助。
而1868年，時序進入明治時代，薩道義又與同僚搭乘軍艦至蝦夷地，此行則跑得更遠，在現今的道東與道北地區停留了月餘。他在道東考察了帝俄占領國後島的情況，還遇到搭乘的艦艇在宗谷灣失事，最後在法軍的協助下才得以脫險。
薩道義在回憶錄裡，稱此次北航為「徒勞無益的旅行」，且與「日本局勢無涉」，或許是由於當時的道東地區，尚未成為新政府的領土之故。
隨著新政府軍與舊幕府軍的箱館戰爭宣告落幕，明治政府將這塊被視之為「帝國北門」的廣大土地，全境納入統治，蝦夷地在此時正式更名為北海道，箱館亦更名為函館。
新設立的北海道開拓使，展開聘用外國顧問規劃札幌的城市建設、產業經營、學校教育，與通往各地的交通網整備。此外，政府也設置屯田兵，與舊士族的移入開墾；基督宗教的傳教事業，亦逐漸深入各墾拓市鎮與阿伊努部落。
1870年代以降，基於前述背景，赴北海道旅行的西人，經常通過當地領館與教會的人際網絡，所提供的食衣住行經驗，讓自身得以較為便利的行旅移動。
1878年，從東京輾轉前來北海道的伊莎貝拉博兒，經由領館的協助，取得日本官方的「証文」，憑藉此文件得以公訂的價錢，雇用馬匹、苦力，與住宿官舍的優先權，亦能獲得地方的協力，使他能夠相對減輕在札幌與道南之間行旅不便。
1881年，由薩道義擔綱編寫者之一的《日本中北部旅行手冊》(A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Central and Northern Japan)，交由橫濱的英字出版社Kelly & Co.，發行了第一版。較之同時期面向英語系讀者所發行的日本旅行案內，將北海道編寫入冊，是《日本中北部旅行手冊》最大的特色之一。
北海道在這部旅行手冊中，所佔的篇幅不多，又被編入敬陪末章的位置，約略可以看出，當時的北海道，尚未成為來日外人熱中造訪的日旅點。而薩道義在1870年代以後，幾未曾再涉足北海道，故參考其他西方旅人的旅記，成為編寫北海道旅行指引重要的資料基礎，例如他曾在行文裡多次提及博兒的《日本奧地紀行》。
更進一步檢視文本中僅佔有數頁篇幅的北海道旅行指南，嫻熟日本歷史與文化的薩道義，以源義經傳說為開端，略述和人政權數百年來以迄明治維新，在此地的統治更迭史，與近代的行政區劃變遷，以及自然、氣候、移住概況。
復次，手冊中則介紹了函館近郊的大沼(現今的大沼公園)、駒ヶ岳、松前等地，與前往札幌、小樽，騎乘馬匹移動時間、距離，與提供餐點，或能夠好好洗個澡的住宿。最後則提及東北部(釧路、根室、千島群島)的行旅情況，諸如夏秋間的定期船班，來此須有忍受食物難吃，與船隻經常誤點的心理準備。
1884年，《日本中北部旅行手冊》改由英國大手旅行指南出版商John Murray重新發行第二版。1880年代，被編寫進西人的日旅指南末端的北海道，一方面反映了此地仍處於外國人日旅視線的邊陲，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函館開港前後數十年，外國人在北海道踏查、涉險，所累積下來篳路藍縷的行旅見聞經驗，經過薩道義的整理編輯，成為實用性質的旅行指引資訊。
本篇最初發表於Matt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