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名熱、星座風！為什麼社會現代化，「算命」反而越來越流行了？

1970年代末，臺北市政府驀然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社會現象：在那幾年之間，市民們為了扭轉個人運勢而跑來申請改名的案件，不知為何變得越來越多，甚至擠爆了政府公報的版面。日漸增加的改名業務，讓一票公務員忙得人仰馬翻，戶政事務所也幾乎變成了改名事務所。

為了遏止這股奇怪的風潮，戶政機關決定把相關案件的審查標準提高。中華民國的《姓名條例》本有明文規定：更改姓名需要敘明原因，還得經過「主管機關認定」。根據這一項條文，戶政人員便有權把那些以改運為由的改名申請案通通退件。

不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些眼尖的人注意到，《姓名條例》同時也提及某些特殊狀況，民眾不須經過政府同意，便能夠自由地更換名字。比方說，如果能夠找到一個跟你同名同姓，並且在同一縣市住滿6個月的年長者，那你就擁有法律上申請改名的正當理由，誰也擋不了你！

那時的臺灣，命名用字存在著相當高的重複率，戰後嬰兒潮又使得人口大幅增加，要在地方上找到一個跟自己相同姓名的人，不算是很困難的事情。可以想見會有許多人急切地翻查著電話簿上的姓名列表，只為了求得一個改名的機會，藉以扭轉自己的命運──至少他們都是這麼相信的。

話說回來，那些忙著處理改名案件的戶政人員大概也沒有想到：盛行於 1970 年代末的這股改名風潮，其實只是一個開端。二十多年後，臺北市政府每年所受理的改名案件，竟又繼續成長了兩倍有餘。在這段時間裡，命相術數不僅成了出版市場上相當受歡迎的書種，批命取名的老師們也紛紛成了談話性節目裡的人氣名嘴。

甚至，在網際網路蓬勃發展的時代裡，原本裹著一層神秘面紗的姓名學，竟也被化約成了命理網站背後的程式碼。一個名字是好是壞，端看電腦怎麼計算。如此景況，也真不知該說是科學或者玄學的勝利了。

除了改名之外，在漢人社會的民間信仰當中，影響命運的理由，以及相應的改運辦法，當然也有百百種。這類卜算前途禍福、替人指引明路的方術，在今天的臺灣仍舊深具影響力。

而在識字率不高的傳統時代，通曉命理的人所做出的種種論斷，對於庶民百姓而言，更是擁有某種令人懾服的權威性。

我們看早期臺灣歷史人物的傳記資料，經常會發現一些孩童因著算命先生的鐵口直斷，被迫與原生家庭分離的案例。比如藝術家謝里法甫一出生，便被論定「命中剋父剋母」而被迫出養；歌仔戲名伶唐美雲的母親也被說是「命帶刀箭」，自小就被送到另一戶人家。

舊社會裡，還有更多名不見經傳的女性，都曾遭到江湖術士一口咬定是「媳婦仔命」或「鎮藤瓜」（也就是妨害母親無法生出男丁的禍首），因而無奈地成為「童養媳」，並且走上一條坎坷的人生路。所有這些事情，其實都不是遙遠的歷史。如果說 1970 年代末、乃至於今日臺灣的漢人社會，仍依賴卜卦相命等「術數之學」，當中或有某種心態史的根源，可以向父祖輩的思維與觀念世界去追索吧！

無論如何，依照社會學宗師韋伯（Max Weber）的看法：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理性化、「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常譯為「除魅」）的過程。理論上來說，人們透過教育認識到更多關於世界運作的原理原則，對於自身的、或者整個宇宙的理性也應當要萌生更多的信心。與此同時，難以在現代學術研究當中進行驗證的巫術、占卜等，也會遭受到越來越多人的質疑，而失去原有的影響力。

這樣看來，當臺灣的國民義務教育開始廣泛推行、大學錄取率也在1990年代急遽升高之後，命相館的生意也應該要越來越糟糕才對。

然而，晚近的社會學研究，卻揭示出一些奇妙的現象。

1984 年，由行政院國科會推動的第一期「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正式展開。這項規模龐大的計劃，係以問卷針對全臺灣人口進行抽樣調查，呈現普遍群眾的行為、意向、價值觀念。

透過5年一期的資料蒐集，研究者得以分析社會的長期變遷趨勢。而如前所述，算命長久以來對臺灣人的心靈世界影響甚鉅，與此相關的態度與行為，自然也在調查與分析的範圍之中。

例如，在 1984 年到 2019 年之間執行的七期「基本調查」當中，總有一道題目會詢問受訪者是否有主動找人算命的經驗。而從三十餘年間的七次調查結果來看，曾經算過命的人，在整個臺灣社會當中的比例一直維持在三成左右。

這項數據不只沒有在高教普及的時代表現出相應的下降趨勢，到了 1990 年代後期甚至還一度攀向高峰（1994 年與 1999 年的調查結果，分別為 38.5%與 37.8%）。

實際上，教育當然還是相當程度壓低了普遍群眾對於命理學的信賴。但算命卜卦的盛衰，有時其實與智識無關，單純就是一種流行而已。

我們如果回望 1990 年代的臺灣社會，便會發現一股探究超自然世界的熱潮，正在各類傳播媒體當中大肆延燒。那時，追索「前世今生」的催眠秀曾是眾所矚目的焦點，靈異主題的談話節目（以 1991 年在臺視播映的「玫瑰之夜」為代表）則相繼搶占剛剛誕生的有線電視頻道的夜間時段。同一時間，報章雜誌更頻繁地推出風水命理專欄。打開收音機，當紅的「星星王子」在廣播節目當中和聽眾暢談占星──置身於這樣一個對神祕學充滿狂熱的時代，會有更多的人想去嘗試算命，說起來也是很合理的事情吧。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占星的狂熱。從 1990 年代開始，星座逐漸成為年輕人之間最「ㄅㄧㄤˋ」的話題。那時，畢業紀念冊裡個人資料頁面必備有註記星座的欄位，泡沫紅茶店的每張桌子上，都會擺著一個圓球形狀的星座占卜機。時至今日，關於星座的一些陳言套語（諸如「處女座龜毛」、「雙子座善變」……等等），幾乎已經成為臺灣人的某種「常識」。但我們其實很少留意到，那是近三十年前才形成的社會風氣！

按照社會學者瞿海源的看法，1990 年代發生在臺灣的這場「術數復興」，其實不是什麼頂新鮮的事。在二十世紀後期，教育事業蓬勃發展的歐美國家，也曾興起類似的占星熱潮。

值得探問的是：現代人究竟希望在星象與命盤的世界當中追求什麼？即便對於宗教術數的信心普遍降低了，人們為什麼還是對於神祕學如此著迷？

人類學者羅正心曾在命相館中工作，藉以進行長期的參與式觀察，他發現，前來問卜的顧客，往往是只為了找到一個對象傾吐困擾、發洩鬱悶。比起預測未來的吉凶禍福，透過算命所獲得的關心與寬慰，可能還來得更重要一些。

羅正心的另一觀點更有意思（此處我稍微加入了自己的擴大詮釋）：如前所述，所謂「科學」、「理性」造就的「現代化」世界，理論上應當促成集體的除魅；但「現代化」真正帶來的後果，卻製造了人心的失落與徬徨，繼而使得許多人被迫遁逃到命理的世界當中，尋求精神上的慰藉。換句話說，「現代化」造成的結果並非除魅，反而竟是「復魅」！

無論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你對於算命究竟抱持著什麼樣的態度，可以肯定的是，看似古舊的「術數之學」，在這個行動網路發達的時代，仍在逐步進化當中；也許你家巷口的神壇，早已開始利用手機通訊軟體來提供遠端「問事」的服務了！未來，各種各樣的算命術，又將會以什麼樣的形式持續出現在人類社會當中呢？這件事情，或許也值得我們好好地算上一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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