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打造的完美聚落，為什麼變成客家人的村？
何謂客家？客家族群其中一個顯著的特色，即是不以地域為名，這也代表著客家文化常會因地制宜、因地而變──以客為家。這樣的特殊性，令他們的文化不論在臺灣或世界各地，都有著屬於自己的風貌。相較近年著名的浪漫臺三線，本篇想帶著大家翻山越嶺，來到臺九線上的花蓮豐田村，看見客家族群的不同風貌。
豐田建村：官營移民的日本夢
豐田村位於今日花蓮縣壽豐鄉（豐裡、豐山、豐坪三村一帶），是日本時期臺灣首批官營移民村。官營移民村的建立，出自日本帝國擴張與母國人口和土地的壓力。明治 41年（1908），日本通信局局長鹿木子小五郎到臺灣東部視察後，向總督府建言，若要日本人真正認同、移民臺灣，將臺灣變為日本的領土，就需要打造一座全然日本化的移民村，讓日本人在臺灣也能有歸屬感，減少思鄉之情──先以日本人認同臺灣，再談及臺灣人認同日本母國，真正達成日本化。
臺灣總督府接受建議，著手官營移民政策，並在實施前，比較臺灣東部與西部，發現東部因為人口稀少，相關土地完整[1]，又無漢人勢力干擾[2]，社會結構、家族結構也不若西部穩固，較利於打造嶄新的日人聚落，於是決定在東部建立移民村，首批包含吉野、豐田、林田三村。
豐田村建於大正 2 年（1913），因為鯉魚尾南方地區（今壽豐鄉）土地豐饒又多水田，故取名「豐田」。為了擁有吸引日人移入的條件，村落規劃相當完整，有著京都般的棋盤式街道，並提供配套的公共服務設施，如：火車站、醫院、派出所、學校、神社等，另還提供每家每戶 441 坪大的房舍與院落，以及 3 甲的農地。
除了符合日人需求與想像的街區之外，豐田村也有著因地制宜，別具南島風情的特色。像是房舍間用臺灣原生的七里香作為綠籬，並在村落鄰近種下阿美族的家常美味──夏季可年產 200 顆果實的麵包樹[3]──解決移民初期的糧食問題。最後，則是嚴格禁止漢人進入村莊──讓移民在裡頭扮演著生活居住於日本的日本人，營造某種《楚門的世界》般的理想假象。這些建物留存至今日，也使得走入豐田，常有種進入到異時空的奇妙感。
豐田村初期的景觀（Source: 臺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1919 / 公有領域）
然而，要完全複製一個「日本」何其困難，哪怕街道、建物等人為建築都能完全重現，在建村初期，臺灣的氣候還是將移民們召喚回現實。豐田神社初代社掌小松兼太郎的日記便寫下建村隔年，一場暴風雨幾乎將移民村摧毀：
七月七日大約十點左右北風驟然吹起，不時有大暴風出現。風塵揚起，十二點時房子瞬時崩壞。同年總共發生七次颱風，八月十二日下場大雨，十三日便發生洪水。二十九日也下大雨，三十日也起一場洪水……。
除此之外，氣候引起的水土不服，也讓社掌的兩個孩子都先後住院：「石夫得了黑水熱，進了醫院，於二十日出院。十二月十五日，石幸罹患了腦瘧疾而住院。」
移民的困難，使得許多懷抱希望與夢想的日本人，曾一度憤而聚集在移民指導所前抗議，認為移民官欺騙他們來到臺灣，於是豐田移民村的人數來來去去，有增有減。
1930 年吉野、豐田、林田三村的紀錄（Source: 勝山吉作，《臺灣紹介最新寫真集》，1931 / 公有領域）
豐田的異鄉人：佃農與遊工
直到大正 6 年（1917），總督府宣布終止官營移民村政策。在不會有更多日人移民的情況下，移民村有條件地開放漢人進入村莊協助農作，建立起「苦力（クーリー）小屋」，提供給當時來此處幫工居住的房屋，一天的工資約九十錢。
雖然工資不高，甚至居住條件也僅具備屋簷，但還是吸引大量的漢人──尤其是較不具備優勢土地與條件的客家移民們前往，幫助日人開墾農田、建立水壩防洪，以及進入海岸山脈採樟焗腦……。原居於新竹香山的李添進即是一例。
李添進雖是家中的長子，但自阿公渡臺後，三代都是佃農，毫無家業可言。由於不想再當佃農，他決定來到他方尋找機會。大正 10 年（1921），李添進帶著妻兒出走，從新竹往北，在基隆工作兩年後，又乘船來到花蓮。
來到花蓮後，李添進在水璉村當挑夫，將靠太平洋一側的海產挑過海岸山脈，穿到對面縱谷區的米棧村；米棧村的日本人挑揀完漁貨後，再讓挑夫把縱谷區的山產與農產挑回海岸邊。因此機緣，李添進認識了來自豐田村、經營水產會社的日本人，成為早期苦力小屋的第一批漢人，協助續建豐田大壩，抵擋夏日暴漲的溪流。同時，李添進也在尋找受日人重用的機會，為將來謀得脫離佃農的身分。
豐田村開墾景象（Source: 臺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1919 / 公有領域）
但要到他近五十歲的 1945 年，日本宣告戰敗，他才真正如願。當時規定，遣送回國的日本人只能帶一千日圓與三十公斤重的行李。李添進在這些年來，與一位家底優渥的村田先生熟識，為他工作近十年。村田先生離去前，便將不要的物品、房子、地契、田產，通通給了李添進，並與他約法，若是將來有日能回到臺灣，再將房子與一半的田產歸還。
沒想到的是，這一別就是永別。直到 2000 年時，村田先生的孫子回到豐田，憑著過往的書信，在郵差的幫助下找到李添進的家──也是他爺爺的家。村田的孫子說，爺爺與父親一輩子心念的就是臺灣，在日本鬱鬱寡歡；李添進的兒子則告訴他，父親常做夢驚醒，夢見村田先生終於回到豐田……。
原居於桃園新屋的許坤土，來到豐田的故事更加曲折。八歲父親逝世、九歲母親改嫁，許坤土在他人家寄居做工到十五歲，輾轉來到礦場工作。一次礦洞坍塌，老礦工招他們幾名年輕的礦工張口罵，說自己這種年紀的埋了正好省棺材，你們年紀輕的別與他們搶風水寶地，還打聽到東部一帶日本人在開墾，讓他們收拾行李，去東部工作。許坤土與幾名年輕人遂來到花東。當時的花東有大量的荒地、建設需要人手，二十歲的年紀，有的是體力，便「遊工」地生活，在銅門蓋發電廠、在花蓮港搬運水泥，又到過太麻里種田，整個縱谷哪裡缺人，他就去哪。
最後來到豐田，已經是二戰末尾的昭和 19 年（1944）。許坤土體檢時免役，鄰近的村人聽說他單身又不用當兵，每家每戶都想將女兒嫁給他，避免未婚女性被徵召到前線當護士。他拒絕幾段說媒，繼續遊工，直到那天他在豐田幫日人做農，一戶人家帶著女兒找上來，警報正好響起。他們趴在田溝裡，美軍飛機的引擎聲就在耳邊轟鳴，由遠到近震動地板的泥塊，巨大的不安襲來──女孩的爸爸還在耳邊向他嘶吼：「要不要娶我女兒？」那戶人家的女兒正滿十六歲，躲在父親的懷裡顫抖，許坤土終於點頭，定居豐田鄰近。
1944 年起，美軍開始轟炸臺灣的軍事要點，緊鄰豐田地區的壽豐糖廠、溪口發電廠也成為目標。為躲避空襲，豐田村居民多會於自家庭院附近興建家庭式的防空洞。不過據村民表示，目前尚保存的部分防空洞，有些是於 1958 年時為躲颱風而興建（Source: 花蓮縣文化局 / 政府資料開放授權 / 發佈於《國家文化記憶庫》）
戰後日人離去，許坤土帶著妻子回鄉請祖先牌位，發現她竟都聽得懂親戚們的客家話，才恍然知曉，原來妻子也是客家人，來自新竹竹東，也是說著海陸腔。
異鄉的豐田人：戰亂與天災
戰後初期，豐田村的房地產部分在日人離去前與臺灣人交換現金，或者也有漢人直接住進空屋，日後補繳房屋稅給國民政府，完成產權轉移。大量的田產與房產引來許多西部的客家移民遷徙來到豐田，甚至還有來自中國的客家移民。
1946 年，原居廣東河婆、時年三十五歲的蔡秉明才歡喜抗戰勝利沒多久，聽人說又打仗了、軍隊正在抓兵，憂愁的他於是與人打聽到臺灣的航線，和同鄉搭著舢舨偷渡到臺灣。歷經半年的準備與艱辛的航行，1947 年夏天，他們從不知名的地方上岸，同鄉各有依靠而分道揚鑣。蔡秉明則帶著妻小沿路走避人群，不知何去何從。路經小村，村人見蔡秉明的兒子氣色不對，邀他們進來歇息，才知道這裡名為太保，位處臺灣西南部的嘉義。一次，妻子小聲地用客家話問蔡秉明兒子的狀況，沒想到村人聽見了，竟用客家話回了句「毋使驚」，將兩夫妻嚇一大跳。
孩子康復後，蔡秉明一家準備離去，村人指點他們：「前陣子中國軍隊屠殺平民，臺灣人現在討厭唐山哥，別給人聽見你們的唐山口音，去人少的地方。」不過人生地不熟的蔡秉明，怎麼會知道哪裡人少？村人告訴他：「我弟弟戰爭時去了花蓮，聽說那裡有個日本村，日本人走後有很多空房、空地。」
由於豐田村的日本移民大都來自於北海道、四國沿海地區，早期遷居時其建築習性，仍採用原居地的「四邊斜」建築方式，居民稱之為「風鼓斗屋」。其特色在於屋矮，避免遭受強風吹襲，屋頂四邊斜度約 15 度以防止積雪堆積。1937 年起，由於移民村經濟收入提昇，木造瓦屋逐漸取代了風鼓斗草屋，目前座落於豐田火車站前的風鼓斗造型草屋，已成為唯一遺留下來的代表性建物（Source: 花蓮縣文化局 / 政府資料開放授權 / 發佈於《國家文化記憶庫》）
在村人弟弟的幫助下，蔡秉明住進豐田，做起了板豆腐，幾年後也攢下積蓄，終於買房買地。一晃四十年，開放三通，他獨自回到老家做風水。家鄉沒有認得半個人，只得落寞地回臺，請自己的兒子做塊匾額，寫上家裡的堂號；再過十年，蔡秉明的兒子將父親的名字刻在神祖牌上，寫著「來臺第一代」。
二戰後，因為國共內戰來到豐田的客家人不少，大抵在西部與基隆上岸，輾轉來到花蓮，莫使「唐山口音」成為他們那代移民的記憶；但再過十年，1959 年，八七水災也帶來另一批居住於西部沿岸的客家移民，多是來自雲嘉南等地，早期因為晚到臺灣，被迫在沿海一帶居住，後成為漁民的客家族群。其中一支最著名的，即是豐田鄰近有名的立川漁場蔡氏家族，他們帶來養殖技術並定居於縱谷區，奠定這裡的特產「黃金蜆」、「臺灣鯛」……等，使得縱谷的水產逐漸聞名於這座島嶼。
戰後豐田村多數的農地在日本人離開前透過轉售、贈送的方式給予漢人。由於農地東一塊、西一塊，在早期沒有摩托車的時代，大家都必須得依賴單車，在天光有限的時間裡面，去到自己散落四處的農地裡耕作、巡田（Source: 創作者-許靜慧 / 取得對象-許伍妹 / 建檔單位-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 CC BY / 發佈於《國家文化記憶庫》）
豐田的客家人：流動而多元
豐田的異鄉人，是日本時代來自島內各地的不同族群；異鄉的豐田人，則是戰後，來自中國與西部的各個族群，他們成為日後的豐田人。兩段時間，都以客家族群為最。有趣的事情是，這些客家族群，各自有著彼此的「客家」，不單是所謂的「隱性客家」[4]，還是不同的客家族群於短短百年的時間內匯集於一村。有來自中國、臺灣各地的客家人們，他們對客家的想像也因此不同，採茶的、養魚的、駛船的盡皆有之，各色口音與腔調也龐雜其中，他們難以被藍衫、油桐花、或者一身採茶裝給定義。
我曾在一個長輩家中，吃過加味噌的客家小炒、如麻糬吃法的牛汶水，也在一條街上看到近二十種不同的堂號；平時不見他們說客家話、講客家事，但到年二十九，子時一過，家家戶戶卻開始放鞭炮拜天公。
客家米食甜點牛汶水（Source: 總統府 / CC BY 2.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整個臺灣，肯定還有許多村莊如豐田般，有不會醃漬品的客家長輩、喜愛食用山產的客家長輩，或完完全全不會說客家話的客家長輩⋯⋯在不斷遷徙的過程中，他們面對文化、歷史，甚至是因應環境，將客家融入於當地，映襯客家族群的流動，多元且豐富客家族群的文化。
我們常開玩笑地說花蓮是災難的終點。多數的客家族群聚集來到東部，幾乎因為災難──不論是土地、貧困，或者戰爭與天災等，都令他們不得不離開原鄉。甚至曾有一名長輩，緊張兮兮地帶我到村裡的大廟才肯告訴我來到花蓮的原因：那年他在臺南工作，撿到地上的紅包，打開一束頭髮、幾枚錢幣，一整個家族人的就從旁湧上，非要抓他冥婚。他連夜往南逃，一路到花蓮，隔著重重山脈才敢停下腳步。直到晚年，這個祕密若非在神明庇佑下，也不輕易告人。
有一回我們舉辦活動，在村裡邀請長輩們各帶一道菜來聚餐，有三個長輩都帶客家小炒，一個將魷魚換成山豬肉，一個在裡頭加味噌，另一個則是放大量的花生米。三個長輩在聚餐上各自指責對方的菜不是客家小炒。加味噌的長輩說媽媽在日本時代就教她這麼做；放山豬肉的長輩說客家菜就是要以環境取材；另一個放花生米的長輩，小聲地說，她覺得這樣比較好吃。
爭吵越演越烈，每個長輩都插嘴說客家小炒應該怎麼做；各執一方、面紅耳赤，一個晚上終未能產出共識。雖不歡而散，但當晚也未有見得殘羹剩菜。
豐田村今日仍留下來日本時代的移民指導所、墓葬群、豐田神社，以及日人才能讀的「小學校」，充滿著濃厚的日本氣息。然而，在時光流轉下，灣生鄉土變成客家族群遷徙的終點。小學校的武德殿曾是日本學生鍛鍊劍道的所在，倏忽也成為村子婚慶的場所；井然有序如同棋盤般的街道、為了抵擋溪水氾濫的大壩，雖為日本人所建設，但卻由客家族群在日後不斷延伸、續寫。多元族群的記憶交疊在同一個空間，成為這豐田村最大的特色——也讓我們從這些豐田客家人的故事，看見別於西部之外的東部客家，也看見單走在豐田的街道上，可能錯過的那些客家故事。
一度荒廢的豐田村移民指導所經重新修復後的樣貌（Source: Mk2010 / CC BY-SA 4.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延伸閱讀：【台灣風土誌】第 3 期：後山客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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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張素玢著，《未竟的殖民：日本在臺移民村》（臺北：衛城出版，2017）。
- 黃熾霖等人著，《發現豐田：一個日本移民村的誕生與發展》（臺北：文建會，2003）。
- 小松兼太郎著、石竣旻譯，《一代記》（創作年不詳）。
[1] 此處的完整，指的是持有權完整，並非如西部會因土地的傳承或人口眾多，導致可能同一塊農地有大量的持有者。
[2] 東部雖有原住民族群散居各地，但三官營移民村的選址分別為吉野、豐田、林田，鄰近皆較無原住民族棲居。其中，吉野雖在官營移民村政策前曾有七腳川系（Cikasuan）阿美族居住。但因 1907 年至 1909 年的七腳川事件後，該支阿美族也遭到驅趕，奠定吉野村的官營移民村建設。
[3] 臺灣的麵包樹種類與菲律賓接近，主要分布於花東地區與蘭嶼，常見於阿美族與達悟族聚落，前者稱之為「Pacilo」（巴吉魯）或「'apalo」（阿巴魯），後者則叫做「Chipopo」。麵包樹的果肉與種子都可料理食用，因吃起來味道像麵包而得名。
[4] 意指客家族群因為常態的遷徙，在面對主流社會時，習慣將自身的族群文化隱藏，以應對主流族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