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歷時6周的高加索衝突終告落幕，在俄羅斯維和部隊強力進駐下，亞美尼亞被迫簽署城下之盟，同意自1994年佔領的亞塞拜然7塊領土撤軍，納戈爾諾-卡拉巴赫（Nagorno Karabakh，簡稱納卡）地區就此重歸亞塞拜然管轄，26年的獨立幻夢終歸塵土。眼下亞美尼亞示威遍起，亞塞拜然則是一片歡欣鼓舞，成王敗寇，自是幾家歡樂幾家愁。
如此變局，或許超出9月27日衝突爆發時，俄羅斯與交火雙方的初始盤算。綜觀此次衝突遞進，煙硝的爆燃實與過往無異：某一風平浪靜時分，前線某方蓄意挑釁、誤判情勢，以致雙方部隊擦槍走火、釀成戰端。依循舊例，兩國應在一陣比劃後，被區域共主俄羅斯勸上談判桌，讓隆隆砲聲消音在莫斯科的懷柔裡，即便雙方心知肚明，眼下停火不過權宜，卻終究能以拉鋸態勢共存，無改納卡的實質獨立。
此番南高加索劇變，雖有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的舊怨鋪墊，也有新冠疫情忽起，致使各國須借戰火轉移經濟重擔的考量，但關鍵一擊，仍在俄羅斯的戰略決斷上。自納卡衝突成形起，北方巨熊的地緣之手便不曾離去，經此一役，更將持續經緯南高加索政局。
蘇聯崩解，方有納卡獨立
由歷史視角觀之，高加索自17世紀起，便是俄羅斯與波斯、鄂圖曼的緩衝地，信仰多樣、族群複雜，主權歸屬更是屢屢更迭。納卡本身，雖曾是亞美尼亞王國一隅，但在歷史淘洗下，波斯、阿拉伯、蒙古、突厥王朝紛沓而至，信奉伊斯蘭的突厥人口已在此生根，亞美尼亞人早失優勢；之所以再成多數，關鍵便是俄羅斯帝國的邊疆政策。
有別於波斯的多年經營，俄羅斯直到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統治時，才初次接觸高加索，為求後發先至，其選擇扶植同屬基督信仰的亞美尼亞人，不僅計劃性地將其遷入巴庫（今亞塞拜然首都）等穆斯林聚居地，也自他處招徠亞美尼亞僑民。在此脈絡下，納卡的亞美尼亞人口漸增，亞塞拜然人的生存空間自然受迫，民族衝突由此迸生，成了俄羅斯的地緣意難平。
長年以來，但凡俄羅斯內部生亂，兩族便要趁勢決勝負。1917年，十月革命一聲砲響，吹響了沙俄改朝換代的號角，也點燃南高加索民族戰火，雙方眼見俄羅斯中央無暇東顧，終於衝破桎梏兵戎相見，納卡由此反覆易主、鮮血遍地，直到1921年蘇聯紅軍開進高加索，衝突才暫有止息契機。
而針對納卡爭議，蘇聯起初維持政策慣性，承諾將此處劃歸亞美尼亞，卻遭史達林（Joseph Stalin）事後推翻。在共產國際擴張背景下，史達林有意將高加索作為地緣跳板，拉攏土耳其，更欲令亞美尼亞、亞塞拜然相互消耗，避免任一族群坐大，於是納卡終在1921年以自治州（NKAO）名義，劃入亞塞拜然版圖。此般規畫雖暫平戰火，卻也奠定納卡爭議的近代雛型。
1953年史達林逝世，納卡的亞美尼亞人不再安坐，開始上書莫斯科，盼望重歸亞美尼亞，甚至於1988年舉行非正式公投，卻皆未如願。然而公投之際，已是蘇聯末期，中央同樣鞭長莫及，於是雙方再次上演1917年的戲碼，開始了民族駁火，並在蘇聯解體後，於1991年爆發全面戰爭，最後仍是俄羅斯出面調停，雙方才終在1994年停火。但亞美尼亞已將亞塞拜然逐出納卡，更佔領阿國西部大片領土，種下兩國日後持續交戰的新仇。
對俄羅斯來說，如此發展，看似是邊疆民族衝突，實為己身在高加索的衰弱隱喻。帝國時期，兩族人民尚能在中央高壓下共處，十月革命一至，便就地內亂，直至蘇軍前來鎮壓；蘇聯崩解後，納卡兵戎再起，元氣大傷的俄羅斯實無餘力調兵前來，僅能憑靠輸送軍火、傭兵、油管等槓桿，逼迫兩國坐上談判桌，卻終究無力讓亞美尼亞自佔領地撤軍，以致區域衝突綿延20餘年，直到今日才告終結。
後蘇聯時代的俄式維穩
而影響俄羅斯此次決斷的關鍵，首先便是後蘇聯時代的戰略重返。
蘇聯崩解後，從蒙古、中東歐到高加索，曾經高舉紅旗的河山逐步變天，某些國家採行了柔性過度模式，例如波蘭、捷克、匈牙利三國於1999年加入北約；某些地區則發生劇烈衝突，例如烏克蘭與高加索，前者意欲脫俄入歐，後者則在俄羅斯衰落後，湧動著邊界洗牌的腥風血雨。
面對此般窘境，莫斯科並非麻木無感，但其早年受限休克療法的經濟困局，盧布貶值、高失業率皆為棘手難題，實在無暇顧及帝國的遺產存續，故而難阻北約的早期東擴，也一度默許高加索的車臣實質獨立，正如其允許亞美尼亞奪下納卡般。然自1990年代末起，俄羅斯經濟逐漸站穩腳根，冬眠已久的巨熊便開始了地緣反撲。
在高加索地區，俄羅斯於1999年發動第二次車臣戰爭，終結車臣獨立，更在2008年發兵喬治亞，阻止後者收復實質獨立的阿布哈茲、南奧塞梯兩地。這場戰役最終導致喬俄斷交，卻讓俄羅斯從此駐軍該處，既凍結衝突復發機會，更多了地緣新支點，堪為鎮壓車臣等北高加索分離勢力後，重返南高加索的第一行動。此外面對東歐與中東的版圖遞移，俄羅斯先是在2014年收復克里米亞，將兵旗再次插入烏克蘭大地，又於2015年出手干預敘利亞內戰，成功維繫了東地中海的勢力版圖。
在此脈絡下，納卡的「不正常狀態」，自要隨俄羅斯的地緣復起而終結，差別僅在於結束的方式與時機。在方式選項上，俄羅斯自1994年停戰以來，便屢屢暗示亞美尼亞應當撤退，甚至連台階都已為其造好。在俄羅斯與法國、美國共同領導的歐安明斯克小組（OSCE Minsk Group）規劃下，2005年《布拉格進程》（Prague Process）、2007年《馬德里原則》（Madrid Principles）接續出爐，當中皆言，唯有亞美尼亞撤出佔領地，方能令納卡和平。然而身為參與國的亞美尼亞雖簽字同意，卻不願真切奉行，以致衝突幾乎年年復發，這便導致莫斯科決意轉向派兵維穩一途。
而在時機選擇上，此次衝突恰為俄羅斯提供不少天時地利。首先，交戰兩國在疫情重創經濟下，皆須以對外衝突轉移內部民怨，戰火難如過往將息；其次，亞塞拜然推進之餘，不慎於11月9日擊落俄羅斯軍用直升機，給了莫斯科動手正當性；再次，美歐各國正忙防疫，美國更自11月3日起深陷大選紛亂，掣肘之力的銳減，為俄羅斯免去不少顧慮。
然而除卻上述因素，真正撼動莫斯科，使其決意在此時出兵的關鍵，實是納卡衝突的再次國際化。
阻絕衝突國際化的可能
回顧1991年爆發的納卡戰爭，其之所以歷時漫長、傷亡慘烈，原因恰如當今的敘利亞內戰，即在外部勢力干涉、擾動下，內部衝突難以止息。1991年至1994年期間，亞塞拜然受土耳其、以色列、烏克蘭援助，更有來自車臣、阿富汗的聖戰士支持；亞美尼亞受希臘襄助，俄羅斯則是雙邊押寶。各方勢力相互雜揉，致使衝突持久難止，傷亡規模亦不斷擴大，甚至波及俄羅斯、土耳其與伊朗邊境。
在此之後，納卡即便再有衝突，也不曾如1991年的戰事般牽引國際勢力；然而此次雙方交火不過數日，土耳其便高調聲援，其雖未如1991年時派兵介入，卻仍向亞塞拜然提供軍火，並在國際上屢以亞塞拜然的庇護者自居。
究其背景，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之所以如此冒進，一來是因新冠疫情重創土國經濟，需借外部事務轉移民怨，故其在高加索衝突後，又高調於法國恐襲、維也納恐襲上發表意見，不僅與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唇槍舌戰，更煽動中東的抵制法貨潮；二來，土耳其本無意介入高加索，但眼見戰事不停，自也起了逐鹿之意，欲將亞塞拜然作為地緣跳板，正如奧斯曼土耳其也曾於俄羅斯十月革命後，支援亞塞拜然般。
除此之外，美國同樣躍躍欲試。自9月衝突爆發起，川普（Donald Trump）、拜登（Joe Biden）、蓬佩奧（Mike Pompeo）、奧布萊恩（Robert C. O’Brien）皆曾釋出調停意願，雖說此舉多為選舉拉票之故，但就外交結構觀之，美國角色與俄羅斯相像，同衝突當事兩國皆有交好，甚至主導10月26日簽訂的第三次停火協議，長此以往恐成納卡議題另一競爭者。綜合上述脈絡，美土之舉即便無改高加索局勢，卻已挑動俄羅斯的敏感神經。
此外相較於比亞美尼亞的一路緊依，亞塞拜然的曖昧態度同樣令莫斯科不安。在南高加索三國中，喬治亞已因2003年的顏色革命倒向歐洲，更因2008年的喬俄戰爭與俄斷交，莫斯科若再不牢握與亞美尼亞、亞塞拜然的繫帶，恐令地緣缺角不斷擴大。而亞塞拜然自1994年停火以來，便屢因納卡問題心生不滿，認為俄羅斯過度偏袒亞美尼亞，為此俄方不得不多加安撫。此次其不僅大力靠向土耳其，更接下美國遞出的橄欖枝，無疑會加劇俄羅斯的拉攏力道。
蘇聯崩解至今，俄羅斯即便難回過往巔峰，卻也已逐步走出經濟泥淖，不再是沉默挨打的平陽虎。在其戰略重返下，高加索經歷車臣復歸、喬俄戰爭洗禮，諸多衝突盡遭弭平、封印，唯餘納卡仍在爆燃，終又於此塵埃落定。莫斯科的關鍵決斷，既用納卡歸屬安撫了亞塞拜然，也借維和保障栓牢亞美尼亞，更以陳兵之舉阻絕土耳其等外部野心。這頭甦醒的北方巨熊，終又重回高加索之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