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以降,世界在美國大選擾動下激昂,人們不僅關注總統寶座獎落誰家,也探討法律戰會否成真,更預測拜登(Joe Biden)的政策動向。往復之間,眾多陰謀、流言漫天飛舞,極化政治的火苗日漸熾烈。即便川普(Donald Trump)大勢已去,這道傷口仍是短期難癒,更將在疫情與經濟擾動下,持續失血潰爛。
無獨有偶,在美利堅以南的拉美大地上,也正上演著類似陣痛。11月8日,玻利維亞新總統阿爾塞(Luis Arce)宣誓就職,其所領導的「爭取社會主義運動黨」(MAS)於10月大選中斬獲參眾兩院,阿爾塞本人更是衝出55%的得票率。挾此優勢,其於11月9日迎回流亡海外的前總統、MAS創立者莫拉萊斯(Evo Morales),前強人的故土重歸,象徵玻國近一年的右翼紛亂期將告終結,左翼勢力的回潮已成事實。
而在玻利維亞西北的秘魯,政治動亂正值發軔。莫拉萊斯歸國同日,秘魯總統畢斯卡拉(Martín Vizcarra)因貪腐醜聞遭國會彈劾下台,國會議長梅里諾(Manuel Merino)匆忙接任臨時總統,卻又於15日宣布請辭,改由國會議員薩加斯蒂(Francisco Sagasti)接替。與此同時,街頭示威不斷進行,與一周三君的亂象遙相呼應。此次總統彈劾,折射了秘魯經歷左翼右轉後,右翼也未能聚攏民心的窘境。
由安地斯山巔眺望,左右民粹在拉美大地上起落,強人也由此踏浪東昇。然而激情過後,治理與經濟依舊蒼白,強人們也在墮落中自毀,宛如暗夜裡的一瞬流星。此次玻秘兩國的政權更迭,看似各自獨立,實則反映拉美社會經歷左右民粹洗禮後,逐漸失控的極化政治現象。
拉美的左右躁鬱症
回顧拉美獨立後的民粹思潮,最早可追溯至兩次世界大戰的戰間期,其中的1929年經濟大蕭條可謂關鍵。
在拉美的傳統經濟結構中,當地財富本就高度集中,除卻菁英階層與跨國集團,廣大平民幾乎皆為受剝削對象,經此摧殘,更是加劇了階級不平等。而面對民不聊生的慘況,當地政治菁英又未能及時提出改善方案,民怨自是沸騰不已,最終導致了巴西的瓦爾加斯(Getúlio Vargas)、阿根廷的裴隆(Juan Perón)、墨西哥的卡德納斯(Lázaro Cárdenas)、秘魯的德拉托雷(Víctor Raúl Haya de la Torre)等人,於多年後騎劫民粹、奪權上台。
這波變天對拉美政治影響深遠。在政治層面上,由於不少強人皆為軍事將領出身,其於執政期間大力壓制反對派,致使威權主義深種拉美大地;在經濟場域中,強人們為加速經濟成長、培育本土產業,大行進口替代戰略,令拉美經濟大幅改善,更促成新一波工業現代化,例如1954年至1970年的「墨西哥奇蹟」(Mexican miracle),便以每年6%的經濟增長率傲視全球。
然而進口替代雖有成效,卻會導致財政赤字長期積累,更會抑制私人投資與海外資本挹注,並將一國經濟命脈緊繫於國際匯率上,並非長遠安穩之道。故自1980年代起,拉美多國便接連爆發債務危機,甚至引發超級通膨,經濟榮景一朝垮台,最終導致了民粹格局新洗牌。
1990年代起,拉美民粹裂解為左右兩陣營,左翼又以委內瑞拉的查維茲(Hugo Chávez)、厄瓜多的科雷亞(Rafael Correa)、尼加拉瓜的奧蒂嘉(Daniel Ortega),以及此次歸國的玻利維亞莫拉萊斯為代表,主張反美反帝與經濟重分配,與主張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右翼強人,例如秘魯的藤森(Alberto Fujimori)等,形成強烈對比。
上述左翼的大規模崛起,被賦以「粉紅浪潮」(Pink tide)之名,查維茲、莫拉萊斯、巴西的魯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則被稱做拉美的「左翼三劍客」;秘魯雖由右翼掌政多年,卻也終在藤森政權垮台後,開始逐漸向左轉,與鄰國玻利維亞步上相同進程。
然而「粉紅」之名看似絢麗,終究遮不住拉美的腐朽內裡。左翼領袖口中高喊財富重分配,私下卻大行庇護主義,以特殊經濟利益收買軍隊、司法部門與其他國家權力機關,致使腐敗蔓延。其曾承諾的社會公正、經濟獨立、公民安全、打擊貪腐等,盡成煽動民粹的鏡花水月,加上美國等外部勢力干涉,最終導致了粉紅浪潮的泡沫化。
改朝換代難解國家困境
2013年,委內瑞拉強人查維茲逝世,成為左翼民粹倒下的第一塊骨牌;2016年,巴西勞工黨失去政權,魯拉也因貪腐醜聞纏身,於2018年被捕入獄,有巴西川普之稱的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於次年光榮上台,成為拉美的當代右翼民粹代表。
同樣是2016年,秘魯右翼總統庫琴斯基(Pedro Pablo Kuczynski)上台,前左翼總統加西亞(Alan García)則於2019年4月因貪腐入獄前,飲彈自盡;幾月之後,輪到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因遭指控選舉舞弊,而在民眾示威下流亡墨西哥,右翼領袖艾尼茲(Jeanine Áñez)則趁勢收割民粹、奪取政權,於2019年起擔任玻利維亞臨時總統,並開始了對左翼的清剿。
然而上述「左退右進」現象,其深層動因往往與右翼政見無關,各國選舉板塊之所以發生位移,關鍵仍是選民對左翼的不滿與失望,這才令右翼僥倖復甦。而對體質不良的拉美來說,不論何方勢力執政,經濟困境皆是短期無解。
在貿易結構上,如今的拉美高度仰賴自然資源的出口,卻缺乏妥善分配制度,致使諸多國家的公共交通、醫療、水電服務難以翻新,日常用品更在嚴重通膨下持續漲價;此外對照過往,拉美的金融化程度上升不少,故但凡遭遇全球經濟的週期性危機,便會在漲價、加稅等政策下,燒出一連串政治動盪。
對多數民眾而言,其未必能對左右翼的價值理念同情共感,而是期盼「救世主」式的政治人物出現,既改善貧富差距,更將國家帶回「墨西哥奇蹟」的拉美繁榮年代,最後卻只在一次次物價飛漲中,痛嚐左右翼的共同專長:貪汙與腐敗。殘酷現實導致民眾習慣一窩蜂地支持政治新星,並在幻滅後驀然回首,發現仍是舊式領導人最好。往復之間,拉美的民粹政治深入骨髓,並會在不同時空背景下,召喚出不同組合的極化力道,2019年的拉美示威便為典型案例。
該年當中,安地斯山脈頻頻震動,從委內瑞拉「雙總統」之爭、智利地鐵漲價、阿根廷左翼民粹總統費爾南德斯(Alberto Fernández)勝選,到玻利維亞的莫拉萊斯出走,拉美的街頭示威幾乎不曾停歇,支持者與反對派更是屢屢爆發衝突,致使民眾平添傷亡。
上述力道雖一度受新冠疫情遏抑,卻又在2020下半年捲土重來,並受疫情壓力催化,展演得更為劇烈,此次的秘魯與玻利維亞政權更迭便為例證。秘魯自2016年庫琴斯基上台以來,便自左翼向右轉,此次遭彈劾下台的畢斯卡拉便屬中右翼,接任的梅里諾則是右翼,然而畢斯卡拉的支持者並不因右翼屬性而買單。在其眼裡,畢斯卡拉彈劾案便是場赤裸裸的政變,為反梅里諾,其甘願轉向較偏中左的薩加斯蒂。
而玻利維亞自去年莫拉萊斯出走後,雖一度向右轉,卻敗在沒有政績。艾尼茲顯然把執政心思放在清算左翼上,結果不到一年便再度退下權力寶座,伴隨莫拉萊斯的腳步,左翼再次重返玻利維亞國土。
然而上述發展並非拉美的民粹終點。在經濟結構與治理失能的背景下,極化政治已漸次常態化,下個轉向風暴,已在安地斯的山巔上醞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