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0月30日下午14時05分，愛琴海東部的歐亞板塊發生位移，由此觸動海嘯與地震波及周遭：希臘一方由島群首當其衝，伊卡里亞、科斯、希俄斯等地先後收到海嘯預警，薩摩斯島更遭海嘯與七級強震侵襲，水漫屋塌，截至11月4日已有2人死亡、19人受傷；土耳其則更加倒霉，不僅距離震央極近，其人口稠密區也與愛琴海相接壤，從而鑄下113人死亡、1,036人受傷的慘重災情。
然而除卻地理因素，在土耳其震後的斷垣殘壁間，側寫的並非僅是天災的不可預知，更有經濟高速發展的階級陰影：城市貧困人口叢生、低劣住房增加，致使地震來襲後，諸多建築不堪一擊，傷亡人數飆升。
綜觀重災的伊茲密爾（Izmir）省，其自1950年來，便是土耳其境內一大人口遷居地，享受了經濟起飛的發展果實，卻也同時擔負消化不良的後遺症。此次地震重挫下，當地倒塌建築超過20棟，海嘯引發的洪水尚未全退，某些民宅內部仍有游魚跳動，對照不遠處的瓦礫鋼筋，形成生機與毀滅共構的殊異景象。
地震的到來發乎剎那，於伊茲密爾而言，這場浩劫既是自然的無情反撲，更是城市貧困化的劇烈警鐘。發展的冷酷深埋大城根骨，割裂的階級宛若撕開的動脈，令社會無聲失血，生命如此、尊嚴亦然。
被撐裂的伊茲密爾
伊茲密爾與伊斯坦堡、安卡拉共列土耳其三大城，承載了經濟起飛的年代記憶與刻痕。其中安卡拉為1923年共和國建政後扶植而成，伊斯坦堡與伊茲密爾則早在17世紀，便因港都的先天優勢，而被納入全球貿易體系，化育了良好的經濟發展基礎。
19世紀後，伊茲密爾步上工業資本主義進程，轉營出口導向經濟，城市格局也再次生變，成為容納農村移民的發展之巢。然而1950年代起，移入人口漸對伊茲密爾住房、就業市場形成負擔，加之1970年代經濟危機爆發，土國政府遂自1980年代起引入結構調整方案，放鬆了外債利率與價格控制力道，出口結構更加自由，通貨膨脹卻也水漲船高，遂令城市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更趨艱難。
然而縱使底層日漸刻苦，伊茲密爾仍持續吸納移民，遷入人口原生地也由鄰近的愛琴海地區，擴至土耳其最東的馬爾丁（Mardin）等處。雖說自1963年起，土耳其工人便能合法成立工會，但在伊茲密爾這般資本密集、外國資本導向的工業化大城，工作機會僧多粥少，許多移入人口只能被迫流向非正規部門，例如只籤短期合同的小公司、工作坊，甚至毫無保障的家庭工廠。各種非正式勞力為低報酬商品與服務獻身，微型企業（micro-enterprises）因而漸成1990年代後的伊茲密爾新就業來源。
在此脈絡下，移入人口既要節省生活開支，又要避開森林、農業帶、考古遺址等禁止建屋區，往復折衝後，僅能湧入發達市中心、港區的同心圓外圈，那綿延成片的棚戶與違建。這般場域的衛生條件、基礎設施差異極大，卻共享類似命運：人口密度極高，但遷入者往往互不相識；空間狹小且高齡，卻兼具住宅與工作場所的雙重功能。
這般稠密而脆弱的危險平衡，是發展力道撐裂伊茲密爾的殘酷現實。平日裏，此處已為高壓陰影所籠罩；地震來臨後，結構與人口的雙重反噬，更令伊茲密爾失控滑向劫後重災區。
城市貧困人口聚居的隱憂
綜觀此次受害最重的波爾諾瓦（Bornova）、布賈（Buca）、貝拉克里（Bayraklı）、卡爾舍亞卡（Karşıyaka）等，皆為伊茲密爾外來人口高度群聚處，堪為城市發展的歷史縮影。
1945年起至今，土耳其人口成長5倍，但伊茲密爾的成長規模多至7倍；而在人口密度數據上，土耳其現下數據為102人/平方公里，伊茲密爾則高達354.7人/平方公里，僅次於伊斯坦堡（2,523人/平方公里）與科賈埃力（530人/平方公里）等大省；其中，此次災情慘重的波爾諾瓦區人口密度為2,006.3人/平方公里，布賈為2,809.8人/平方公里，卡爾舍亞卡為6,979.7人/平方公里，貝拉克里甚至高達10,579.1人/平方公里。
上述區域不僅人口稠密，定居者的平均年齡也相對年輕，約略分布於35–40歲的區間，多為來自各省的年輕勞動家庭；然而如前所述，伊茲密爾的經濟、城市結構已過度膨脹，致使外來移民被迫流入微型企業等非正規部門，並棲身於擁擠的棚戶與小屋中。根據土耳其土木工程師協會伊茲密爾分部統計，城中僅有3%的建物符合「好」的安全標準，其餘則由52%的「中等」、48%的「弱」瓜分。
人口過密、建築結構羸弱，在在皆為地震致災的關鍵因素。伊茲密爾發展至今，雖支撐了土耳其經濟成長，卻始終在為國家輝煌失血，此次天災，不僅暴露地理風險，也震出了移民之城的階級不平等。眼下土國尚未自里拉重貶的創傷復原，又受今年疫情荼毒，短期內皆難有餘裕調整經濟結構，伊茲密爾的城市貧困化現象只能如蔓草之藤，攀附着城市發展而生，難以根除遏制。
本文發表於：
2020年11月4日《香港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