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东三大关键词：示威、内战、单边主义

2019年已结束，对中东地区来说，过去的一年就像海顿的惊愕交响曲，在渐弱的乐音后突发数记示威鸣响，类似的旋律往复回旋，伴以大国单边主义的小步舞曲、内战的奏鸣曲，最后以几声不协调的和弦画下句点。中东的冲突力道举世难见，其血腥程度也属当代罕有，遍地苦难中，既蔓生着原始兽性，也绽放着可贵人性，血泪相流苍茫处，总不乏野莽生机。

细数中东今年的反政府示威数，可谓第二波“阿拉伯之春”。在乍暖还寒四月里，两位北非强人先后下台：掌权20年的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在宣布寻求第五次连任后，便迎来内战以来最大规模、持续时间最长的群众示威，最后只能黯然辞职；统治26年的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Bashir）面对的则是不满物价上涨的民怨，历经多月示威后，苏丹军方发动政变，不仅巴希尔没了总统大位，民众也遭到血腥镇压。秋风萧瑟的九月，这把火烧到了法老故乡，在流亡建筑承包商穆罕默德·阿里（Mohamed Ali）接连爆料下，许多政府的贪污黑料接连被摊在阳光下，于是埃及也出现了反塞西政府的大规模示威，最后导致4000多人被捕。

上述骚乱暂告缓解后，孟冬十月里，又有两国爆发反政府示威，其群众参与规模更大，混乱程度也更强，且皆针对当局的经济与社会治理危机。先是伊拉克因长年高失业率、腐败、低薪而引发示威，接着黎巴嫩也因对Whatsapp征税而点燃群众怒火，最后登场的则是11月中旬刚引爆的伊朗示威，人民因不满油价飙涨而走上街头。

截至今日，伊拉克已有超过500名示威者殒命，总理马赫迪宣布辞职，但仍继续担任看守内阁的领袖，直到新内阁筹组完毕为止；黎巴嫩示威也令总理哈里里下台，但情况与伊拉克类似，在新内阁筹组出来前，哈里里仍是看守总理，且还代表黎巴嫩向外国求取经济援助；伊朗当局则未见退让迹象，更关闭互联网，让军队上街镇压，导致几百位示威者身亡（此为伊朗国内数据，美国国务院数据则显示有超过1000名示威者遇害）。

综观以上六国示威，其实各有各的示威脉络，但仍可大约总结出以下特色：

最能燃起示威者怒火的，往往是日常生活里的不便，例如贪污、腐败、高物价、高失业率、加税等；然而这些表层现象的背后因素却非短期可解，例如黎巴嫩的宗派主义自建国以来便割裂着该国政坛，乃至宰制民间社会，间接导致裙带关系与贪腐盛行；伊朗油价飙涨的直接因素则是美国于今年度加大了经济制裁力道，逼得政府必须用调高油价的方式来补贴预算。此外中东各国自2008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以来，便深陷经济泥淖，分配不均的态势日渐严重，加上新一轮经济停滞期到来，从而导致各国渐生反建制声浪。表面上看来，这些示威是对政权的反抗；但由经济视角观之，却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清算与反噬。

中东近年的示威已非早年“不革命，就饿死”的穷人模式，底层贫民虽也上街头，但其话语权与代表性却逐渐让位于新的要角——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虽未必会打砸抢，但其空闲时间多、也有点闲钱，故而会拉长示威的僵持时间；此外中产阶级大多人手一机，会利用社交媒体传递信息，即便是“假新闻”也能引来万人分享，从而带起风向，故而有媒体认为中东示威是“无领导示威”（Leaderless Protest），但事实却是，一旦社交媒体被引入示威场域，则人人都可以是领导，那么示威最后就成了游击战，政府往往掌控不了高流动性的反抗势力，这些示威群众与其说是一盘散沙，不如说是无法预测的狂猛沙尘暴。

在上述示威的政治口号中，除了伊朗示威者未有明显的民主化要求外，其余国家街头都出现了民主化的回声，与2010-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极为相似。然而民主、自由能否等同治理问题的解药，尚需打上一个大问号，但不可否认的是，自民主话语传入中东后，便成为许多不满现状者的心灵鸡汤，许多国家难解的陈年痼疾，在示威者眼中，皆因“我们不够民主“所致。从实践上来看，民主在中东世俗中产国家的角色与伊斯兰复兴思想十分类似，都是不满现状者所标举的救国良药，且都能获取被边缘化体制精英的一定支持，差别在于，在线性史观下，前者进自带觉醒的进步光环，能获取西方国家一定的正面报导与同情；后者便“十恶不赦”，活该被扫进历史垃圾堆。

如上所述，今年中东发生了第二波“阿拉伯之春”，但其走向却愈发揭露第一波“阿拉伯之春”的本质：九年前那场中东跨国骚乱，与其说是高贵的民主化运动，不如说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不满的中产阶级，在取得体制内精英（军队、教士或在执政者政敌）一定程度的支持与默许后，将民主、自由、平等等价值作为解药，走上了反政府的街头路线，从而触发精英政变的过程，类似的场景，早在1979年的伊朗便发生过，只是当年人们喊的是“伊斯兰”，今日要的是“民主”。

“阿拉伯之春”后，勉强只有突尼西亚维持当年战果，埃及如今军方复辟，与穆巴拉克时期相去无几，其余回响较为激烈的国家，如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则陷入了往复内战，不仅治理危机恶化，更衍生出新的危机：难民外逃、国家部落化、区域冲突加剧，因篇幅限制，以下仅介绍叙利亚与也门内战进展。

叙利亚内战今年主要有三大发展重点，一是美国宣布从叙利亚撤军，二是土耳其发动和平之泉计划入侵叙北，三是俄罗斯与土耳其签订《索契协议》（Sochi Agreement）。美军自2014年以歼灭“伊斯兰国”为由派兵介入叙利亚内战，除了空袭与地面部队外，同时也培训叛军，并大力支持PYD / YPG等叙北库尔德势力（罗贾瓦区）；然而2019年年初“伊斯兰国”组织溃败，特朗普便表示有意撤回部署在叙利亚的2000至2500名美军，后也真在今年8月叙北缓冲区协议崩溃后执行，自叙利亚东北撤出超过一千名地面部队人员，故而有了土耳其后续的军事行动。

对土耳其而言，叙利亚内战最直接的三大影响就是：难民、“伊斯兰国”与库尔德独立势力。根据最新数字，土耳其目前收容了约360万的叙利亚难民，于公于私都是沉重的社会负担，故在八年内战后，其已从一开始的“满足难民生存需求”，过渡至“采取措施阻止难民涌入”，并来到“干脆直接在叙土边境建立安全区以遣送难民”的阶段；而叙北“伊斯兰国”的炮火偶会波及土耳其边境，加上东南部的库尔德势力意在叙北建立连续的有效控制带，从而连通伊拉克与土耳其，实现初步建国计划，现今领土面积约3.9万平方公里、辖有460万人口的罗贾瓦自治区便是雏形。

综合上述考虑，土耳其加深了军事介入的力道，以2016年的幼发拉底之盾行动清除叙土边界的IS势力，并在2018年发动橄榄枝行动，夺下库尔德势力盘踞的阿夫林区，如今的和平之泉不过是一连串军事动作下的一环，且也得到美国一定程度的默许，因为后者意在搅乱叙北一池春水，藉引入新行为者，来让各方势力自相残杀。

果然土耳其入侵不久后，俄罗斯便坐不住了。俄国向来是阿萨德政权的靠山，于内战中投入不少，自然要与新来乍到的土军谈谈，故双方领导人在10月22日于索契召开了6个小时半的首脑会议，并谈出诸多合作内容：

1.各方将于叙北建立30公里深的缓冲区。

2.缓冲区将由叙利亚军和俄罗斯军事警察共同控制。

3.代表库尔德势力的YPG部队，必须撤出缓冲区。

4.YPG撤出后，俄罗斯将与土耳其联合执行缓冲区的地面巡逻任务。

5.土耳其将能完全控制自己在Tell Abyad和Ras al-Ayn两镇间的占领地。

6.俄土将共同努力，以“安全和自愿的方式” 重新安置叙利亚难民。

7.俄土皆同意“维护叙利亚的政治统一和领土完整”，并保护“土耳其的国家安全”。

叙北情势，就是叙利亚内战的缩影，各方势力都想趁虚而入占个山头，好分一杯人血羹汤，才使这场区域冲突升级为全球范围的代理战争，且往后还会继续歹戏拖棚。

也门内战虽也是“阿拉伯之春”的产物，但由长远的历史视角观之，却是部落主义、南北情结、代理战争等因素共同作用而成。今年的重点在于，胡塞武装组织对沙特的空袭与入侵事件。9月14日，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在阿布盖格（Abqaiq）与胡赖斯（Khurais）的石油设施遭胡塞武装组织的无人机空袭，导致沙国每日石油产量骤减50%，更影响全球逾5%的石油供应，布兰特原油期货价因而飙涨14.6%，涨幅之猛，更甚90年代初的波湾战争时期；9月28日，胡塞武装组织宣称进攻沙特南部奈季兰省，“彻底击败沙特3个旅”，并俘虏“数以千计敌军武装人员”，沙特方面起初并无响应，但在联合国及红十字会的斡旋下，胡塞还是在9月30日释放了290名沙特战俘。

自2015年以来，也门内战已逐渐演变为沙特与伊朗之间的代理人战争。北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受伊朗支持，南也门的哈迪政府军则受海湾君主国支持，沙特更直接介入内战，但也因此面临胡塞的报复。如今也门北部的胡塞靠山仍是伊朗，南部却分裂出亲哈迪势力与南方过渡委员会，沙特支持哈迪，但一向听话的小老弟阿联酋，却支持了南方过渡委员会，海湾两国因而渐生矛盾，后因局势日渐紧张，阿联酋终于在9月自也门部分撤军。

美国一方也以反恐之名介入也门内战，但今年3月爆发贾迈勒·卡舒吉遇害案后，为惩罚沙特，美国参众两院要求特朗普在30天内下令美军暂停介入也门内战，并停止向沙特提供军火，但遭特朗普否决。现下的也门仍是各方势力的逐鹿之战，人道危机日渐严重。

由代理人战争的视角观之，也门内战是伊朗与沙特的区域霸权之争；由内部矛盾的角度分析，南北也门早就积怨已久，只待时机爆发。也门并非第一次成为代理人战争的擂台，只是过去的打者是沙特、埃及、英国与苏联，现在则换成了沙特、伊朗与美国；而南北分裂说到底，除了制度与文化之争外，也有代理人的因素在其中。

综合上述因素，胡塞、哈迪政府军、“基地”组织、南方过渡委员会武装势力、部落游击兵、“伊斯兰国”组织等，各据江山、各有盘算，也门纷乱短期难解，也暂无统一可能，但即便战火有所消停，恐也难回统一样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今年9月发表报告，指出倘若内战持续不停，也门将于2022年成为世上最贫穷的国家，届时约有79％的人口生活于贫困线以下，更有65％的人口会活在极端贫困的状态中。

特朗普的单边主义也大为影响中东今年的政经发展，其主要有两大着力点：承认以色列拥有戈兰高地主权、加重对伊朗的制裁。

3月21日，特朗普用推特宣布美国将承认以色列拥有戈兰高地的主权，此言一出，可说替贪污丑闻缠身的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加分不少；对特朗普而言，此举除了能帮内塔尼亚胡拿到五连任外，也有其他战略考虑。过去的美国总统不管如何偏袒以色列，至少还会扮成中立第三方的样子，假意调停以巴之间的领土纷争，即便明眼人都看得见国王新衣底下的裸体；但特朗普在中东就干脆得多，直接就脱了遮羞布，一展商人思维，力求美国在介入程度最小的情况下，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

故特朗普的行径看似疯狂，但其中东战略的主轴却相当明晰：拉拢以沙，共抗伊朗。有鉴于犹太团体在美国政坛的强大游说力，亲以本就是美国的外交传统之一；沙特则一向与美交好，双方关系不只建立在石油上，也有自冷战共抗苏联时建立起来的安全默契。从特朗普眼中望去，中东18国里，唯有以色列与沙特有长年交好的必要，其余国家若不是可以牺牲，就是必须打垮，前者如叙利亚、伊拉克，后者则有伊朗为例。

然而，此番战略过于依赖“以沙美”三国同盟，而无视其他中型国家的力量，以及各次区域长年以来的特殊关系，例如海湾地区向来有科威特与阿曼扮演调停者的外交文化，但特朗普眼中的海湾似乎只剩沙特一国；且美国正式承认以色列对戈兰拥有主权后，便将失去反对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的正当性，故特朗普此举除了大助内塔尼亚胡外，明显得不到任何额外的短期回报，且还将丧失日后谴责他国的正当性。

此外在特朗普的单边主义下，其一再挑衅激怒伊朗，长此以往，恐将过度透支霸权，将美国过往的外交遗产摧毁殆尽，且伊朗与巴勒斯坦的性质截然不同，巴勒斯坦虽有政治正确支持，但说到底还是要依赖各国施舍，即便遭遇戈兰高地“被归属”的羞辱，发出了无力的怒吼，却终究无力回天；而伊朗虽无政治正确挂保证，但万一被逼急了，后果恐怕不是美国能一肩扛起的。

2018年，特朗普先是退出伊朗核协议（JCPOA），又宣布除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土耳其、意大利、希腊和中国台湾地区外，其余国家都不准自伊朗进口原油，否则将受美国经济制裁。今年4月，美国宣布将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此举意在打击其海外金流，从而重挫伊朗精英圈的统治基础；又在4月22日宣布伊朗的原油出口豁免到期，往后任何国家从伊朗进口石油都将受美国制裁，没有例外。5月9日，美国更宣布制裁伊朗的金属出口，打击的力道是愈发凶猛。

今年的特朗普对伊朗攻势凌厉，且刀刀见骨。石化产品撑起伊朗出口额的半壁江山，而前五大出口国又正是中国、印度、韩国、土耳其与意大利这些本有豁免权的国家，故上述禁令，可说是断了伊朗最后一丝希望。对美国而言，取消石油豁免能达到以下效果：首先伊朗基于国内的经济压力，势必要回撤一些投注在叙利亚与也门的资源，此举将间接导致什叶新月势力版图缩水；再者是经济受挫，本就薄如棉纸的里亚尔势必重贬，伊朗必定民怨滔天，从而危及鲁哈尼的统治正当性，故其势必要与美国谈判，并做出巨幅让步，否则长此以往，若非鲁哈尼去职，就是伊朗爆发新的革命。

特朗普对伊朗的单边举动同样是商人思维的展现，即以经济制裁的手段，向伊朗极限施压，逼其对美国俯首称臣，允诺美国的政治要求，这与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的逻辑相当类似。然而正如美国在贸易战表现不佳，其对伊朗的施压也是风险极大，因为就伊朗国内的政治生态而言，鲁哈尼算是温和派代表，美国费尽心机地逼迫鲁哈尼，最后得利的只能是反美立场坚定的鹰派，而鲁哈尼日渐强硬的反应也证实了这点，一旦美国逼过了头，鲁哈尼可能人都还没坐上谈判桌就被国内势力政变下台，由强烈反美的鹰派领袖取而代之，美伊关系便更无可挽回。

日前伊朗经历了遍及70%省份的反政府示威，显示今年的经济制裁已危及政权稳定。倘若鲁哈尼不愿低头，便只剩两条路可走，一是苦撑，并持续镇压日后的反政府示威，直到政府被推翻；二是走上低层级的军事冲突路线，虽说核武目前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可行的。不论伊朗最后选了哪一条路线，美伊心结短期内都不易开解，毕竟伊朗曾遭美国颠覆政权，又爆发过人质危机，好不容易透过核协议与西方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互信，却又被美国的恣意妄为渐次摧毁，加上利比亚等弃核国家的殷鉴在前，伊朗即便日后低头，恐也不会放弃对核武的渴望。

特朗普今年在中东表现得非常自信，介入戈兰高地归属、对伊朗加重制裁、抛弃库尔德盟友自叙北撤军，一切举措似乎都在掌握之中，实则危机四伏，就像凌波微步走钢索，还要面带微笑、一派从容。目前看来，钢索尽头尚是一片模糊，但底下早已火海成片，美国在中东过度单边的结果，就是失去外交遗产、惹怒盟友、并让冲突风险一再飙升，万一失足，底下就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除了示威、内战与美国单边主义外，今年中东还有几件区域要事，兹为读者精选如下：

3月31日，土耳其举行地方大选，此为土国2017年修宪为总统制后的首次地方选举，也是2023年总统选举前最后一次全国大选，但埃尔多安没能笑着欢庆胜利。土耳其81大省中，其所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AKP，简称正发党）虽仍维持多数统治，但只拿到39省的执政权，比起2014年的53省少了许多；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与伊兹米尔等三大选区则进了共和人民党（CHP）的囊袋。其中伊兹米尔本是CHP铁票区，输了并不稀奇；安卡拉虽是首次失守，却也还算面子问题；但伊斯坦布尔却是土耳其的经济重镇，也是埃尔多安政治生涯的起点。在输不起的心理压力下，埃尔多埃以程序、计票瑕疵要求伊斯坦布尔区重选，最后仍难扭转乾坤。

正发党的“惨胜”与2018年土耳其里拉崩盘息息相关。土耳其的经济过热已久，通膨、资产泡沫、经常性账户赤字如影随形，而艾尔多安又时常插手金融体系，例如在选前强迫央行降息已收买民心等，此举除会打击金融体系的独立性，也让经济过热得更厉害。2018年特朗普将土耳其钢铝产品的进口关税升为两倍，里拉随即重贬20%，几近崩盘，更触发外债危机，通膨与失业率一路飙升，土耳其自然民怨沸腾。掌权十来年，埃尔多安凭借合纵连横的技巧、丰硕的外交成果、经济发展的荣景，树立起无人能敌的统治威望及魅力，成了土耳其崛起的代名词。只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经济问题正是此次的选举关键，这对埃尔多安与土耳其的崛起之路来说，都是短期难解的困境，这也是其选择入侵叙北的原因之一——以国防安全成就转移内政上的经济疲软。

6月17日，埃及前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在出席庭审时暴毙身亡，享年67岁。纵观历史，穆尔西是唯一出身穆兄会的埃及总统，却只在位一年就被军方政变下台。多年来穆尔西屡被提审，面临死刑威胁，如今判决结果尚未宣布，其便先行离世。

当年的“阿拉伯之春”对埃及军方与穆兄会而言，都是百年难逢的天赐良机。穆兄会自1928年以来，便致力于要将埃及改造成一个反西方的伊斯兰国家；埃及军方则不愿穆巴拉克打破历任总统皆出身军方的惯例，指定儿子接班，故双方一拍即合。2012年，埃及举行革命后的首次总统大选，穆尔西成功上位，却很快被不甘失势的军方政变下台，锒铛入狱。埃及的“阿拉伯之春”并未开出民主之花，反倒结下政变的混乱苦果，然而历史总能不断循环，只要政治伊斯兰的潮流不退、埃及军方内部矛盾未除，出现下一个穆尔西，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10月27日，“伊斯兰国”组织前头目巴格达迪身亡。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头目，其本为伊拉克一间小清真寺的伊玛目，但加入穆兄会后便日趋极端，并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期间，与同伙创立反美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后被捕入狱。出狱后的巴格达迪更加激进，不仅投身“伊斯兰国”事业，更逐渐成为中坚领导，并在2013年扩展至叙利亚后，成为该组织的领导人，自封哈里发。然而随着美国、北约、欧盟、阿拉伯国家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打击力道渐强，“伊斯兰国”组织频频败退，并于今年3月失去大片叙利亚领土，可说已至灭国边缘。

10月的打击行动虽由美国主导，但也受到土耳其与俄罗斯的配合及默许。巴格达迪躲藏于叙北的巴里沙（Barisha），美国派出的三角洲部队必须飞越附近的土耳其与俄罗斯领空，才能顺利抵达该地，另外地面行动则有赖叙利亚、伊拉克与库尔德势力支援。一阵空袭与混战后，巴格达迪被军犬逼入地道，随后引爆炸弹，与两个孩子共赴黄泉。“伊斯兰国”的宣传部门已于10月31日证实其死讯，但也宣布组织将由新领导人阿布·易卜拉欣·哈希米·古莱什（Abu Ibrahim al-Hashimi al-Qurashi）带领，并将继续哈里发的圣战事业，不会解散。“伊斯兰国”曾于叙利亚、伊拉克交界带建立政治实体，如今其虽崩解，却为附近居民留下挥之不去的梦靥；重返欧洲的圣战士与圣战新娘，则对母国的人权系统与本土社会埋下隐忧。

挥别2019，迈入2020，许多生命来不及在中东成长，有些国家则再无统一希望，当一地长年动荡，短短一年的进展，实已难论情势好转或恶化。新的一年，中东有四大观察重点：

在特朗普的单边主义下，美国加重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力道，意图以极限施压的方式逼伊朗屈服，并已成功削弱什叶派神权政体在该国的统治基础。现下看来，伊朗的经济前景一片黯淡，往后民众的示威力道只会更趋剧烈，这对执政当局的统治正当性而言，无疑雪上加霜。因此美国倘若再不松手，他国也持续作壁上观，那么鲁哈尼极可能出兵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会视情况决定封锁程度，或可派船巡防，或可布置水雷，一旦成功，将能截断世界四分之一的原油运输路线，届时若无地面油管支持，便形同逼迫世界每日减产1800万桶原油，如此一来油价势必飙升，更能对海湾诸君主国形成安全压力，美国为了盟邦的安全与经济，势必会有所回应。

2019年12月底，希腊、塞浦路斯和以色列三国曾商定将在2020年初签署一份有关建造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的协议，而在早些时候，土耳其已经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签署了“划分东地中海管辖海域”的备忘录。显然，双方正在为争取东地中海的权益明争暗斗。随着土耳其计划出兵利比亚，该地区恐将陷入更大范围的博弈、摩擦甚至小范围的冲突。

今年中东有六国爆发大型示威，主要要求皆针对执政当局的治理失能，进而牵引出民主要求。然而从历史经验观之，独裁者下台除了平息民怨外，基本上起不了任何振兴经济的效果，更遑论一朝拨乱反正、消灭裙带关系、革除宗派主义，故示威者只能不断走上街头，政府首长若非辞职下台、就是血腥镇压。虽说成本极大，但似乎无法避免，只要自由主义经济继续宰制中东，国家的政治基础结构又没什么改变，示威便会逐渐成为中东世俗中产国家政权轮替的常态方式，这与民主化关联不大，而是政变、民生、革命三位一体的产物。

“阿拉伯之春”激发的三大内战，至今仍是群雄割据，难求和谈。若由“示威作为政权更迭途径”的视角观之，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可说是另一种典型，即界于“未更迭”与“更迭成功”间的过度产物，且因这三国的军事力量并未由中央统一把持，故一旦落入轮替困境内，便容易爆发血腥冲突，从而使国家重回部落状态。

然而，人们或许也该思考，民族国家是否当为所有人类的终极归宿？对中东而言，民族国家体系是相当近代的产物，过去上千年，部落向来是此地的社会基础，不论王国或帝国时期，人们效忠、捍卫的对象，永远是部落里的自己人，故而如今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都还存有瓦斯塔现象（Wasta，واسطة），即建立在部落基础上的裙带关系。杀伐、掠夺即是原始部落的政治本质，如今的内战，若由历史的长远角度来看，或许只是这些国家在经历了“民族国家变态期”后，又重回部落状态的阵痛过程。

近代中东史体现人类的无比坚忍，亦揭露人类的极度残忍，种种血腥悲剧，颠覆我们习以为常的生存法则；桩桩政治剧变，推翻人们早已认定的概念前提。这是块帝国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都行过的大地，有着时而既复古、时而后现代的政治社会风貌，往复交替间，既交织着丝绸的力量，也溢满了蜂蜜的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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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

中東研究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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