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东三大关键词:示威、内战、单边主义劉燕婷劉燕婷

2019年中东三大关键词:示威、内战、单边主义

2022-05-21|閱讀時間約 23 分鐘
2019年已结束,对中东地区来说,过去的一年就像海顿的惊愕交响曲,在渐弱的乐音后突发数记示威鸣响,类似的旋律往复回旋,伴以大国单边主义的小步舞曲、内战的奏鸣曲,最后以几声不协调的和弦画下句点。中东的冲突力道举世难见,其血腥程度也属当代罕有,遍地苦难中,既蔓生着原始兽性,也绽放着可贵人性,血泪相流苍茫处,总不乏野莽生机。
遍地烽火的反政府示威
细数中东今年的反政府示威数,可谓第二波“阿拉伯之春”。在乍暖还寒四月里,两位北非强人先后下台:掌权20年的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在宣布寻求第五次连任后,便迎来内战以来最大规模、持续时间最长的群众示威,最后只能黯然辞职;统治26年的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Bashir)面对的则是不满物价上涨的民怨,历经多月示威后,苏丹军方发动政变,不仅巴希尔没了总统大位,民众也遭到血腥镇压。秋风萧瑟的九月,这把火烧到了法老故乡,在流亡建筑承包商穆罕默德·阿里(Mohamed Ali)接连爆料下,许多政府的贪污黑料接连被摊在阳光下,于是埃及也出现了反塞西政府的大规模示威,最后导致4000多人被捕。
上述骚乱暂告缓解后,孟冬十月里,又有两国爆发反政府示威,其群众参与规模更大,混乱程度也更强,且皆针对当局的经济与社会治理危机。先是伊拉克因长年高失业率、腐败、低薪而引发示威,接着黎巴嫩也因对Whatsapp征税而点燃群众怒火,最后登场的则是11月中旬刚引爆的伊朗示威,人民因不满油价飙涨而走上街头。
截至今日,伊拉克已有超过500名示威者殒命,总理马赫迪宣布辞职,但仍继续担任看守内阁的领袖,直到新内阁筹组完毕为止;黎巴嫩示威也令总理哈里里下台,但情况与伊拉克类似,在新内阁筹组出来前,哈里里仍是看守总理,且还代表黎巴嫩向外国求取经济援助;伊朗当局则未见退让迹象,更关闭互联网,让军队上街镇压,导致几百位示威者身亡(此为伊朗国内数据,美国国务院数据则显示有超过1000名示威者遇害)。
综观以上六国示威,其实各有各的示威脉络,但仍可大约总结出以下特色:
1、治理问题是导火线:
最能燃起示威者怒火的,往往是日常生活里的不便,例如贪污、腐败、高物价、高失业率、加税等;然而这些表层现象的背后因素却非短期可解,例如黎巴嫩的宗派主义自建国以来便割裂着该国政坛,乃至宰制民间社会,间接导致裙带关系与贪腐盛行;伊朗油价飙涨的直接因素则是美国于今年度加大了经济制裁力道,逼得政府必须用调高油价的方式来补贴预算。此外中东各国自2008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以来,便深陷经济泥淖,分配不均的态势日渐严重,加上新一轮经济停滞期到来,从而导致各国渐生反建制声浪。表面上看来,这些示威是对政权的反抗;但由经济视角观之,却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清算与反噬。
2、新的示威型态:
中东近年的示威已非早年“不革命,就饿死”的穷人模式,底层贫民虽也上街头,但其话语权与代表性却逐渐让位于新的要角——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虽未必会打砸抢,但其空闲时间多、也有点闲钱,故而会拉长示威的僵持时间;此外中产阶级大多人手一机,会利用社交媒体传递信息,即便是“假新闻”也能引来万人分享,从而带起风向,故而有媒体认为中东示威是“无领导示威”(Leaderless Protest),但事实却是,一旦社交媒体被引入示威场域,则人人都可以是领导,那么示威最后就成了游击战,政府往往掌控不了高流动性的反抗势力,这些示威群众与其说是一盘散沙,不如说是无法预测的狂猛沙尘暴。
3、民主话语令议题更复杂:
在上述示威的政治口号中,除了伊朗示威者未有明显的民主化要求外,其余国家街头都出现了民主化的回声,与2010-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极为相似。然而民主、自由能否等同治理问题的解药,尚需打上一个大问号,但不可否认的是,自民主话语传入中东后,便成为许多不满现状者的心灵鸡汤,许多国家难解的陈年痼疾,在示威者眼中,皆因“我们不够民主“所致。从实践上来看,民主在中东世俗中产国家的角色与伊斯兰复兴思想十分类似,都是不满现状者所标举的救国良药,且都能获取被边缘化体制精英的一定支持,差别在于,在线性史观下,前者进自带觉醒的进步光环,能获取西方国家一定的正面报导与同情;后者便“十恶不赦”,活该被扫进历史垃圾堆。
如上所述,今年中东发生了第二波“阿拉伯之春”,但其走向却愈发揭露第一波“阿拉伯之春”的本质:九年前那场中东跨国骚乱,与其说是高贵的民主化运动,不如说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不满的中产阶级,在取得体制内精英(军队、教士或在执政者政敌)一定程度的支持与默许后,将民主、自由、平等等价值作为解药,走上了反政府的街头路线,从而触发精英政变的过程,类似的场景,早在1979年的伊朗便发生过,只是当年人们喊的是“伊斯兰”,今日要的是“民主”。
持续胶着的无限内战
“阿拉伯之春”后,勉强只有突尼西亚维持当年战果,埃及如今军方复辟,与穆巴拉克时期相去无几,其余回响较为激烈的国家,如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则陷入了往复内战,不仅治理危机恶化,更衍生出新的危机:难民外逃、国家部落化、区域冲突加剧,因篇幅限制,以下仅介绍叙利亚与也门内战进展。
叙利亚内战今年主要有三大发展重点,一是美国宣布从叙利亚撤军,二是土耳其发动和平之泉计划入侵叙北,三是俄罗斯与土耳其签订《索契协议》(Sochi Agreement)。美军自2014年以歼灭“伊斯兰国”为由派兵介入叙利亚内战,除了空袭与地面部队外,同时也培训叛军,并大力支持PYD / YPG等叙北库尔德势力(罗贾瓦区);然而2019年年初“伊斯兰国”组织溃败,特朗普便表示有意撤回部署在叙利亚的2000至2500名美军,后也真在今年8月叙北缓冲区协议崩溃后执行,自叙利亚东北撤出超过一千名地面部队人员,故而有了土耳其后续的军事行动。
对土耳其而言,叙利亚内战最直接的三大影响就是:难民、“伊斯兰国”与库尔德独立势力。根据最新数字,土耳其目前收容了约360万的叙利亚难民,于公于私都是沉重的社会负担,故在八年内战后,其已从一开始的“满足难民生存需求”,过渡至“采取措施阻止难民涌入”,并来到“干脆直接在叙土边境建立安全区以遣送难民”的阶段;而叙北“伊斯兰国”的炮火偶会波及土耳其边境,加上东南部的库尔德势力意在叙北建立连续的有效控制带,从而连通伊拉克与土耳其,实现初步建国计划,现今领土面积约3.9万平方公里、辖有460万人口的罗贾瓦自治区便是雏形。
综合上述考虑,土耳其加深了军事介入的力道,以2016年的幼发拉底之盾行动清除叙土边界的IS势力,并在2018年发动橄榄枝行动,夺下库尔德势力盘踞的阿夫林区,如今的和平之泉不过是一连串军事动作下的一环,且也得到美国一定程度的默许,因为后者意在搅乱叙北一池春水,藉引入新行为者,来让各方势力自相残杀。
果然土耳其入侵不久后,俄罗斯便坐不住了。俄国向来是阿萨德政权的靠山,于内战中投入不少,自然要与新来乍到的土军谈谈,故双方领导人在10月22日于索契召开了6个小时半的首脑会议,并谈出诸多合作内容:
1.各方将于叙北建立30公里深的缓冲区。
2.缓冲区将由叙利亚军和俄罗斯军事警察共同控制。
3.代表库尔德势力的YPG部队,必须撤出缓冲区。
4.YPG撤出后,俄罗斯将与土耳其联合执行缓冲区的地面巡逻任务。
5.土耳其将能完全控制自己在Tell Abyad和Ras al-Ayn两镇间的占领地。
6.俄土将共同努力,以“安全和自愿的方式” 重新安置叙利亚难民。
7.俄土皆同意“维护叙利亚的政治统一和领土完整”,并保护“土耳其的国家安全”。
叙北情势,就是叙利亚内战的缩影,各方势力都想趁虚而入占个山头,好分一杯人血羹汤,才使这场区域冲突升级为全球范围的代理战争,且往后还会继续歹戏拖棚。
也门内战虽也是“阿拉伯之春”的产物,但由长远的历史视角观之,却是部落主义、南北情结、代理战争等因素共同作用而成。今年的重点在于,胡塞武装组织对沙特的空袭与入侵事件。9月14日,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在阿布盖格(Abqaiq)与胡赖斯(Khurais)的石油设施遭胡塞武装组织的无人机空袭,导致沙国每日石油产量骤减50%,更影响全球逾5%的石油供应,布兰特原油期货价因而飙涨14.6%,涨幅之猛,更甚90年代初的波湾战争时期;9月28日,胡塞武装组织宣称进攻沙特南部奈季兰省,“彻底击败沙特3个旅”,并俘虏“数以千计敌军武装人员”,沙特方面起初并无响应,但在联合国及红十字会的斡旋下,胡塞还是在9月30日释放了290名沙特战俘。
自2015年以来,也门内战已逐渐演变为沙特与伊朗之间的代理人战争。北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受伊朗支持,南也门的哈迪政府军则受海湾君主国支持,沙特更直接介入内战,但也因此面临胡塞的报复。如今也门北部的胡塞靠山仍是伊朗,南部却分裂出亲哈迪势力与南方过渡委员会,沙特支持哈迪,但一向听话的小老弟阿联酋,却支持了南方过渡委员会,海湾两国因而渐生矛盾,后因局势日渐紧张,阿联酋终于在9月自也门部分撤军。
美国一方也以反恐之名介入也门内战,但今年3月爆发贾迈勒·卡舒吉遇害案后,为惩罚沙特,美国参众两院要求特朗普在30天内下令美军暂停介入也门内战,并停止向沙特提供军火,但遭特朗普否决。现下的也门仍是各方势力的逐鹿之战,人道危机日渐严重。
由代理人战争的视角观之,也门内战是伊朗与沙特的区域霸权之争;由内部矛盾的角度分析,南北也门早就积怨已久,只待时机爆发。也门并非第一次成为代理人战争的擂台,只是过去的打者是沙特、埃及、英国与苏联,现在则换成了沙特、伊朗与美国;而南北分裂说到底,除了制度与文化之争外,也有代理人的因素在其中。
综合上述因素,胡塞、哈迪政府军、“基地”组织、南方过渡委员会武装势力、部落游击兵、“伊斯兰国”组织等,各据江山、各有盘算,也门纷乱短期难解,也暂无统一可能,但即便战火有所消停,恐也难回统一样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今年9月发表报告,指出倘若内战持续不停,也门将于2022年成为世上最贫穷的国家,届时约有79%的人口生活于贫困线以下,更有65%的人口会活在极端贫困的状态中。
特朗普的单边主义
特朗普的单边主义也大为影响中东今年的政经发展,其主要有两大着力点:承认以色列拥有戈兰高地主权、加重对伊朗的制裁。
3月21日,特朗普用推特宣布美国将承认以色列拥有戈兰高地的主权,此言一出,可说替贪污丑闻缠身的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加分不少;对特朗普而言,此举除了能帮内塔尼亚胡拿到五连任外,也有其他战略考虑。过去的美国总统不管如何偏袒以色列,至少还会扮成中立第三方的样子,假意调停以巴之间的领土纷争,即便明眼人都看得见国王新衣底下的裸体;但特朗普在中东就干脆得多,直接就脱了遮羞布,一展商人思维,力求美国在介入程度最小的情况下,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
故特朗普的行径看似疯狂,但其中东战略的主轴却相当明晰:拉拢以沙,共抗伊朗。有鉴于犹太团体在美国政坛的强大游说力,亲以本就是美国的外交传统之一;沙特则一向与美交好,双方关系不只建立在石油上,也有自冷战共抗苏联时建立起来的安全默契。从特朗普眼中望去,中东18国里,唯有以色列与沙特有长年交好的必要,其余国家若不是可以牺牲,就是必须打垮,前者如叙利亚、伊拉克,后者则有伊朗为例。
然而,此番战略过于依赖“以沙美”三国同盟,而无视其他中型国家的力量,以及各次区域长年以来的特殊关系,例如海湾地区向来有科威特与阿曼扮演调停者的外交文化,但特朗普眼中的海湾似乎只剩沙特一国;且美国正式承认以色列对戈兰拥有主权后,便将失去反对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的正当性,故特朗普此举除了大助内塔尼亚胡外,明显得不到任何额外的短期回报,且还将丧失日后谴责他国的正当性。
此外在特朗普的单边主义下,其一再挑衅激怒伊朗,长此以往,恐将过度透支霸权,将美国过往的外交遗产摧毁殆尽,且伊朗与巴勒斯坦的性质截然不同,巴勒斯坦虽有政治正确支持,但说到底还是要依赖各国施舍,即便遭遇戈兰高地“被归属”的羞辱,发出了无力的怒吼,却终究无力回天;而伊朗虽无政治正确挂保证,但万一被逼急了,后果恐怕不是美国能一肩扛起的。
2018年,特朗普先是退出伊朗核协议(JCPOA),又宣布除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土耳其、意大利、希腊和中国台湾地区外,其余国家都不准自伊朗进口原油,否则将受美国经济制裁。今年4月,美国宣布将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此举意在打击其海外金流,从而重挫伊朗精英圈的统治基础;又在4月22日宣布伊朗的原油出口豁免到期,往后任何国家从伊朗进口石油都将受美国制裁,没有例外。5月9日,美国更宣布制裁伊朗的金属出口,打击的力道是愈发凶猛。
今年的特朗普对伊朗攻势凌厉,且刀刀见骨。石化产品撑起伊朗出口额的半壁江山,而前五大出口国又正是中国、印度、韩国、土耳其与意大利这些本有豁免权的国家,故上述禁令,可说是断了伊朗最后一丝希望。对美国而言,取消石油豁免能达到以下效果:首先伊朗基于国内的经济压力,势必要回撤一些投注在叙利亚与也门的资源,此举将间接导致什叶新月势力版图缩水;再者是经济受挫,本就薄如棉纸的里亚尔势必重贬,伊朗必定民怨滔天,从而危及鲁哈尼的统治正当性,故其势必要与美国谈判,并做出巨幅让步,否则长此以往,若非鲁哈尼去职,就是伊朗爆发新的革命。
特朗普对伊朗的单边举动同样是商人思维的展现,即以经济制裁的手段,向伊朗极限施压,逼其对美国俯首称臣,允诺美国的政治要求,这与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的逻辑相当类似。然而正如美国在贸易战表现不佳,其对伊朗的施压也是风险极大,因为就伊朗国内的政治生态而言,鲁哈尼算是温和派代表,美国费尽心机地逼迫鲁哈尼,最后得利的只能是反美立场坚定的鹰派,而鲁哈尼日渐强硬的反应也证实了这点,一旦美国逼过了头,鲁哈尼可能人都还没坐上谈判桌就被国内势力政变下台,由强烈反美的鹰派领袖取而代之,美伊关系便更无可挽回。
日前伊朗经历了遍及70%省份的反政府示威,显示今年的经济制裁已危及政权稳定。倘若鲁哈尼不愿低头,便只剩两条路可走,一是苦撑,并持续镇压日后的反政府示威,直到政府被推翻;二是走上低层级的军事冲突路线,虽说核武目前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可行的。不论伊朗最后选了哪一条路线,美伊心结短期内都不易开解,毕竟伊朗曾遭美国颠覆政权,又爆发过人质危机,好不容易透过核协议与西方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互信,却又被美国的恣意妄为渐次摧毁,加上利比亚等弃核国家的殷鉴在前,伊朗即便日后低头,恐也不会放弃对核武的渴望。
特朗普今年在中东表现得非常自信,介入戈兰高地归属、对伊朗加重制裁、抛弃库尔德盟友自叙北撤军,一切举措似乎都在掌握之中,实则危机四伏,就像凌波微步走钢索,还要面带微笑、一派从容。目前看来,钢索尽头尚是一片模糊,但底下早已火海成片,美国在中东过度单边的结果,就是失去外交遗产、惹怒盟友、并让冲突风险一再飙升,万一失足,底下就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特殊事件
除了示威、内战与美国单边主义外,今年中东还有几件区域要事,兹为读者精选如下:
1、埃尔多安带领的正发党失守伊斯坦布尔
3月31日,土耳其举行地方大选,此为土国2017年修宪为总统制后的首次地方选举,也是2023年总统选举前最后一次全国大选,但埃尔多安没能笑着欢庆胜利。土耳其81大省中,其所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AKP,简称正发党)虽仍维持多数统治,但只拿到39省的执政权,比起2014年的53省少了许多;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与伊兹米尔等三大选区则进了共和人民党(CHP)的囊袋。其中伊兹米尔本是CHP铁票区,输了并不稀奇;安卡拉虽是首次失守,却也还算面子问题;但伊斯坦布尔却是土耳其的经济重镇,也是埃尔多安政治生涯的起点。在输不起的心理压力下,埃尔多埃以程序、计票瑕疵要求伊斯坦布尔区重选,最后仍难扭转乾坤。
正发党的“惨胜”与2018年土耳其里拉崩盘息息相关。土耳其的经济过热已久,通膨、资产泡沫、经常性账户赤字如影随形,而艾尔多安又时常插手金融体系,例如在选前强迫央行降息已收买民心等,此举除会打击金融体系的独立性,也让经济过热得更厉害。2018年特朗普将土耳其钢铝产品的进口关税升为两倍,里拉随即重贬20%,几近崩盘,更触发外债危机,通膨与失业率一路飙升,土耳其自然民怨沸腾。掌权十来年,埃尔多安凭借合纵连横的技巧、丰硕的外交成果、经济发展的荣景,树立起无人能敌的统治威望及魅力,成了土耳其崛起的代名词。只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经济问题正是此次的选举关键,这对埃尔多安与土耳其的崛起之路来说,都是短期难解的困境,这也是其选择入侵叙北的原因之一——以国防安全成就转移内政上的经济疲软。
2、埃及前总统穆尔西暴毙
6月17日,埃及前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在出席庭审时暴毙身亡,享年67岁。纵观历史,穆尔西是唯一出身穆兄会的埃及总统,却只在位一年就被军方政变下台。多年来穆尔西屡被提审,面临死刑威胁,如今判决结果尚未宣布,其便先行离世。
当年的“阿拉伯之春”对埃及军方与穆兄会而言,都是百年难逢的天赐良机。穆兄会自1928年以来,便致力于要将埃及改造成一个反西方的伊斯兰国家;埃及军方则不愿穆巴拉克打破历任总统皆出身军方的惯例,指定儿子接班,故双方一拍即合。2012年,埃及举行革命后的首次总统大选,穆尔西成功上位,却很快被不甘失势的军方政变下台,锒铛入狱。埃及的“阿拉伯之春”并未开出民主之花,反倒结下政变的混乱苦果,然而历史总能不断循环,只要政治伊斯兰的潮流不退、埃及军方内部矛盾未除,出现下一个穆尔西,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3、“伊斯兰国”前头目巴格达迪身亡
10月27日,“伊斯兰国”组织前头目巴格达迪身亡。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头目,其本为伊拉克一间小清真寺的伊玛目,但加入穆兄会后便日趋极端,并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期间,与同伙创立反美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后被捕入狱。出狱后的巴格达迪更加激进,不仅投身“伊斯兰国”事业,更逐渐成为中坚领导,并在2013年扩展至叙利亚后,成为该组织的领导人,自封哈里发。然而随着美国、北约、欧盟、阿拉伯国家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打击力道渐强,“伊斯兰国”组织频频败退,并于今年3月失去大片叙利亚领土,可说已至灭国边缘。
10月的打击行动虽由美国主导,但也受到土耳其与俄罗斯的配合及默许。巴格达迪躲藏于叙北的巴里沙(Barisha),美国派出的三角洲部队必须飞越附近的土耳其与俄罗斯领空,才能顺利抵达该地,另外地面行动则有赖叙利亚、伊拉克与库尔德势力支援。一阵空袭与混战后,巴格达迪被军犬逼入地道,随后引爆炸弹,与两个孩子共赴黄泉。“伊斯兰国”的宣传部门已于10月31日证实其死讯,但也宣布组织将由新领导人阿布·易卜拉欣·哈希米·古莱什(Abu Ibrahim al-Hashimi al-Qurashi)带领,并将继续哈里发的圣战事业,不会解散。“伊斯兰国”曾于叙利亚、伊拉克交界带建立政治实体,如今其虽崩解,却为附近居民留下挥之不去的梦靥;重返欧洲的圣战士与圣战新娘,则对母国的人权系统与本土社会埋下隐忧。
2020年,行向何方?
挥别2019,迈入2020,许多生命来不及在中东成长,有些国家则再无统一希望,当一地长年动荡,短短一年的进展,实已难论情势好转或恶化。新的一年,中东有四大观察重点:
1、海湾地区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提高
在特朗普的单边主义下,美国加重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力道,意图以极限施压的方式逼伊朗屈服,并已成功削弱什叶派神权政体在该国的统治基础。现下看来,伊朗的经济前景一片黯淡,往后民众的示威力道只会更趋剧烈,这对执政当局的统治正当性而言,无疑雪上加霜。因此美国倘若再不松手,他国也持续作壁上观,那么鲁哈尼极可能出兵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会视情况决定封锁程度,或可派船巡防,或可布置水雷,一旦成功,将能截断世界四分之一的原油运输路线,届时若无地面油管支持,便形同逼迫世界每日减产1800万桶原油,如此一来油价势必飙升,更能对海湾诸君主国形成安全压力,美国为了盟邦的安全与经济,势必会有所回应。
2、东地中海国家围绕油气资源的博弈将升级
2019年12月底,希腊、塞浦路斯和以色列三国曾商定将在2020年初签署一份有关建造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的协议,而在早些时候,土耳其已经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签署了“划分东地中海管辖海域”的备忘录。显然,双方正在为争取东地中海的权益明争暗斗。随着土耳其计划出兵利比亚,该地区恐将陷入更大范围的博弈、摩擦甚至小范围的冲突。
3、更多反政府示威
今年中东有六国爆发大型示威,主要要求皆针对执政当局的治理失能,进而牵引出民主要求。然而从历史经验观之,独裁者下台除了平息民怨外,基本上起不了任何振兴经济的效果,更遑论一朝拨乱反正、消灭裙带关系、革除宗派主义,故示威者只能不断走上街头,政府首长若非辞职下台、就是血腥镇压。虽说成本极大,但似乎无法避免,只要自由主义经济继续宰制中东,国家的政治基础结构又没什么改变,示威便会逐渐成为中东世俗中产国家政权轮替的常态方式,这与民主化关联不大,而是政变、民生、革命三位一体的产物。
4、内战国家逐渐部落化
“阿拉伯之春”激发的三大内战,至今仍是群雄割据,难求和谈。若由“示威作为政权更迭途径”的视角观之,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可说是另一种典型,即界于“未更迭”与“更迭成功”间的过度产物,且因这三国的军事力量并未由中央统一把持,故一旦落入轮替困境内,便容易爆发血腥冲突,从而使国家重回部落状态。
然而,人们或许也该思考,民族国家是否当为所有人类的终极归宿?对中东而言,民族国家体系是相当近代的产物,过去上千年,部落向来是此地的社会基础,不论王国或帝国时期,人们效忠、捍卫的对象,永远是部落里的自己人,故而如今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都还存有瓦斯塔现象(Wasta,واسطة),即建立在部落基础上的裙带关系。杀伐、掠夺即是原始部落的政治本质,如今的内战,若由历史的长远角度来看,或许只是这些国家在经历了“民族国家变态期”后,又重回部落状态的阵痛过程。
近代中东史体现人类的无比坚忍,亦揭露人类的极度残忍,种种血腥悲剧,颠覆我们习以为常的生存法则;桩桩政治剧变,推翻人们早已认定的概念前提。这是块帝国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都行过的大地,有着时而既复古、时而后现代的政治社会风貌,往复交替间,既交织着丝绸的力量,也溢满了蜂蜜的刚强。
原文發表連結:
2020.1.1.
中東研究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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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劉燕婷
劉燕婷
中東政治,國際新聞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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