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潮：從關鍵的一九七九年，剖析中東文化、宗教、集體記憶的四十年難解對立》不負責任讀後感

西方社會（包含台灣）對於當今中東問題的探討，大概有兩個主要的理論視角，一個是強調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本質上的差異，因而最終導致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以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為代表；另一個則是後殖民理論，關注西方帝國主義對其他非西方社會的殖民支配所造成的問題，如Fanon的《黑皮膚，白皮膚》與Said的《東方主義》等等。

不過如要討論中東問題，Said的理論大概是後殖民分析最重要的參考基點。

不過不論是文明衝突論，還是後殖民主義，分析策略都採取一種西方與東方、西方與非西方之間的二元對立架構，很容易把二者給本質化，不是過於強調二者之間的根本差異，認為二者不可避免會出現衝突，就是過度強調西方對非西方單方面的宰制支配，忽略了非西方的主動性。為了回應這些批評，Said後期作品就更多關注於東方對西方的各種抵抗行動。

相較於以東方與西方的二元架構去分析中東問題，《黑潮：從關鍵的一九七九年，剖析中東文化、宗教、集體記憶的四十年難解對立》則是從另一個視角去理解中東問題，以一種局內人的視角從中東內部去探討不同行動者之間的各種互動，包含合作、結盟、競爭、對抗、滲透、支配與戰爭等等，進而釐清中東問題的歷史發展脈絡，耙梳這些互動如何從原本寬容多元的交往逐步走向不寬容，不容異己的殺戮地獄。

本書作者Kim Ghattas是黎巴嫩出生長大，而Said是巴勒斯坦人。可是因為出生國家的差異，導致他們關注點的不同。Said的巴勒斯坦一開始就因為二戰後以色列建國而導致人民流離失所，巴勒斯坦問題完全是西方列強造成的。所以對Said而言，巴勒斯坦以及整個中東問題自然都是西方帝國主義造成的。

Ghattas並不否認美國等西方帝國主義對於中東的介入與干涉，導致了現今中東的戰亂頻仍與人民流離失所。但他更關切的是伊斯蘭社會中原本寬容溫和與自由多元氛圍如何消失，進而變成充滿好戰、排外與教義嚴格不寬容的原教旨主義。特別是他出生的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曾被視為中東的小巴黎，是中東各種現代主義，自由主義，左派社會主義、流亡異議份子與各種宗教世俗主義的聚集地，思想與精神上呈現百花齊放的氛圍，不同宗教與教派之間和平相處，但現在卻是由伊朗支持的真主黨把持控制，宛如小德黑蘭，人民的思想與行為被嚴格的伊斯蘭清教主義所壟斷支配。這種轉變當然跟西方國家脫不了關係，但中東伊斯蘭世界內的政客、教士與革命份子的行動也是促成這些轉變很重要的關鍵。

本書的歷史敘述相當流暢，內容非常精彩易讀，沒有特別深奧的理論概念，看完後會對當代中東複雜的歷史發展脈絡有更清晰的理解。作者以1979年發生的伊朗革命，麥加清真寺恐攻與蘇聯入侵阿富汗為中東歷史轉捩點，向前串連到以色列建國、以阿戰爭，向後連結到兩伊戰爭、黎巴嫩內戰、波灣戰爭、911、阿拉伯之春，敘利亞與葉門內戰，一直到沙烏地阿拉伯記者賈邁勒．哈紹吉在土耳其被暗殺。作者透過不同國家、教派、行動者之間的關係與互動，將這些大事串連在一起，每個事件都不是獨立的，而是鑲嵌在整個複雜中東社會網路中。

書中對歷史事件敘述角度不是西方與中東的對立二極，而是變成中東內部的二極對立，聚焦於阿拉伯與伊朗，遜尼派與什葉派的兩極對抗。1979年發生的事件促成中東兩強對抗地緣政治架構。親美與反美不只是美國帝國主義黑手深入中東的結果，同時也是兩強爭霸的結果。

作者提供了一種不同於西方侵略殖民中東，中東反抗西方的歷史視角，而聚焦於中東內部的阿伊兩強爭霸，兩強爭霸影響了中東各國歷史發展，也激發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興起。我們現在熟知的蓋達、ISIS、塔利班等恐怖組織不是單純美蘇兩國介入中東所造成，更多的是兩強利用美蘇兩國對中東的介入積極擴大自己勢力範圍中形成。

本書對習慣美國主流新聞報導偏見的人，如我，更清楚具體瞭解沙烏地阿拉伯所支持的原教旨主義與恐怖組織的細節。因為沙烏地阿拉伯是美國盟友，伊朗是美國敵人，所以台灣看到的國際新聞比較多有關伊朗的原教旨主義與恐怖行動的新聞，沙烏地阿拉伯相關新聞比較少見。但在本書中，兩者的不寬容與恐怖作為幾乎不相上下。

透過這段複雜歷史的耙梳，作者企圖呈現伊斯蘭社會的多元複雜性，伊斯蘭並非鐵板一塊，內部有很大異質性，雖然教派之間偶而會有衝突，爆發戰爭，但一千多年來伊斯蘭文化大致能容這些差異而和平共存。我們現在看到的伊斯蘭社會，跟四十年以前並不一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對教義的極端不寬容，剷除異己與好戰殺戮，並不是伊斯蘭社會本來的面貌，而是一個現代的產物，是美蘇帝國主義與中東兩強爭霸所造成的。

不過我看本書的過程，突然想到米蘭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提到的”永劫回歸”。中東從伊朗革命後到阿拉伯之春，經歷多次的人民起義，推翻暴政的革命事件，各種自由主義、現代主義、宗教世俗主義與社會主義者參與各種革命運動，希望在中東社會中建立自由平等的現代化國家，結果卻是不斷地挫敗，反而是促成宗教政權興起，原教旨主義的嚴苛精神逐步取代民主主義的多元寬容態度。

書中有很多內容在描述女性地位與權利在各國如何逐步限縮退步，很多女性政治異議份子在小時候是沒有戴面紗頭巾的強制規定，可以出現在公開場合，擔任各種職務，但在革命或政變後，這些權利逐一被取消，也迫使他們站出來成為反對異議份子。

更慘的是，曾經享受1979年前自由寬容多元社會氛圍的父母，對於目前原教旨主義支配的各種嚴格規範自然會有很多不滿與批評，但其子女卻被原教旨主義所吸引，不寬容又好戰。整個中東的歷史發展過程不禁讓我想到香港未來命運，二十年後，新生的香港年輕人是否就會變成跟現在天朝小粉紅一樣呢。

看本書對原教旨掌權後的敘述會讓人很有即視感，簡直就是在看這十年多來習維尼統治下的天朝與香港，社會的自由空間與人民權利逐步被收回，大批大批的異議份子與反對者被消失，原本可以包容多元雜音，有活力的社會變成不容異己，只容許一個聲音的社會，這個聲音可能是習維尼，也可能是何梅尼。

老實說看完本書會有點淡淡的哀傷感，人類歷史的發展並不是只會往進步方向一路駛去，倒退到野蠻時代更常出現。不過就像流亡法國的米蘭昆德拉拿”永劫回歸”來暗諷留在國內的哈維爾等人對抗共產黨政權的徒勞無功，但鐵幕最後還是倒了，捷克也民主化了。原教旨主義在中東的不斷擴張目前看似不可逆，但歷史總是會在我們想不到地方出現轉折拐點。雖然中東一代又一代的異議份子被神權政權所消滅剷除，但仍有新的反抗者不斷地冒出，阿拉伯之春在埃及、敘利亞與葉門等國失敗了，但突尼西亞卻成功了，所以我們也不用對歷史的發展過於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