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国撤军阿富汗起，“东伊运”（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ETIM）三字便屡屡跃上媒体版面。
10月6日，联合国大会法律委员会就“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议题举行辩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敦促有关国家纠正在“东伊运”问题上的错误做法，恢复对“东伊运”恐怖组织的认定。
10月9日，阿富汗昆都士（Kunduz）一座什叶派清真寺遭自杀炸弹攻击，造成数十人丧命。“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虽坦承犯案，却也在声明中表示，凶手乃“维吾尔穆斯林”，是“塔利班曾誓言逐出阿富汗的分子”。“东伊运”成员或将在阿富汗持续潜伏，这也预示了，其或将优先服务于“基地”与“伊斯兰国”的政治议程，“解放新疆”的要求将再度被稀释。
一直以来，中国不断对阿富汗塔利班提出打击“东伊运”恐怖组织的政治要求。
7月28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天津会见塔利班要员巴拉达尔，彼时美国已开始撤军进程，塔利班也夺下了阿富汗70余地区，变天之势山雨欲来，“执政预演”的意味不言而喻。
会中王毅除传递“中国坚持不干涉阿国内政”等讯息外，也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要求，即希望塔利班与“东伊运”等恐怖组织“彻底划清界限”，同时施以坚决有效打击，好为地区安全稳定及发展合作扫除障碍。
8月18日，塔利班入主喀布尔后4天，王毅应约与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Mevlut Cavusoglu）、巴基斯坦外长库雷希（Shah Mehmood Qureshi）通电话，除达成“期盼塔利班组建开放包容、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等共识外，也再次呼吁塔利班，要以明确态度同一切恐怖势力彻底切割，并采取措施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国际恐怖组织。
9月8日，塔利班发言人沙欣（Sohail Shaheen）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及会否将“东伊运”成员引渡给中国时，沙欣并未明确响应，但强调多数“东伊运”成员已离开阿富汗，原因是塔利班此前已对其有所“警告”。
沙欣进一步补充，尚未离开的“东伊运”剩余成员，未来也无法留在阿富汗的任何地方，塔利班将不允许“东伊运”在阿富汗有任何训练场、资金募集机构和士兵招募场所。
而针对沙欣的表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在9月10日予以回复，再次强调希望塔利班言出必行，同“东伊运”等恐怖组织彻底切割，并在境内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坚决打击。
由上述外交表态可见，杜绝恐怖势力威胁，乃中国经纬阿富汗议题的首要考虑，塔利班自是明了此点，这才有了相应承诺与声明。
平心而论，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东伊运”虽恶名在外多年，却早在中国提出政治要求前，便与塔利班疏远许久。有鉴于阿富汗如今仍是另两股国际恐怖势力的盘据地，新疆的反恐任务依旧不能有一刻松懈。
阿富汗与“东伊运”缘起
回顾“东伊运”的起源与兴衰，既有中国本土内生因素，也与阿富汗变局息息相关。
1940年至1950年间，中国内部秩序剧烈变动，“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于新疆成立，领导人多为伊斯兰教法学者，欲在宗教与民族两大维度上，动员群众反抗“殖民统治”。如此力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依旧存在，但也终究在几波政治运动后隐遁民间。
自1980年代起，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便趁市场化的裂隙，在新疆悄然生根，其中既有1940年以降的“宗教与民族”一体的“反殖”脉络，也受美国在阿富汗培植反苏圣战势力的国际脉络牵动。
极端伊斯兰结合不对称军事游击的作战模式，逐渐由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的圣战培训营外扩，渗入了周遭的中东、中亚，与阿富汗相邻的新疆自也不能幸免。
在此脉络下，赛伊汀·玉素甫（Zeydin Yusup）撷取了民族冲突的愤怒能量、阿富汗圣战的动员网络，并承袭1940年“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基础，于1989年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ETIP）。
而与前者不同，ETIP自成立之初便是高度军事化的恐怖组织，成员多为曾赴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受训的战士，1997年，艾山·买合苏木改组了ETIP的组织结构，“东伊运”于焉诞生。
“东伊运”为何与塔利班疏远
然而，后续两场地缘变局导致了“东伊运”的分崩离析。首先，是美国于2001年对阿富汗发动反恐战争，在一定程度上重挫了“东伊运”的大本营。
长年以来，“东伊运”虽多在新疆活动，但其训练营地主要分布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境内。在当年相对松散的边境管制下，大批受训者与“圣战士”乔装为商人、学生与移工，往返在新疆、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上，且其往往具有多重身份：既是“东伊运”成员，也与“基地”（Al-Qaeda）等中东、中亚恐怖组织有所合作。当年的阿富汗与其说是国家，其实更像恐怖组织的加盟与交流中心。
故美国于2001年推翻塔利班时，会在与后者结盟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营地内，逮到多名中国籍东伊运分子；巴基斯坦虽暗中支持阿富汗塔利班，却也在美国要求下，被迫加入反恐行动，打击境内与巴基斯坦塔利班合作的“东伊运”成员，艾山·买合苏木遂于2003年遭巴军击毙，一同丧命的还有多位“基地”组织成员。2002年，美国与联合国皆将“东伊运”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同样是出自反恐战争的脉络考虑。
由此回溯“东伊运”在中国的过往犯行，塔利班的庇护可谓关键。毕竟“东伊运”活动频率最高时期，便是1990年至2001年间，在新疆犯下了数百起爆炸与暗杀事件。
但因当年互联网尚未崛起，媒体也未对此大加报道，民众亦对恐袭概念相对陌生，加上事发地点未扩散至新疆外，其犯行造成的集体恐慌未如今日般巨大。
而当今人们更有印象的2008年北京奥运前夕的未遂袭击事件、2013年北京金水桥恐怖袭击事件、2014年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等，反而是“东伊运”遭重挫后的行动。
此时其已相当羸弱，往往要仰仗“伊斯兰国”等国际恐怖组织，协助提供训练与军火，方能成事；甚至有些行动也不排除“冒领”可能，即恐袭执行者可能是潜伏在新疆内部的其他圣战势力与社团，抑或为自发孤狼式恐袭，但“东伊运”为争抢招募“圣战士”的国际话语权，强硬认领。
而重创“东伊运”的第二场地缘剧变，则是受2010年阿拉伯之春催发的叙利亚内战。
2001年美国推翻塔利班后，“东伊运”尽管仍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保留领导结构，却已难成气候，其手下残部大多涌入东南亚、中亚、中东等地，希望另辟圣战新战场，以保组织命脉。而叙利亚内战的爆发，可谓是阴错阳差的“天赐良机”，上千名中国籍东伊运分子为此取道土耳其，开始了在叙利亚的异国新征程。
然而这一操作直接导致“东伊运”沿着两大裂痕分裂。第一便是叙利亚支部与阿富汗支部的嫌隙，前者仗着在叙利亚的“军功”，动了“另起炉灶”的念头，终与阿富汗支部渐行渐远，也不再如过往般仰仗塔利班。
第二则是“维吾尔民族主义”与“全球圣战”的主张冲突。2001年塔利班倒台后，“东伊运”不只在生存压力下散入周遭战场，也在两重目标间精神分裂：继续“解放新疆”，抑或“投身全球圣战”。
而考虑到阿富汗营地受损情况严重，“东伊运”最终只能向招募新血的目标妥协，淡化自身的“维吾尔民族主义”色彩，标举“伊斯兰圣战”主旋律，以收拢更多恐怖份子。
在此脉络下，“东伊运”之名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突厥斯坦伊斯兰党”（TIP）的新头衔。去掉“东”一字，为的是更加融入全球圣战、中亚泛突厥暴恐势力的动员网络；其辖下媒体部门“伊斯兰之声”（Islam Awazi），也开始发表阿拉伯语的相关宣传视频，并出版阿拉伯语文宣。穆斯林、阿拉伯两元素，逐渐成为“东伊运”的动员关键词。
如此力道，最终在叙利亚战场上引爆。许多中国籍东伊运分子来到中东后，被“全球圣战”的“新理念”感召，认为与其“解放新疆”，不如恢复“哈里发制度”，方能实现“全球穆斯林的共同解放”。
为此，不少人改投“基地”与“伊斯兰国”麾下，遭到旧战友以“维吾尔叛徒”之名痛骂，但其也往往回以“叛教”骂声。
这般冲突，在土耳其介入叙利亚内战后，撕裂得更加厉害。部分“东伊运圣战士”在“泛突厥民族主义”驱使下，甘做土耳其于叙北的代理势力、合作伙伴，为土军冲锋陷阵；部分“东伊运圣战士”则转向“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阵营，对土军、俄军及相关势力开火。原本强大的“东伊运”叙利亚支部，如今陷入同室操戈的窘境中，更加无暇顾及阿富汗支部的旧战友。
“基地”与“伊斯兰国”阴影
而如此发展，无疑是对“东伊运”转型的残酷冷笑：当年为求壮大，其大举转赴叙利亚战场、标举全球圣战符码，却无心插柳了“多头马车”的尴尬局面。如今的“东伊运”确实“壮大”了，却也山头林立、难再同心。
然而，中国之所以仍要以“东伊运”为由，频频告诫塔利班，并非不通晓上述发展，而是有意藉“东伊运”曾与塔利班高度结盟的过往相“叮咛”，莫让阿富汗再成“恐怖组织的加盟与交流中心”，甚至是系统性地向中国输出圣战势力。
综观全球反恐挑战，大抵可分为硬实力、软实力两大战线。前者以中亚、中东等国家治理较弱地带为例，武装恐怖组织大到据地为王，小到暗藏据点于民间，皆意在体现不对称作战、军事行动等组织暴力。
“东伊运”之所以能在1990年代持续将“圣战士”输入新疆，并在民间伞状布局多处据点，也有中国当年治疆能力相对不深入之故。
而在软实力反恐方面，则涉及社会关系、网络空间的规范治理。欧洲近年层出不穷的恐袭事件，便为典型案例。
不论“基地”或“伊斯兰国”，其在欧洲皆未设立军事据点，却能透过互联网渠道、亲戚引介等方式，渗入当地穆斯林社群，既跨海招募“圣战士”，也隔空指挥相关人等发动恐袭；有时甚至无需明确指挥，只要持续输出圣战意识形态，便有几率煽动出孤狼式恐袭。2020年发生的法国历史教师遭斩首案便是如此，凶手乃6岁便赴法定居的车臣难民，也从未上过法国反恐系统的观察名单，却能于转瞬间夺人性命。
“东伊运”虽在塔利班失势后重挫，几乎不可能再如1990年至2001年般猖獗，却终究是让新疆一度留下严重后遗症。
其于新疆经营多年，早已透过极端清真寺、非法经学校等系统，建立了联络据点与网络，参与者未必直接听命“东伊运”，却认同“圣战建国”的理念，当中更有不少人任职政府机关，能藉职权之便，与境外恐怖势力相勾连、甚至干预清真寺人事安排。
以“伊斯兰国”为例，其自2014年起大举招募海外“圣战士”，彼时新疆便曾发生在相关部门交相掩护下，将有志参与圣战的维吾尔青少年偷渡送往叙利亚的秘事，凭借的便是“东伊运”留下的联络网。
虽说上述网络在新疆近年出台高强度反恐措施后，便已几乎被摧毁，但中国的反恐软实力战线，仍不能有一丝松懈。
阿富汗此次变天，塔利班的二进宫鼓舞了不少国际恐怖组织，诸多鼓吹圣战的暴恐音视频大举涌入中国互联网，虽说有关部门竭力防堵删除，却仍担忧漏网之鱼将酿大祸。
眼下“东伊运”虽已衰弱，但阿富汗仍盘踞着“基地”与“伊斯兰国”两大国际恐怖组织。其中“基地”一度为塔利班重要金主，在9·11事件暴发前，其以每年2000万美元的“津贴”，让塔利班为其提供训练营，美国虽以塔利班“庇护基地”之名攻打阿富汗，但实情更像是“基地投资了塔利班”。
2001年塔利班倒台，“基地”虽也同样受挫，却未曾撤出阿富汗，也不曾与塔利班断绝联系。长年以来，“基地”在阿富汗的组织结构相对完整，且为免分道扬镳后被美国各自歼灭，“基地”宣誓效忠塔利班领导人阿洪扎达，即现今的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埃米尔，其武装势力也与塔利班的哈卡尼网络有所合作，高层领导人更是相互联姻，欲以最原始的血缘之盟相互绑定。如此同盟结构，短期内极难瓦解。
而“伊斯兰国”则与塔利班存在竞争关系。其多分布于阿富汗东部的楠格哈尔省（Nangarhar）、库纳尔省（Konar），常以“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自称（IS-K），全盛期曾有上千名“圣战士”在此活动。
但2019年其位处伊拉克、叙利亚的总部政体遭推翻后，不少旗下“圣战士”便“良禽择木而栖”，带枪投靠了塔利班与“基地”，如今已不复过往盛景，却仍有在全国各处发动恐袭的能力。
在此境况下，若塔利班所言为真，其将不允许“东伊运”在阿富汗有任何训练场、资金募集机构和士兵招募场所，则依照当地行之有年的“不成文默契”：相关人员若非转进他国支部，便大抵是改投“基地”与“伊斯兰国”麾下，亦即换个单位训练与任职。
眼下塔利班虽有心向中国与国际示好，但其暂时不能与“基地”拆伙，短期内也无力压制“伊斯兰国”的骚扰式恐袭，阿富汗摆脱圣战的征途，目前仍是道阻且长。所幸如今新疆已然安稳，“东伊运”在中国境内和阿富汗的能量亦不复当年，只要中国持续严守反恐前线，将能避免梦魇重现。
原文發表於2021年11月2日觀察者網：
https://www.guancha.cn/sunjialing/2021_11_02_613200_s.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