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重返執政，塔利班在宣傳和“人設”上下了不少工夫

8月15日，勢如破竹的塔利班抵達喀布爾，與阿富汗政府展開圍而不打的政治談判，後者最終宣佈無條件投降，換得了塔利班的槍下留情，總統加尼亦在兵荒馬亂中倉皇出逃。如此場景，雖說在5月1日美軍撤出後便註定要發生，但過程中的種種情節迭加，仍讓這幕顯得格外戲劇化。

首先，是美軍的“西貢時刻”再現。當塔利班宣佈拿下喀布爾東部重鎮賈拉拉巴德後，美國大使館便開始了人員撤離工作，五角大廈更加派5000兵力，確保撤離工作的“有序與安全”。當“支奴干”直升機飛抵時，焚毀檔案的濃煙仍在使館上空飄傳，隨後喀布爾機場幾乎複刻的逃難潮，以及宛如“西貢鐵拳”的射殺平民，無不是對1975年的殘酷呼應，只是當年的美國仍是世界兩強之一，如今則已有日落西山的老態。

更令人意外的，則是塔利班的迅猛攻勢。6月戰情開始後，美軍一度預估，喀布爾政權難以久支，阿富汗或將在6至12個月內易幟；然而伴隨塔利班的秋風掃落葉，華盛頓又被迫在8月10日“自打嘴巴”，改稱塔利班恐在“一個月到90天”內掌權。沒想到短短5日後，現實再度狠搧美國一掌，塔利班不僅閃電包圍喀布爾，更兵不血刃奪取政權，並在8月17日召開國際記者會，以新領導集團之姿，出現在媒體鏡頭前。

眼下即便潘傑希爾仍有抵抗勢力，塔利班的執政乃是木已成舟的定局，曾經負隅頑抗的“北方聯盟”，如今已是土崩瓦解、難成氣候。好萊塢電影《12勇士》中的烏茲別克軍閥、北方聯盟要角杜斯塔姆，亦在塔利班攻陷馬紮裡沙裡夫後，逃往烏茲別克斯坦尋求庇護，堪為此次變天亂局下，前朝梟雄遺老的時代縮影。

美國曾挾千軍萬馬而來，妄圖宰製這塊帝國墳場，卻在掙扎近20年後，落得認賠殺出的狼狽下場。此次阿富汗的風雲變幻，除了暴露美國的實力不再，亦讓世界輿論場為兩大焦點而沸騰，一是塔利班的“浪子回頭”宣示，能否真正化作行動，讓阿富汗步上國家轉型進程；二是中國身為阿富汗近鄰的崛起大國，將與塔利班發展出何種互動模式。

兩大問題彼此串聯互通，既涉塔利班的自我改造，也同中國的對外經營息息相關。

平心而論，美國此次預估失准的確可笑，卻也並非全是天馬行空。畢竟在其思路內，阿富汗政府軍手擁精良美械，戰鬥人數也高於塔利班，雙方應能對峙一段時間，美軍也能藉此余裕從容撤退，情勢不至滑向失控邊緣。

但由結果觀之，美國的盤算顯然流於紙上談兵，甚至有些天真的一廂情願。美軍初撤時，塔利班確實一度在前線膠著，但7月開始，伴隨其逐步推進，政府軍棄甲潰逃之勢漸顯，不少大城的安全部隊更是直接投降、不做任何抵抗。如此自願“兵敗如山倒”，無疑是對喀布爾政權的摧枯拉朽。

而細究這般現象成因，大抵與塔利班20年來的角色變化有關。簡言之，此次美軍撤出下的阿富汗政治結構，已與1989年蘇聯撤軍時有所不同；二進宮的塔利班性質，也與其1996年掌權時互有差異。

回顧蘇聯撤軍，彼時的阿富汗滿是軍閥與聖戰勢力，各路人馬雖一度于反蘇旗幟下團結，但1992年納吉布拉政權倒台後，聯軍的表面和諧便土崩瓦解，血腥內戰由此爆發，塔利班在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支持下，由初始博弈勢力之一，逐步成長為阿富汗新主。

但就結果觀之，塔利班既滿足了巴基斯坦的代理人期待，也為其帶來不小政治負擔。

在軍事角度上，塔利班確為阿富汗近代罕有的高動員度戰鬥集團，於1994年起相繼攻佔坎大哈、赫拉特與喀布爾，奪下國政權柄，逼得馬蘇德等軍閥揮軍北上，頂著國際承認的“阿富汗政府”虛名，在不到30%的國土上負隅頑抗。

但能馬上奪天下，不代表就擁有了同等的治國能力。塔利班上台後，不僅本著宗教與民族敵對情緒，大肆屠殺哈紮拉人與什葉派，更高舉普什圖民族主義，打壓其他民族的政治參與，同時力行“壟斷解釋權”的伊斯蘭法，從壓迫女性到炸毀巴米揚大佛，可謂集滿各式血腥“勳章”，惡名昭彰。

上述暴行雖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塔利班的伊斯蘭-普什圖統治核心，卻也註定了面對美國為首的聯軍鐵蹄時，各方勢力對塔利班瓦解的作壁上觀。不僅巴基斯坦不願再支持這般形象低落的政權，阿富汗內部也對其垮台拍手叫好，飽受迫害的哈紮拉人與什葉派尤其激動。

然而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塔利班終究沒被美國完全殲滅，更因這段“眾叛親離”，開始了痛定思痛的策略調整。

首先，塔利班有意淡化過往執政的民族衝突色彩。綜觀2001年塔利班倒台時的民意版圖，其支持者主要是西南農村的普什圖人、毛拉、原教旨主義相關人群；其餘諸如烏茲別克人、塔吉克人與土庫曼人等，普遍對塔利班懷抱鄙視情緒；城市居民與阿富汗知識份子中僅有少量塔利班支持者；什葉派與哈紮拉人則同塔利班勢如水火、不共戴天。

為扭轉此般劣勢，塔利班放寬了人員招募標準，並開始將結盟觸手深入非普什圖社區內。以普什圖占少數的阿富汗北境為例，塔利班拉攏了對政府不滿的烏茲別克、土庫曼武裝分子，並在巴達赫尚省與前競爭對手伊斯蘭党接觸，結成了某種共抗世俗政府的同盟關係。簡言之，在沉潛的20年內，塔利班嘗試以市場較大的伊斯蘭意識型態，搭建聚攏各民族武裝的大屋頂，雖說哈扎拉人與什葉派並不買單，其餘軍閥舊部卻顯然備受吸引。

第二，塔利班開始經營自己的“反美反霸”形象。在美國駐軍阿富汗期間，為確保相關西方駐員的人身安全，喀布爾市中心幾乎有多達半數地域封閉，禁止普通阿富汗人進入，好替西方“客人”免去可能威脅。如此規劃看在部分阿富汗人眼中，自是有如蘇聯佔領般的殖民屈辱。

此外，美國為首的西方聯軍常於阿富汗執行“反恐”任務，既引發無辜民眾死傷，更讓任意逮捕與濫用酷刑漸成常態；刻意虐殺平民的暴行更是屢屢上演，2020年引發國際譁然的澳大利亞駐軍調查報告便為一例。

如此倒行逆施看似不曾激起什麼反抗，實則正日漸腐蝕阿富汗民眾對西方“客人”的好感度，並讓塔利班看到了塑造“敵人”的輿論空間。2001年起，喀布爾政權上台，阿富汗的媒體業蓬勃發展，塔利班也以Facebook與Twitter為基地，開始了宣傳戰攻伐，不僅於網上帶動“美軍佔領”、“西方霸權”相關敘事，更結合蘇聯入侵的苦痛記憶，強調自己從未在“捍衛阿富汗的戰役”中缺席。

除此之外，塔利班也利用每次與政府軍的交火，塑造己身“義戰”形象，方法不外乎兩種：一是誇大自己殲滅的“西方走狗政府軍”人數，二是否認交火波及平民。如此動作，不僅意在調動平民的反美、反政府情緒，也有意拉攏反霸的阿富汗民族主義知識份子與官僚，打破過往支持度僅限農村的局面。而後者的加入，不僅更能協助塔利班進行國際宣傳，也有助其出台治理政策，例如在統治地興建學校、衛生服務處等。

簡言之，得益於過往20年的結盟策略、形象經營，塔利班成了阿富汗最大的武裝反抗集團，甚至已具平行政府雛形。在此基礎上，美軍的撤出並未如1989年蘇軍撤退般，引發納吉布拉政權的血腥垮臺，進而導致殘酷內戰的爆發；其更像是搬開了阻攔塔利班的絆腳石，讓本為影子的存在，躍上了聚光的舞臺。

然而儘管塔利班在結盟與宣傳手法上，皆與過往有所不同，某些保守底色仍是其難以抹去的執政基礎，正如其即將接手的阿富汗政局般。在這塊嶙峋大地上，埋著無數戰火遺留的危險地雷，更有許多一夕難撼的無可奈何，衝擊著國家建設與治理空間。

儘管不少中國網友對於中塔交好寄予厚望，甚至對塔利班抱有某種“共同反美”的天然好感，都不得不正視以下三大潛在風險。

首先，是經濟投入的無盡黑洞。早在美國撤軍前，塔利班便頻頻釋出橄欖枝，邀請中國前來投資；國內網上亦有不少輿論提及，阿富汗的礦產與石油能為“一帶一路”工程添磚加瓦。然就現實發展觀之，中國早在2008年便購得艾娜克銅礦（Anyak）30年開採權，更在2011年取得阿姆河盆地（Amu Darya Basin）油氣開發權，而兩大專案至今皆未真正投產，除了當地部落與政府意向不同外，頻繁恐襲、軍閥暴力勒索等安全問題皆為巨大障礙。

除此之外，阿富汗多數地區基礎建設貧弱，同樣是對投資的重大挑戰。而如此現象的深層因素，乃是農業的原始積累不足，導致了工業化進程的凝滯難前。

阿富汗于蘇聯時期曾有土改經歷，卻因官僚與部落首領的胡亂作業，引發了全國農村大暴亂；此後連年戰火，更讓不少土地處於休耕狀態；再加上罌粟種植面積逐步擴大，軍閥、聖戰領袖憑藉販毒謀取暴利，卻將換得資本用以招兵買馬，並未積極投入農村建設，最終不僅推遲了工業化進程，更反噬阿富汗的糧食安全。過往美國駐軍時，便須連年對阿富汗施以糧食援助，以免大規模饑荒引發政局混亂。

如今中國自是無意仿照美國模式駐軍此處，但有鑒於阿富汗脆弱的經濟基礎、難以預料的安全局勢，短期之內或可協調國際共同援助，卻應避免獨自投入大規模的經濟專案，以免平白承擔西方羅織的“債務陷阱”駡名，又在投資黑洞中越陷越深。

第二重風險，則是新疆的反恐安全。塔利班眼下雖承諾，不對外輸出極端伊斯蘭、也不讓阿富汗成為攻擊中國或任一國家的跳板，展現了“放下屠刀”的誠意與決心。但這般承諾除向國際釋出善意，究竟能于現實生活中兌現幾分，尚待時間驗證。

回顧塔利班過往20年的沉潛，恐怖襲擊始終是其鬥爭手段之一，極端宗教學校更是招募新兵的重要來源。雖說其為避免民心反撲，偶會在恐襲時避開學校與醫院等場所，針對女校的襲擊卻始終沒有停下，無辜平民也為此屢受波折。以2018年的喀布爾救護車恐襲案為例，塔利班安置的爆裂物奪走百餘條人命，並導致253人傷殘，是為阿富汗近年最嚴重恐襲事件之一。

而由組織結構觀之，雖說塔利班出於擴大版圖需求，已淡化些許普什圖民族主義色彩，但奠基在聖戰思想上的極端宗教意識型態，仍是其得以動員各方重要旗幟，要在掌權過後一朝摒棄，恐怕不甚容易。

此外恐怖主義並非主權所能框限的存在。即便塔利班當真信守承諾，不支援與庇護東伊運，也不向他國輸出恐怖主義，從南亞、中亞到中東的各方勢力仍會因其“復辟”而備受鼓舞，認為只要堅持夠久，勝利果實自會入手。以網路散播為例，自阿富汗變天起，各式爆恐音視頻便如雪片般，自境外大量湧入中國，為的便是策動新疆爆恐勢力“再次起義”。雖說有關部門已加大圍堵、刪截力道，在阿富汗風雲變幻際，新疆未來的反恐路，仍不能有一刻放鬆。

而第三重風險，也與上述內容相關，那便是對中巴經濟走廊的可能衝擊。在“一帶一路”項目西行路上，中巴經濟走廊可謂關鍵地段，其一來鞏固了中巴的雙邊情誼，二來繞過了更加動盪的阿富汗，三來打通中國自新疆到印度洋的運輸路線，是中國重要的對外戰略專案。

然而近期兩起恐襲事件，暴露了此地的安全隱憂。而針對如此風險，中巴雖已在此前共商反恐安保機制，於俾路支省、旁遮普省等地的210處大小工程點上，部署了約3.2萬名安保人員與警力，中方也在巴基斯坦成立私營安保公司，卻仍是防不勝防。

眼下恰逢阿富汗變天，如何避免區域動盪波及中巴經濟走廊的眾多專案，將是中國與巴基斯坦的共同重擔，往後此處的安全需求勢必更為強烈，中巴應對此協商出更強大的反恐合作機制，以確保相關人員與工程項目安全。

如今塔利班尚未開始出台政策，各式不確定風險仍在發酵。對中國而言，穩定的新疆當為首重，中巴經濟走廊的和穩乃是第二要求，投資阿富汗則需天時地利，方能水到渠成。而細究個中關鍵，仍是塔利班將如何帶領各方，協調規劃阿富汗的新未來。

倘若塔利班能設法建立穩固的中央政權，並在外界共同援助下，于農村基礎建設上有所革新，進而拉升農業原始積累，逐步推動工業化進程，或有機會改善民生、降低失業率，從而減緩國家對罌粟種植的強大依賴，並逐步擺脫極端意識形態陰影。如此不僅是阿富汗苦難人民的救贖，也是中亞區域安全的新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