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變局對撞俄烏衝突：美俄的競相爭取，土耳其與沙特的周旋佈局

6月22日，沙特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訪問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此行是繼約旦、埃及兩國後，穆罕默德6月外訪的最後一站，也是2018年記者卡舒吉（Jamal Khashoggi）遇害案以來，穆罕默德首度到訪土耳其。

而由土方視角觀之，此次訪問象徵土沙齟齬的暫止。在此之前，土耳其進行了不少「前置作業」，包括土國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於2020年11月主動邀請穆罕默德通話，2021年5月、2022年3月土耳其外交部長恰武什奧盧（Mevlüt Çavuşoğlu）兩度訪問沙特，以及2022年4月7日，土耳其法院宣佈將卡舒吉案移交沙特司法當局處理，意味土方將不再過問此案，埃爾多安更在4月28日到訪沙特，為土沙兩國和解更進一步。

自2010年阿拉伯之春激化兩國摩擦起，土沙關係經歷了卡塔爾斷交風暴、伊朗與沙特交惡、卡舒吉案等諸多事件刺激，低盪長達十餘年。在此脈絡下，此次穆罕默德訪問安卡拉，可視作對土耳其前述努力的正面回應，雙方亦在會後發表聯合聲明，強調有決心展開政治、經濟、軍事、安全及文化雙邊關係的合作新時代。

與此同時，受俄烏衝突的爆發牽引，土耳其與沙特皆在極大化國家利益的考量下，以不同形式的「中立路線」應對這場地緣風暴，其手腕超越中型國家的身量局限，更由此吸引到美俄的共同爭取。6月28日，在拜登（Joe Biden）政府表態支持土耳其的F-16戰機採購計劃後，土耳其同意撤回否決瑞典和芬蘭進入北約的決議，此外據美媒報道，拜登也將在7月13日至16日訪問沙特，討論石油增產問題；俄羅斯則在敍利亞議題上與土耳其保持接觸，同時爭取土沙兩國的持續中立。

如今的土耳其、沙特、美國、俄羅斯四國間，存在兩層複雜的博弈維度。第一層，是土耳其與沙特共同營造的中東地緣結構重整；第二層，是美俄兩國對峙下，土沙身為中型國家，與兩大國的周旋要價。而兩層博弈維度間，又存在相互牽引的連動機制。

首先，在中東區域視角上，沙特與土耳其各有所求。

對沙特而言，推動其與土耳其和解的關鍵，是美國愈發明顯的戰略收縮。自冷戰年代起，沙特便與以色列共同扮演美國在中東的地緣支點，兩者的行事風格不盡相同，卻秉承一個共同特徵：在美國幾近無底線的戰略支持下，兩國能比其餘中東國家更強硬、更加不顧所謂「自由主義」話語標準，同時免受西方媒體集體拷問。前有以色列長期壓迫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間，屢次對黎巴嫩、敍利亞等周邊國家發起跨境打擊；後有沙特發動卡塔爾斷交風暴，甚至策劃謀害記者卡舒吉。

然而這般優勢，終隨美國推動「重返亞洲」、「印太戰略」等政策轉向，開始了搖搖欲墜的鬆動。由以色列視角觀之，當美國對中東的離岸傾向愈發明顯，其對伊朗等「宿敵」的焦慮便也愈加炙熱，故在近期的伊核協議談判中，其多次跨境打擊位處敍利亞的伊朗革命衛隊（IRGC）、造成死傷，意圖激怒德黑蘭強硬派，打亂美伊和緩進程，拖慢美國離開中東的腳步；而沙特則是察覺了伊朗與土耳其的「趁火打劫」，前者積極佈局敍利亞、伊拉克、也門，後者則在利比亞、敍利亞維持軍事存在，此一趨勢短期難見逆反跡象，若沙特還沉溺美沙同盟舊夢，與土伊同時交惡，便容易淪為兩國的共同箭靶。在此變局下，其轉為操作地緣三角戰略，既要緩和土沙關係，也要努力恢復同伊朗的對話，努力佈局「後美國時代」的中東安全環境。

而對土耳其來說，沙特亦是其中東棋局的一環。就冷戰後的外交傳統而言，土耳其乃是定錨於西方世界的中等強國，並以其橫跨歐亞的戰略地位，遊走在不同國家集團間。然而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發後，土耳其的外交路線有所生變，在遍地「革命」烽火中，其察覺到了中東的政治真空，也看到了介入契機：在埃及議題上，其藉着對穆兄會的支持，涉入當地政局，雖然為此見罪日後政變的埃及軍方，卻也算是踏出轉型第一步；在敍利亞與利比亞戰場上，其先後派兵介入該處內戰，並成功取得一定戰果，前者使其有效隔開庫爾德勢力與土耳其東南境的聯繫，後者則讓其在東地中海油氣衝突中，取得了有利的地緣樞紐。

而在上述「升温」舉措外，土耳其同時操作了各式「降温」，包括與海灣國家、以色列的緩和。相關動作除了2022年4月與6月，土沙兩國的互相訪問外，尚有2021年11月，阿聯酋酋的阿布扎比王儲出訪土耳其，埃爾多安亦在2022年2月回訪這個曾被自己抨擊充滿「海盜行為」的國家；以及2022年3月，以色列總統赫爾佐格（Isaac Herzog）亦訪問土耳其，是14年來以色列首次派出高級官員訪土。

上述動作在微觀層次上，既有經濟考量，亦包含了外交佈局。埃爾多安苦於里拉崩盤多時，如今土耳其的通脹率超過70%，埃爾多安此時推動與海灣國家和解，或有機會獲得海灣主權財富基金挹注、簽署新的雙邊投資協議，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土耳其的經濟困境；而與以色列交好，則更多是着眼於修復土美關係，有部分土耳其官員認為，以色列能充當溝通安卡拉與華盛頓的橋樑，說服美國解除因土耳其執意購買俄羅斯S-400導彈防禦系統而遭施加的制裁，甚至讓土耳其重回F-35先進戰機計劃。而從宏觀層次來看，土耳其對以色列與海灣國家的和緩，乃是出自「升温又降温」的中東地緣佈局，即確保自己在擴張國家利益時，不至於成為「全區域公敵」。

然儘管沙特與土耳其相繼展開和解進程，卻不意味中東即將進入「愛與和平」的新時代。以沙特為例，其之所以願與伊朗展開對話，為的還是在美國宰制不了區域安全穩定的前景下，探索應對「伊朗威脅」的新方式，而非準備與伊朗共享海灣秩序，面對「土耳其威脅」亦然。從冷戰至今，決定中東秩序的便向來不只經貿互動，更有大國政治與代理人衝突，故外界看來所謂「和解」，其實還是區域競爭與衝突的延伸，只不過換上温和面貌。

而上述脈絡在俄烏衝突爆發、美俄競相國際動員下，表現得更加明晰。土沙兩國的周旋佈局，促使其在衝突爆發後採行「中立路線」，引發了不少輿論驚詫。

首先，對沙特來說，多極化的大國交往，是其認定的海灣未來圖景。過往美沙關係之所以穩如泰山，在於石油美元與安全保障兩大機制的確立，然當美國開始佈局對中東的離岸操作、開採國內頁岩油，雙方互信便不再穩固，尤其2019年後，美國的石油出口量超過了進口量，美沙關係便更加一言難盡。

早在2014年，沙特便曾發起石油價格戰，企圖藉着大量增產壓低油價，逼死美國頁岩油，彼時布倫特原油也確實一路暴跌，更在2015年末和2016年初跌到了25美元水平。但沙特未料到的是，頁岩油商靠着借債撐過風暴，自己不僅戰略目標未遂，還須拉攏俄羅斯實施減產，這才有了今日的OPEC+。而此役雖未摧毀美國頁岩油業，卻鬆動了美沙的石油協調機制，華盛頓自此不再相信，沙特會為兩國關係考量，而將油價維持在美國的理想布倫特價格則區間：每桶35美元至75美元，前者是美國頁岩油商收支平衡的油價下限，後者是美國尚能維持國內政治與經濟穩定的油價上限。

綜上所述，在美國有意對中東進行戰略收縮、美沙兩國石油協調機制不再牢固的背景下，沙特開始增加與中俄的政經互動，是其必然的戰略選擇。此次俄烏衝突爆發後，沙特與阿聯酋酋在第一時間冷拒了美國的石油增產要求，也不肯扣押俄羅斯寡頭在海灣地區的遊艇、私人飛機與資產，更拒絕在安理會投票譴責俄羅斯、參與對俄制裁。

7月中旬拜登即將出訪沙特，據傳第一目標是與沙特達成石油增產協議，緩和國際油價與美國通脹，並希望其將俄羅斯踢出OPEC+。但由美沙近年互動觀之，除非拜登政府能重新調整美國對中東的安全政策，延緩退出中東的進程，並認真看待海灣國家對美國重返伊朗核協議的擔憂，否則縱使沙特能熱情接待拜登，也極難與美國達成有意義的戰略協議，此後還將通過與中美俄的多方互動，持續汲取發展利益。

而與沙特相較，土耳其的舉止更為激進。在北約議題上，其先是「一夫當關」力阻芬蘭、瑞典加入，又在拜登政府勉為其難支持其F-16機隊更新計劃後，宣佈放行；在黑海運糧議題上，土耳其表面上充當協調者角色，實際上卻與俄羅斯私下合賣烏克蘭糧食，並憑藉自己位處歐亞之交的地緣優勢，將糧食輸入中東各國；在國家安全議題上，土耳其一面呼籲俄烏談判、共商和平，一面卻在伊拉克、敍利亞展開軍事行動，打擊庫爾德勢力、創建國境上的安全緩衝區。簡言之，埃爾多安正借俄烏衝突向西方與俄羅斯雙面要價，全然不受外界觀感、政治正確等條件制約，行動標準只有土耳其的國家利益。

而細究上述行為，可見土耳其面對俄烏衝突的兩大目標。第一，維護土耳其的全球和區域地位，在此思維下，維持多極化的對外互動模式是最安全選擇，即其既不能損害與西方的聯繫，也不能犧牲與俄羅斯的關係。從現實視角觀之，美國是西方集團首腦，俄羅斯則是土耳其重要的貿易伙伴、外國投資主要來源之一，故土耳其雖能封鎖進入黑海的海峽門户，卻拒不參與對俄制裁。

第二，加強安卡拉的影響力。面對全球對俄制裁，土耳其的選擇與哈薩克、阿聯酋酋類似，即將自己打造為規避制裁的灰色地帶，吸引來自俄羅斯的資金與貨物，如今只要在土耳其購買40萬美元以上的房地產，並承諾未來3年內不轉讓，便能申請土耳其公民身份，極度有利企業註冊。此外，土耳其也有意通過與以色列的協商，推進兩國創建新海底油氣管道的進程，並藉此佈局歐洲天然氣運輸市場。

2015年後，埃爾多安的權力進一步集中，再加上前述諸如阿拉伯之春、歐盟冷遇等原因，其開始着手打造土耳其的新身分：一個地區性的伊斯蘭強權，能在歐亞大陸上設計與指導新的「後西方」安全架構，併成為首批塑造新多極世界秩序的非西方大國之一。

常言道，時勢造英雄。但對沙特與土耳其而言，其要的不僅做短暫英雄，更是要造下一個百年時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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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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