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没有沦为失败国家，是塔利班执政一年的最大政绩

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进入喀布尔，时任总统加尼出逃，尚未完全撤离的美军只能狼狈加速。一片混乱中，阿富汗正式变天。

彼时对于塔利班的二度掌权，全球舆论场激烈对峙。在欧美的主流媒体与学术体系内，“哀叹阿富汗的命运”是无庸置疑的政治正确，此派论述倾向强调塔利班的恶名昭彰、满手鲜血，并会细数其1996年至2001年执政期间的种种暴行，包括炸毁巴米扬大佛、屠杀哈扎拉人与什叶派、大规模压迫女性等。

而在亚非拉等非西方舆论场内，却有不少人对阿富汗的变天拍手叫好，甚至将塔利班浪漫化为“阿富汗的解放者”，并称此一政治变局为“阿富汗人民的选择”。此派叙事往往强调美国扶持的前共和国政权如何腐败无能，阿富汗政府军如何编造“幽灵部队”吃空饷，美国又是如何践踏阿富汗的民族尊严等。

平心而论，两种叙事都有市场，是因其都建立在一定程度的事实基础上：塔利班的统治之术确实不怎么高明，之所以会在2001年垮台，除了美军的强攻外，阿富汗反对势力的里应外合亦为关键；美国也着实在击溃塔利班后强硬扶植了前共和国政权，而这一政权当中许多军阀出身的政治精英，同样手染鲜血、不比塔利班干净，腐败更是习以为常。

但全球舆论场之所以为此激烈撕扯，塔利班的本质恐非症结所在，叙事背后的舆论阵地斗争才是真关键：在以西方为核心的“自由主义”话语圈内，为了证成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强硬扶植傀儡政权的正当性，塔利班必须是十恶不赦的存在，尤其是在这套话语已因“阿拉伯之冬”、颜色革命而逐渐破产的当下，塔利班更要邪恶到底；而在亚非拉的反西方舆论场内，为了证成“自由主义”话语的虚伪、美国的长年双标，塔利班的部分暴行会被选择性淡化、甚至忽略。

简言之，在阿富汗变天所引发的全球辩论中，塔利班的角色在许多时候只是填充叙事的工具。面对眼下“东升西降”的国际格局变动，这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发展，正如此次俄乌战争引爆的全球舆论博弈，在30年前冷战刚结束、西方一片“历史终结”的大胜氛围下，同样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存在。

如今塔利班执政已届满一年，但上述舆论博弈格局仍在发挥作用，西方主流媒体持续以女权倒退、经济萎缩、恐袭重演等叙事，描绘“沦为人间炼狱”的阿富汗；反西方舆论场则持续表彰“阿富汗终于独立自主”、“人民安全感大幅提升”，来抗衡西方的舆论攻势。

事实上，要对塔利班的执政给出黑白分明的纯粹正反评价十分困难，阿富汗的特殊政经情势与国际处境，让塔利班的二度开局困难重重，其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亦是短期难移。

但平心而论，就执政一年的整体成果而言，阿富汗没有彻底沦为中央失能、军阀割据、内战再起的失败国家，便是塔利班的最大政绩，而这包含了贯彻统治与经济运行的两方面成就。

在贯彻统治上，评价阿富汗政治尚不能以“成形的民族国家”为标准，而是要考虑其“国族整合不全”的现实。以2001年塔利班倒台时的民意版图为例，其主要支持者多为西南农村的普什图人、毛拉、逊尼派保守势力，但诸如城市居民与知识分子，便大多是塔利班的反对者；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土库曼人亦然；什叶派穆斯林与哈扎拉人则因遭受塔利班迫害，而成了当然的反对派。

但以塔利班第一次执政的粗糙度来说，其之所以能维持政权数余年，除了铁血军事实力外，民众支持也是关键，而这表示光是普什图民族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能动员的人群，便足以构成阿富汗民众的相对多数。

简言之，这个政权即便树敌不少、统治方式也令人咋舌，仍是阿富汗经历了残酷近代史后，自尸山血海镕铸而出的第一批本土统治集团，拥有一定的阿富汗社会代表性，若非当年美国的强硬介入，其政权寿命或许还能更长。

然也正因垮台的教训，让塔利班知晓了“统战”的重要。故在美国强硬扶持阿富汗前共和国政权期间，塔利班持续向非普什图人伸出招募之手，企图以伊斯兰的意识形态大屋顶，弥合民族主义的情感鸿沟。

以普什图人占比较低的阿富汗北境为例，塔利班拉拢了对政府不满的乌兹别克、土库曼武装分子，并在巴达赫尚省与前竞争对手伊斯兰党接触，结成了某种共抗世俗政府的同盟关系。由2021年塔利班的势如破竹来看，多年“统战”显然不是白费功夫。

而观察2021年至2022年这段执政期，塔利班的统治双管齐下，一方面打压并肃清反对势力，一方面展现自己的“包容性”，如此不仅能最大程度维持统治集团的稳定，也是意在争取国际承认。

在肃清反对势力上，塔利班以压倒性武力，迅速弭平潘杰希尔谷地叛军与其他武装组织，巩固了对阿富汗绝大多数地区的实质控制，建立了安全秩序；在应对民间的反抗声浪上，塔利班大力压制言论自由与政治示威活动，但与前次执政的大规模血腥镇压、法外处决有所不同，此次执行方式大体是选择性的逮捕、拘留、殴打和威胁，当然如此做法还是相当粗暴，但与塔利班的过往经验相较，已算“人道细致”。

例如在2021年9月各国人员相继撤出后，塔利班便驱散了第一批全国抗议活动，其成员主要是喀布尔和各大城的知识精英，以及阿富汗各地的妇女组织；接下来几个月里，策动示威、在媒体上批评塔利班的知识分子、媒体人、人权活动家等，纷纷被情报部门拘留，有些人只被拘留数天，有的则被拘留长达数月。

虽说多数人的结局都是平安获释，但这般恫吓已然引发寒蝉效应，如今的阿富汗从媒体到学术界，皆开始自我审查。对只能留在阿富汗、无法远赴海外的反塔利班人士来说，其必须学着适应新生活，并设法在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氛围下求生。

而在展现政治包容度上，塔利班此次学会了适时“容纳异己”，但依旧是“有所为与有所不为”。以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为例，即便其可进入塔利班成为战斗人员，高级军事指挥官的职位仍多由普什图人担任，塔利班高层依旧是普什图人的天下，建政后的国家安全关键职位则由“哈卡尼网络”（Haqqani network）成员担任。

如此现象引发了部分少数民族武装的不满。2022年1月，塔利班以涉嫌绑架之名逮捕指挥官马赫杜姆·阿莱姆（Makhdum Mohammad Alem Rabbani），法里亚布省的乌兹别克人便群起暴动，原因是阿莱姆身为极少数担任塔利班指挥官的乌兹别克人，在北境具有一定影响力，却不仅没高升还锒铛入狱。如此境遇诱发了乌兹别克人的普遍共情，认为自己正被塔利班过河拆桥、兔死狗烹。此次危机最后以塔利班大军压境、同时派出当地亦颇有威望的塔吉克指挥官前来劝说，才缓缓散去。

而哈扎拉人的待遇更差。当塔利班于2021年9月宣布成立看守政府时，哈扎拉人既没有出现在塔利班33名临时内阁名单中，也没能在全国34省、387 区中担任市长或警察局长；在巴米扬、戴孔迪和加兹尼三个哈扎拉人聚居的省份中，哈扎拉人亦没能担任任何高级政府职位。

而后塔利班为展现自己焕然一新的“包容性”，争取国际承认，便象征性地任命两位哈扎拉人：第一位是本在萨尔普勒省担任低阶指挥官的毛拉维·马赫迪（Mawlawi Mahdi），其被派至巴米扬省担任情报局局长，但不久后便被解职调任他处，据称是因政府担忧其身为哈扎拉人，“或许不能公正的与塔利班分享情报”；第二位是阿卜杜勒·拉帝夫·纳扎里（Abdul Latif Nazari），其被任命为阿富汗的经济部副部长。

但与此同时，大量前共和国政府时期的哈扎拉公务员、法官，正被塔利班以“组织改革”为借口强制解职；戴孔迪、巴尔赫、赫尔曼德、坎大哈和乌鲁兹甘省等地亦出现大量针对哈扎拉人的土地掠夺，许多家庭的房产与农园被没收，充作塔利班士兵与其支持者的“奖赏”，倒霉的哈扎人只能流离失所。如此现象，塔利班中央政府虽未必授意，却也显然没能有效阻止。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塔利班的政治“包容”仍有条件，大抵是军功越盛、反抗能力越雄厚者，获得拉拢与优待的机率便越高。

例如与塔利班军事合作多年的乌兹别克、塔吉克、土库曼人，即便不能在中央与普什图人平起平坐，却仍有与塔利班喊价的本钱，且能最大程度避免塔利班基层士兵的劫掠；相较之下，哈扎拉人长年缺乏自己的民族武装，能获得多少政治与生存空间，皆须仰赖塔利班“垂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若不是开放哈扎拉人参政有助改善塔利班形象、争取国际承认与援助，马赫迪与纳扎里的任命或许根本不会发生。

而女性权益也是如此。在外界看来，阿富汗女权或许是纯粹的性别与个人尊严问题，但在阿富汗的历史脉络内，妇女政策本质上还是政治问题，即开明政策与保守政策，究竟哪一路线对执政者最有利。

平心而论，从塔利班的角度来看，开明女权政策的唯一短期好处，就只有改善塔利班国际形象、增加被承认的机率这一点，毕竟妇女同样没有自己的武装部队，与必须被拉拢的乌兹别克等少数民族武装势力不同；但坏处却是显而易见：第一，开明的妇女政策可能引发统治集团的分裂，破坏执政之初最需要的团结基础；第二，在女权问题上展现开放，可能导致民间的伊斯兰保守势力质疑塔利班“捍卫信仰的决心”，并让诸如“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IS-K）等恐怖组织渔翁得利。

故即便塔利班曾在2021年8月掌权之初承诺，将在伊斯兰法框架下，确保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却仍于今年3月23日宣布，正式撤回开放女子高中的命令。

而这背后的政治逻辑，或与塔利班始终未得国际承认，且内部保守派以此为由反噬温和派有关。虽说眼下大学教育仍在继续，但若此令未改，未来阿富汗女童的最高学历，将只停留在小学六年级。

文行至此，回顾塔利班执政一年的统治术：普什图人依旧垄断了政治核心，但乌兹别克、土库曼、塔吉克等少数民族的军事参与机会，明显高于1996年至2001年的前次执政期，其政治代表性也有所上升；哈扎拉人虽未如前次被塔利班系统性屠杀，却依旧位处政治体系边缘，且底层民众要承受被塔利班基层剥削的风险；妇女权益同样比前次执政改善，但明显劣于前共和国政府时期，尽管塔利班认为自己已有“显著改善与让步”。

而上述架构看似安排了阿富汗政治秩序，却仍有一股势力自成一格，那便是屡次发动恐袭的“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此处简称“伊斯兰国”）。

如今的阿富汗盘踞着两大恐怖组织：“基地”与“伊斯兰国”，其中“基地”是塔利班的长期盟友，其在阿富汗的组织结构相对完整，并宣誓效忠塔利班领袖阿洪扎达，即现今的阿富汗最高领导人，其武装势力也与塔利班的“哈卡尼网络”有所合作，高层领导人更是相互联姻，故“基地”并未在阿富汗内部制造恐袭，而是主要进行“海外作业”。

然“伊斯兰国”与塔利班存在竞争关系，尤其是2019年“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叙利亚的总部遭推翻后，其便将治理脆弱的阿富汗当成复兴基地，大力招募当地民众；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伊斯兰国”战士转投塔利班，加上塔利班亦大力扫荡“伊斯兰国”，好维护自己“阿富汗唯一合法圣战代表”的身份，往复之间，“伊斯兰国”的壮大之梦似乎没能实现。

但尽管如此，其仍具备持续发动恐袭的能力，而塔利班虽说善于扫荡，却对反恐的细致作法十分生疏，故也无法完全遏止“伊斯兰国”的骚扰式恐袭，使其演变为眼下阿富汗最难控制的安全阴影。

如今“伊斯兰国”正在积极招募阿富汗的乌兹别人、塔吉克人、土库曼人，利用的便是塔利班依旧浓厚的普什图民族主义本位，及其引发的族群嫌隙，毕竟这一要求仍有市场。短期之内，“伊斯兰国”恐将持续猖獗，而不谙现代反恐的塔利班，则必须与其进行一场艰苦的持久战。

整体来说，当今的阿富汗政治情势，在二代塔利班的统治贯彻下，形成了“包容”但有限制，“安全”但有漏洞的状态。虽说西方所期待的“各族共融的包容性政府”短期之内不易出现，女权发展亦不乐观，“伊斯兰国”的威胁也无法立即根除，阿富汗却终究没有重演军阀割据的失败状态，并在塔利班的政治肃清与拉拢并行下，成为一个政治相对一统的新生国家，安全状态也是近十年来最高。

而在经济形势上，塔利班成功遏止了2021年8月以降的经济危机，各式数据不再自由落体，但阿富汗的产业与发展前景依旧艰困。

而综观这场经济危机的根源，约由以下几大因素共同导致：

第一，西方国家以制裁塔利班为由，停止了经济援助。早在前共和国政府时期，西方外援便在阿富汗GDP中占比高达45%，如今一朝抽手，自会导致阿富汗的财政急剧萎缩、预算崩溃。此外阿富汗过往为提供民众的基本健康、教育服务，同样要仰赖大量国际援助，而这一架构亦受政治的改朝换代波及，导致基本民生受到冲击。

第二，阿富汗央行有高达92亿美元的海外资产遭到冻结，代理银行更以反洗钱和打击恐怖主义为由，停止了国际支付服务。此举直接重创阿富汗企业支付进口货款与结收出口货款的能力，同时严重干扰了当地金融秩序，阿富汗央行无法稳定阿富汗尼和美元现钞的供应，连带引爆了国家规模的银行系统流动性危机，影响企业和家庭的营运资金和储蓄。此外出于对金融不确定性的恐惧，外界对阿富汗的投资信心也迅速下降。

第三，在恐惧塔利班的情绪驱使下，有数十万难民逃离阿富汗，其中有不少是工程师、科学家等高技术人才。此一现象直接导致人力资本的大幅流失，且塔利班后续对妇女施加的就业限制，也会影响未来的阿富汗劳动参与率，冲击国家经济产值。

平心而论，任何国家遇上如此狂烈的经济风暴，不论结局如何，过程都注定艰辛，更何况是阿富汗这般体质羸弱、发展全靠援助的国家。但就在塔利班一阵大刀阔斧猛力操作下，阿富汗硬是挺过了危机低谷。

首先，塔利班在入主中央后，便迅速对腐败的大本营——边境口岸体系开刀。在前共和国政府时期，边境口岸检查站（Borger Crossing Point）是油水丰富的大肥缺，也是各方政治势力进行分赃的平台。

据阿富汗共和国时期统计，全国边境口岸检查站的年收入约为2.45亿美元，但中央和各省的权力掮客（例如阿富汗警察、国家安全部队人员）皆会在官方过境点和路边检查站收取大量贿金，以包庇走私与未申报商品，侵吞金额估计超过7亿美元，而税金上缴的过程又会发生层层盘剥与贪污，导致中央的实收税金少掉不少。

但伴随塔利班上台，其开始对跨境贸易税收进行监管，并整肃了边境口岸官僚群，同时大量拆除过往供各省权力掮客收取贿金的路边检查站。一阵整顿下，出于对塔利班的恐惧，边境口岸的官员腐败现象大幅锐减，故尽管阿富汗的整体进口额急剧下降，边境口岸的税收收入却依旧显著，可见过往腐败之严重。

第二，塔利班扩大了阿富汗的煤炭出口量，而这一举措既涉及国内产业扶持，也与外贸体系的调整息息相关。前共和国时期，阿富汗在诸邻国中与伊朗的贸易往来最积极，巴基斯坦居次；但塔利班上台后，其积极改善与巴方的关系，拒绝向巴基斯坦塔利班（TTP）提供资金，同时表态愿意输出便宜煤炭，助力巴基斯坦的电力与水泥产业，此一提议对巴基斯坦颇具吸引力，毕竟若能由邻国的阿富汗陆路输入煤矿，其便不用依赖经海路而来的印度尼西亚与南非煤矿。

故在塔利班上台后，阿富汗便开始向巴基斯坦大幅出口煤矿，数额是前共和国政府时期的两倍，高达每年400万吨；巴阿的贸易额亦直线上升，如今已超越伊朗。

阿富汗更是借此赚取大量收入，毕竟在身为全球最大煤炭出口国的印度尼西亚于2022年实施出口禁令后，又逢俄乌战争爆发，如今的全球煤价接近历史高位，塔利班从而持续提高煤炭出口价格，例如6月28日，阿富汗财政部便将煤炭价格从每吨90美元上调至每吨200美元，并将煤炭出口关税上调10%，来到了30%的额度。

第三，塔利班保持了负责任的宏观经济和货币立场，在经济制裁严重冲击阿富汗金融秩序后，其下令除了联合国的现金援助外，全阿富汗禁用外币进行交易，也就是借着强硬阻绝美元的流动性，来稳定阿富汗尼的币值，同时限制每人提款数额，以防止银行体系崩溃。

简言之，借着打贪反腐、扩大煤炭出口、控制金融秩序等手段，塔利班成功挽救了阿富汗经济，避免崩溃浩劫的发生。

如今的阿富汗企业倒闭潮已然缓和，商品也已恢复流动，工资亦不再失控下坠，只是通胀率依旧居高不下，贫困与饥饿成为底层民众的共同困扰，有的家庭甚至被迫贩卖器官与女儿维生，首都喀布尔街头也出现大量身着布卡（burqa，塔利班时期的阿富汗女性合法着装）的妇女，群聚一处席地而坐，恳求路人施舍其一块馕（发酵扁面饼）以充饥。不论塔利班再怎么移山填海，阿富汗的经济毕竟萎缩了20%至30%，短期之内着实不易重回2021年前的水平。

在此局势下，禁毒政策的推行陷入尴尬境地。就阿富汗的特殊政经脉络观之，生产毒品不仅是经济与产业问题，还是严肃的政治议题。

自1980年代起，阿富汗成了罂粟与海洛因的重要产地，所有武装势力，但凡其有意招兵买马，几乎无一不走上种植罂粟的结局，毕竟毒品的暴利实在过于诱人，北方联盟的军阀如此，塔利班亦然。

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UNODC）统计，2017年阿富汗毒品经济的总价值，包括罂粟种植、加工成海洛因以及贩运到阿富汗边境，约在41亿美元至66亿美元间。而长年以来，毒品经济的价值约占阿富汗国内生产总值的6%至11%。

如此现象不仅加剧了腐败，也导致了宏观经济的扭曲，但2001年以来，美国发动多次禁毒打击行动，包括查缉毒品交易组织、大规模捣毁罂粟田、鼓励农民改种其他作物等，却往往功败垂成，甚至适得其反。

一来，在极度贫困的阿富汗农村，除了种植罂粟外，农民基本上没有其他谋生方式，根据美国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SIGAR）的数据，光2017年一个年份，罂粟劳动便提供全阿富汗59万个全职工作岗位，超过了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的就业人数；二来，罂粟的种植与采摘劳动强度是小麦的五倍，故若大规模捣毁农村的罂粟田、改由小麦取代，其直接结果，往往是让该村五分之四的农民失去生计。

故国际与阿富汗前共和国政府强硬的反毒行动，不仅没能遏止罂粟种植，反将农民推向了塔利班一方：在尚未入主中央前，塔利班一向鼓励辖下农民种植罂粟，毕竟其收入约有20%至40%来自毒品经济。故在中央与美国严打下，不少田地被毁的罂粟农选择投靠塔利班，甚至集体推翻支持反毒政策的村领导，要求塔利班前来接管。

从结果来看，美国与阿富汗前共和国政府的禁毒政策，既没有让塔利班破产，还在无形中替塔利班累积不少政治能量，当地方因禁毒政策逐渐与中央疏远时，塔利班便将保护罂粟田化为自身政治资本，展开招募与动员。

而如今塔利班正式执政，虽说其曾向国际承诺严格禁毒，并也确实在2022年4月展开了几次毁田行动，阿富汗被毒品经济宰制的情况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善。

一来遭受经济重创后，依赖毒品经济的底层农民只会更加紧抓这一浮木，避免溺毙；二来塔利班虽想争取国际承认，却也不可能为此因小失大，既自毁经济基础又得罪支持群众。故在此局面下，要让阿富汗禁毒无异于天方夜谭。

归根结柢，阿富汗的改革需要时间，政治如此，经济亦然。多年战乱打乱了阿富汗的经济发展规律，毒品经济的横空出世又让这一国家的发展路线日益畸形，如今唯有从经济体质上排毒，才有可能重回正轨，而塔利班鼓励采煤便是出路之一。

虽说西方媒体纷纷批评，这是阿富汗陷入资源诅咒的前兆，但摆在眼前的选项就是这么现实：阿富汗若不想继续做毒品大国，便要设法从矿产等其他场域着手，如此一来国家才有招商引资的机会，也才能借此改善经济情势，推动国家工业化、修缮基础设施，同时开辟新工作岗位，让毒品经济的占比有序下降，直到淡出。而诸如女权、反恐等问题，同样要仰赖经济条件的改善，才有可能迎来显著成果。

塔利班执政的第一年，阿富汗成功度过了政治与经济危机，但前方的征途依旧漫长。要准确评价塔利班的历史地位，或许得看往后十年、甚至二十年的阿富汗发展。

原文發表於觀察者網：

2022.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