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没有沦为失败国家,是塔利班执政一年的最大政绩

2022/08/25閱讀時間約 19 分鐘
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进入喀布尔,时任总统加尼出逃,尚未完全撤离的美军只能狼狈加速。一片混乱中,阿富汗正式变天。
彼时对于塔利班的二度掌权,全球舆论场激烈对峙。在欧美的主流媒体与学术体系内,“哀叹阿富汗的命运”是无庸置疑的政治正确,此派论述倾向强调塔利班的恶名昭彰、满手鲜血,并会细数其1996年至2001年执政期间的种种暴行,包括炸毁巴米扬大佛、屠杀哈扎拉人与什叶派、大规模压迫女性等。
而在亚非拉等非西方舆论场内,却有不少人对阿富汗的变天拍手叫好,甚至将塔利班浪漫化为“阿富汗的解放者”,并称此一政治变局为“阿富汗人民的选择”。此派叙事往往强调美国扶持的前共和国政权如何腐败无能,阿富汗政府军如何编造“幽灵部队”吃空饷,美国又是如何践踏阿富汗的民族尊严等。
平心而论,两种叙事都有市场,是因其都建立在一定程度的事实基础上:塔利班的统治之术确实不怎么高明,之所以会在2001年垮台,除了美军的强攻外,阿富汗反对势力的里应外合亦为关键;美国也着实在击溃塔利班后强硬扶植了前共和国政权,而这一政权当中许多军阀出身的政治精英,同样手染鲜血、不比塔利班干净,腐败更是习以为常。
但全球舆论场之所以为此激烈撕扯,塔利班的本质恐非症结所在,叙事背后的舆论阵地斗争才是真关键:在以西方为核心的“自由主义”话语圈内,为了证成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强硬扶植傀儡政权的正当性,塔利班必须是十恶不赦的存在,尤其是在这套话语已因“阿拉伯之冬”、颜色革命而逐渐破产的当下,塔利班更要邪恶到底;而在亚非拉的反西方舆论场内,为了证成“自由主义”话语的虚伪、美国的长年双标,塔利班的部分暴行会被选择性淡化、甚至忽略。
简言之,在阿富汗变天所引发的全球辩论中,塔利班的角色在许多时候只是填充叙事的工具。面对眼下“东升西降”的国际格局变动,这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发展,正如此次俄乌战争引爆的全球舆论博弈,在30年前冷战刚结束、西方一片“历史终结”的大胜氛围下,同样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存在。
如今塔利班执政已届满一年,但上述舆论博弈格局仍在发挥作用,西方主流媒体持续以女权倒退、经济萎缩、恐袭重演等叙事,描绘“沦为人间炼狱”的阿富汗;反西方舆论场则持续表彰“阿富汗终于独立自主”、“人民安全感大幅提升”,来抗衡西方的舆论攻势。
事实上,要对塔利班的执政给出黑白分明的纯粹正反评价十分困难,阿富汗的特殊政经情势与国际处境,让塔利班的二度开局困难重重,其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亦是短期难移。
但平心而论,就执政一年的整体成果而言,阿富汗没有彻底沦为中央失能、军阀割据、内战再起的失败国家,便是塔利班的最大政绩,而这包含了贯彻统治与经济运行的两方面成就。
阿富汗的政治形势:“包容”但有限制 “安全”但有漏洞
在贯彻统治上,评价阿富汗政治尚不能以“成形的民族国家”为标准,而是要考虑其“国族整合不全”的现实。以2001年塔利班倒台时的民意版图为例,其主要支持者多为西南农村的普什图人、毛拉、逊尼派保守势力,但诸如城市居民与知识分子,便大多是塔利班的反对者;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土库曼人亦然;什叶派穆斯林与哈扎拉人则因遭受塔利班迫害,而成了当然的反对派。
但以塔利班第一次执政的粗糙度来说,其之所以能维持政权数余年,除了铁血军事实力外,民众支持也是关键,而这表示光是普什图民族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能动员的人群,便足以构成阿富汗民众的相对多数。
简言之,这个政权即便树敌不少、统治方式也令人咋舌,仍是阿富汗经历了残酷近代史后,自尸山血海镕铸而出的第一批本土统治集团,拥有一定的阿富汗社会代表性,若非当年美国的强硬介入,其政权寿命或许还能更长。
然也正因垮台的教训,让塔利班知晓了“统战”的重要。故在美国强硬扶持阿富汗前共和国政权期间,塔利班持续向非普什图人伸出招募之手,企图以伊斯兰的意识形态大屋顶,弥合民族主义的情感鸿沟。
以普什图人占比较低的阿富汗北境为例,塔利班拉拢了对政府不满的乌兹别克、土库曼武装分子,并在巴达赫尚省与前竞争对手伊斯兰党接触,结成了某种共抗世俗政府的同盟关系。由2021年塔利班的势如破竹来看,多年“统战”显然不是白费功夫。
而观察2021年至2022年这段执政期,塔利班的统治双管齐下,一方面打压并肃清反对势力,一方面展现自己的“包容性”,如此不仅能最大程度维持统治集团的稳定,也是意在争取国际承认。
在肃清反对势力上,塔利班以压倒性武力,迅速弭平潘杰希尔谷地叛军与其他武装组织,巩固了对阿富汗绝大多数地区的实质控制,建立了安全秩序;在应对民间的反抗声浪上,塔利班大力压制言论自由与政治示威活动,但与前次执政的大规模血腥镇压、法外处决有所不同,此次执行方式大体是选择性的逮捕、拘留、殴打和威胁,当然如此做法还是相当粗暴,但与塔利班的过往经验相较,已算“人道细致”。
例如在2021年9月各国人员相继撤出后,塔利班便驱散了第一批全国抗议活动,其成员主要是喀布尔和各大城的知识精英,以及阿富汗各地的妇女组织;接下来几个月里,策动示威、在媒体上批评塔利班的知识分子、媒体人、人权活动家等,纷纷被情报部门拘留,有些人只被拘留数天,有的则被拘留长达数月。
虽说多数人的结局都是平安获释,但这般恫吓已然引发寒蝉效应,如今的阿富汗从媒体到学术界,皆开始自我审查。对只能留在阿富汗、无法远赴海外的反塔利班人士来说,其必须学着适应新生活,并设法在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氛围下求生。
而在展现政治包容度上,塔利班此次学会了适时“容纳异己”,但依旧是“有所为与有所不为”。以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为例,即便其可进入塔利班成为战斗人员,高级军事指挥官的职位仍多由普什图人担任,塔利班高层依旧是普什图人的天下,建政后的国家安全关键职位则由“哈卡尼网络”(Haqqani network)成员担任。
如此现象引发了部分少数民族武装的不满。2022年1月,塔利班以涉嫌绑架之名逮捕指挥官马赫杜姆·阿莱姆(Makhdum Mohammad Alem Rabbani),法里亚布省的乌兹别克人便群起暴动,原因是阿莱姆身为极少数担任塔利班指挥官的乌兹别克人,在北境具有一定影响力,却不仅没高升还锒铛入狱。如此境遇诱发了乌兹别克人的普遍共情,认为自己正被塔利班过河拆桥、兔死狗烹。此次危机最后以塔利班大军压境、同时派出当地亦颇有威望的塔吉克指挥官前来劝说,才缓缓散去。
而哈扎拉人的待遇更差。当塔利班于2021年9月宣布成立看守政府时,哈扎拉人既没有出现在塔利班33名临时内阁名单中,也没能在全国34省、387 区中担任市长或警察局长;在巴米扬、戴孔迪和加兹尼三个哈扎拉人聚居的省份中,哈扎拉人亦没能担任任何高级政府职位。
而后塔利班为展现自己焕然一新的“包容性”,争取国际承认,便象征性地任命两位哈扎拉人:第一位是本在萨尔普勒省担任低阶指挥官的毛拉维·马赫迪(Mawlawi Mahdi),其被派至巴米扬省担任情报局局长,但不久后便被解职调任他处,据称是因政府担忧其身为哈扎拉人,“或许不能公正的与塔利班分享情报”;第二位是阿卜杜勒·拉帝夫·纳扎里(Abdul Latif Nazari),其被任命为阿富汗的经济部副部长。
但与此同时,大量前共和国政府时期的哈扎拉公务员、法官,正被塔利班以“组织改革”为借口强制解职;戴孔迪、巴尔赫、赫尔曼德、坎大哈和乌鲁兹甘省等地亦出现大量针对哈扎拉人的土地掠夺,许多家庭的房产与农园被没收,充作塔利班士兵与其支持者的“奖赏”,倒霉的哈扎人只能流离失所。如此现象,塔利班中央政府虽未必授意,却也显然没能有效阻止。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塔利班的政治“包容”仍有条件,大抵是军功越盛、反抗能力越雄厚者,获得拉拢与优待的机率便越高。
例如与塔利班军事合作多年的乌兹别克、塔吉克、土库曼人,即便不能在中央与普什图人平起平坐,却仍有与塔利班喊价的本钱,且能最大程度避免塔利班基层士兵的劫掠;相较之下,哈扎拉人长年缺乏自己的民族武装,能获得多少政治与生存空间,皆须仰赖塔利班“垂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若不是开放哈扎拉人参政有助改善塔利班形象、争取国际承认与援助,马赫迪与纳扎里的任命或许根本不会发生。
而女性权益也是如此。在外界看来,阿富汗女权或许是纯粹的性别与个人尊严问题,但在阿富汗的历史脉络内,妇女政策本质上还是政治问题,即开明政策与保守政策,究竟哪一路线对执政者最有利。
平心而论,从塔利班的角度来看,开明女权政策的唯一短期好处,就只有改善塔利班国际形象、增加被承认的机率这一点,毕竟妇女同样没有自己的武装部队,与必须被拉拢的乌兹别克等少数民族武装势力不同;但坏处却是显而易见:第一,开明的妇女政策可能引发统治集团的分裂,破坏执政之初最需要的团结基础;第二,在女权问题上展现开放,可能导致民间的伊斯兰保守势力质疑塔利班“捍卫信仰的决心”,并让诸如“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IS-K)等恐怖组织渔翁得利。
故即便塔利班曾在2021年8月掌权之初承诺,将在伊斯兰法框架下,确保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却仍于今年3月23日宣布,正式撤回开放女子高中的命令。
而这背后的政治逻辑,或与塔利班始终未得国际承认,且内部保守派以此为由反噬温和派有关。虽说眼下大学教育仍在继续,但若此令未改,未来阿富汗女童的最高学历,将只停留在小学六年级。
文行至此,回顾塔利班执政一年的统治术:普什图人依旧垄断了政治核心,但乌兹别克、土库曼、塔吉克等少数民族的军事参与机会,明显高于1996年至2001年的前次执政期,其政治代表性也有所上升;哈扎拉人虽未如前次被塔利班系统性屠杀,却依旧位处政治体系边缘,且底层民众要承受被塔利班基层剥削的风险;妇女权益同样比前次执政改善,但明显劣于前共和国政府时期,尽管塔利班认为自己已有“显著改善与让步”。
而上述架构看似安排了阿富汗政治秩序,却仍有一股势力自成一格,那便是屡次发动恐袭的“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此处简称“伊斯兰国”)。
如今的阿富汗盘踞着两大恐怖组织:“基地”与“伊斯兰国”,其中“基地”是塔利班的长期盟友,其在阿富汗的组织结构相对完整,并宣誓效忠塔利班领袖阿洪扎达,即现今的阿富汗最高领导人,其武装势力也与塔利班的“哈卡尼网络”有所合作,高层领导人更是相互联姻,故“基地”并未在阿富汗内部制造恐袭,而是主要进行“海外作业”。
然“伊斯兰国”与塔利班存在竞争关系,尤其是2019年“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叙利亚的总部遭推翻后,其便将治理脆弱的阿富汗当成复兴基地,大力招募当地民众;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伊斯兰国”战士转投塔利班,加上塔利班亦大力扫荡“伊斯兰国”,好维护自己“阿富汗唯一合法圣战代表”的身份,往复之间,“伊斯兰国”的壮大之梦似乎没能实现。
但尽管如此,其仍具备持续发动恐袭的能力,而塔利班虽说善于扫荡,却对反恐的细致作法十分生疏,故也无法完全遏止“伊斯兰国”的骚扰式恐袭,使其演变为眼下阿富汗最难控制的安全阴影。
如今“伊斯兰国”正在积极招募阿富汗的乌兹别人、塔吉克人、土库曼人,利用的便是塔利班依旧浓厚的普什图民族主义本位,及其引发的族群嫌隙,毕竟这一要求仍有市场。短期之内,“伊斯兰国”恐将持续猖獗,而不谙现代反恐的塔利班,则必须与其进行一场艰苦的持久战。
整体来说,当今的阿富汗政治情势,在二代塔利班的统治贯彻下,形成了“包容”但有限制,“安全”但有漏洞的状态。虽说西方所期待的“各族共融的包容性政府”短期之内不易出现,女权发展亦不乐观,“伊斯兰国”的威胁也无法立即根除,阿富汗却终究没有重演军阀割据的失败状态,并在塔利班的政治肃清与拉拢并行下,成为一个政治相对一统的新生国家,安全状态也是近十年来最高。
阿富汗的经济形势:没有崩解但前景艰困
而在经济形势上,塔利班成功遏止了2021年8月以降的经济危机,各式数据不再自由落体,但阿富汗的产业与发展前景依旧艰困。
而综观这场经济危机的根源,约由以下几大因素共同导致:
第一,西方国家以制裁塔利班为由,停止了经济援助。早在前共和国政府时期,西方外援便在阿富汗GDP中占比高达45%,如今一朝抽手,自会导致阿富汗的财政急剧萎缩、预算崩溃。此外阿富汗过往为提供民众的基本健康、教育服务,同样要仰赖大量国际援助,而这一架构亦受政治的改朝换代波及,导致基本民生受到冲击。
第二,阿富汗央行有高达92亿美元的海外资产遭到冻结,代理银行更以反洗钱和打击恐怖主义为由,停止了国际支付服务。此举直接重创阿富汗企业支付进口货款与结收出口货款的能力,同时严重干扰了当地金融秩序,阿富汗央行无法稳定阿富汗尼和美元现钞的供应,连带引爆了国家规模的银行系统流动性危机,影响企业和家庭的营运资金和储蓄。此外出于对金融不确定性的恐惧,外界对阿富汗的投资信心也迅速下降。
第三,在恐惧塔利班的情绪驱使下,有数十万难民逃离阿富汗,其中有不少是工程师、科学家等高技术人才。此一现象直接导致人力资本的大幅流失,且塔利班后续对妇女施加的就业限制,也会影响未来的阿富汗劳动参与率,冲击国家经济产值。
平心而论,任何国家遇上如此狂烈的经济风暴,不论结局如何,过程都注定艰辛,更何况是阿富汗这般体质羸弱、发展全靠援助的国家。但就在塔利班一阵大刀阔斧猛力操作下,阿富汗硬是挺过了危机低谷。
首先,塔利班在入主中央后,便迅速对腐败的大本营——边境口岸体系开刀。在前共和国政府时期,边境口岸检查站(Borger Crossing Point)是油水丰富的大肥缺,也是各方政治势力进行分赃的平台。
据阿富汗共和国时期统计,全国边境口岸检查站的年收入约为2.45亿美元,但中央和各省的权力掮客(例如阿富汗警察、国家安全部队人员)皆会在官方过境点和路边检查站收取大量贿金,以包庇走私与未申报商品,侵吞金额估计超过7亿美元,而税金上缴的过程又会发生层层盘剥与贪污,导致中央的实收税金少掉不少。
但伴随塔利班上台,其开始对跨境贸易税收进行监管,并整肃了边境口岸官僚群,同时大量拆除过往供各省权力掮客收取贿金的路边检查站。一阵整顿下,出于对塔利班的恐惧,边境口岸的官员腐败现象大幅锐减,故尽管阿富汗的整体进口额急剧下降,边境口岸的税收收入却依旧显著,可见过往腐败之严重。
第二,塔利班扩大了阿富汗的煤炭出口量,而这一举措既涉及国内产业扶持,也与外贸体系的调整息息相关。前共和国时期,阿富汗在诸邻国中与伊朗的贸易往来最积极,巴基斯坦居次;但塔利班上台后,其积极改善与巴方的关系,拒绝向巴基斯坦塔利班(TTP)提供资金,同时表态愿意输出便宜煤炭,助力巴基斯坦的电力与水泥产业,此一提议对巴基斯坦颇具吸引力,毕竟若能由邻国的阿富汗陆路输入煤矿,其便不用依赖经海路而来的印度尼西亚与南非煤矿。
故在塔利班上台后,阿富汗便开始向巴基斯坦大幅出口煤矿,数额是前共和国政府时期的两倍,高达每年400万吨;巴阿的贸易额亦直线上升,如今已超越伊朗。
阿富汗更是借此赚取大量收入,毕竟在身为全球最大煤炭出口国的印度尼西亚于2022年实施出口禁令后,又逢俄乌战争爆发,如今的全球煤价接近历史高位,塔利班从而持续提高煤炭出口价格,例如6月28日,阿富汗财政部便将煤炭价格从每吨90美元上调至每吨200美元,并将煤炭出口关税上调10%,来到了30%的额度。
第三,塔利班保持了负责任的宏观经济和货币立场,在经济制裁严重冲击阿富汗金融秩序后,其下令除了联合国的现金援助外,全阿富汗禁用外币进行交易,也就是借着强硬阻绝美元的流动性,来稳定阿富汗尼的币值,同时限制每人提款数额,以防止银行体系崩溃。
简言之,借着打贪反腐、扩大煤炭出口、控制金融秩序等手段,塔利班成功挽救了阿富汗经济,避免崩溃浩劫的发生。
如今的阿富汗企业倒闭潮已然缓和,商品也已恢复流动,工资亦不再失控下坠,只是通胀率依旧居高不下,贫困与饥饿成为底层民众的共同困扰,有的家庭甚至被迫贩卖器官与女儿维生,首都喀布尔街头也出现大量身着布卡(burqa,塔利班时期的阿富汗女性合法着装)的妇女,群聚一处席地而坐,恳求路人施舍其一块馕(发酵扁面饼)以充饥。不论塔利班再怎么移山填海,阿富汗的经济毕竟萎缩了20%至30%,短期之内着实不易重回2021年前的水平。
在此局势下,禁毒政策的推行陷入尴尬境地。就阿富汗的特殊政经脉络观之,生产毒品不仅是经济与产业问题,还是严肃的政治议题。
自1980年代起,阿富汗成了罂粟与海洛因的重要产地,所有武装势力,但凡其有意招兵买马,几乎无一不走上种植罂粟的结局,毕竟毒品的暴利实在过于诱人,北方联盟的军阀如此,塔利班亦然。
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UNODC)统计,2017年阿富汗毒品经济的总价值,包括罂粟种植、加工成海洛因以及贩运到阿富汗边境,约在41亿美元至66亿美元间。而长年以来,毒品经济的价值约占阿富汗国内生产总值的6%至11%。
如此现象不仅加剧了腐败,也导致了宏观经济的扭曲,但2001年以来,美国发动多次禁毒打击行动,包括查缉毒品交易组织、大规模捣毁罂粟田、鼓励农民改种其他作物等,却往往功败垂成,甚至适得其反。
一来,在极度贫困的阿富汗农村,除了种植罂粟外,农民基本上没有其他谋生方式,根据美国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SIGAR)的数据,光2017年一个年份,罂粟劳动便提供全阿富汗59万个全职工作岗位,超过了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的就业人数;二来,罂粟的种植与采摘劳动强度是小麦的五倍,故若大规模捣毁农村的罂粟田、改由小麦取代,其直接结果,往往是让该村五分之四的农民失去生计。
故国际与阿富汗前共和国政府强硬的反毒行动,不仅没能遏止罂粟种植,反将农民推向了塔利班一方:在尚未入主中央前,塔利班一向鼓励辖下农民种植罂粟,毕竟其收入约有20%至40%来自毒品经济。故在中央与美国严打下,不少田地被毁的罂粟农选择投靠塔利班,甚至集体推翻支持反毒政策的村领导,要求塔利班前来接管。
从结果来看,美国与阿富汗前共和国政府的禁毒政策,既没有让塔利班破产,还在无形中替塔利班累积不少政治能量,当地方因禁毒政策逐渐与中央疏远时,塔利班便将保护罂粟田化为自身政治资本,展开招募与动员。
而如今塔利班正式执政,虽说其曾向国际承诺严格禁毒,并也确实在2022年4月展开了几次毁田行动,阿富汗被毒品经济宰制的情况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善。
一来遭受经济重创后,依赖毒品经济的底层农民只会更加紧抓这一浮木,避免溺毙;二来塔利班虽想争取国际承认,却也不可能为此因小失大,既自毁经济基础又得罪支持群众。故在此局面下,要让阿富汗禁毒无异于天方夜谭。
归根结柢,阿富汗的改革需要时间,政治如此,经济亦然。多年战乱打乱了阿富汗的经济发展规律,毒品经济的横空出世又让这一国家的发展路线日益畸形,如今唯有从经济体质上排毒,才有可能重回正轨,而塔利班鼓励采煤便是出路之一。
虽说西方媒体纷纷批评,这是阿富汗陷入资源诅咒的前兆,但摆在眼前的选项就是这么现实:阿富汗若不想继续做毒品大国,便要设法从矿产等其他场域着手,如此一来国家才有招商引资的机会,也才能借此改善经济情势,推动国家工业化、修缮基础设施,同时开辟新工作岗位,让毒品经济的占比有序下降,直到淡出。而诸如女权、反恐等问题,同样要仰赖经济条件的改善,才有可能迎来显著成果。
塔利班执政的第一年,阿富汗成功度过了政治与经济危机,但前方的征途依旧漫长。要准确评价塔利班的历史地位,或许得看往后十年、甚至二十年的阿富汗发展。
原文發表於觀察者網:
2022.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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