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全球的貨幣研究者以及ficc交易員來說,日本都是一個必須深入研究的經濟體。不單是因為日本作為一個發達經濟體尤其特殊之處,其日元在全球外匯體系更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日本央行更是全球央行的佼佼者,在面對全面的泡沫經濟破碎之後,BOJ以黑田桑的巨大勇氣開始了新形態貨幣工具的試驗,這些新型貨幣工具後來被西方世界所採用,也成為了後全球化時代下,貨幣秩序的新常態。
在黑田桑Haruda終於要卸任日本央行行長之時,我覺得可以以一個貨幣秩序維護者的一個角度去評價這十年內於日本經濟的貢獻,總體來說,他完成了央行行長需要盡到的本分,但他同時受限於貨幣工具本身。
從經濟維穩以及平穩運行的角度來說,黑田時期的治理非常平穩,基本是走在全球投機者之前,在他的管理下,作為貨幣投機者的我們實在找不到太多的機會去博弈,或是找不到黑田作為央行行長所犯下的大錯。
這便是日本央行的風格,不讓投機者占到半分便宜。
在這段時間裡,日本經濟承受住了一次次從全球傳導過來的金融風險,同時抵抗住了來自疫情的衝擊。
從通脹的角度來說,即便黑田非常激進地認為,必須通過貨幣政策以及NIRP和qe一系列工具去避免日本經濟陷入持續的萎縮,但最終十年的成績單是,這十年內,非常規貨幣工具在提振,有效刺激通脹這一目的下,收效甚微。
就連如今日本難得一見的通脹(3%以上)都是因為疫情下對於全球供應鏈的衝擊,俄烏戰爭推高原材料價格,全球性的輸入性通脹等眾多因素才成功將日本的通脹推高。如今日本的通脹能夠持續多久,而日本的貨幣政策,究竟何時轉向,黑田並沒有透露太多信息。
如下圖,日本常年處於通縮狀態,通脹不足。
那麼日本經濟在這二十年發生了什麼?
而貨幣工具又對日本經濟造成了哪些衝擊?
1. 首先是日本的通縮傾向並沒有發生本質上的轉變。
從日本企業的薪給就能看出來,日本企業並不願意提高薪酬,而這是由於消費者不願意為商品支付更多的費用所決定的,現在這兩者相互作用,導致了日本企業的薪酬和報酬制度,除了足夠穩定之外,和全球的僱傭環境對比毫無優勢。
近期日本的年輕人都喜歡出國工作,本質上就是對日本經濟環境的內捲和僵化的反抗。相對來說,日本企業以及金融機構所提供的薪資報酬,和國外本身就有差異,而且國外的工資是以高息貨幣結算,而日本的企業是以日元作為結算。從薪資結構和內捲程度來看,對於日本人來說,出國往往更有機會得到重視。
這種社會現象導致日本出現嚴重的brain drain,也就是年輕人和資本都更傾向出國,這也在進一步削弱日本長崎的競爭力。
2. 弱日元是一把雙面刃。
一方面低息日元能夠吸引資本流入,同時也能增加商品出口的價格競爭優勢。但是反過來說,日元的低迷也在削弱本土的日本人就業,生活,消費的意願。這導致了日本社會成為外來者的天堂,本土人的地獄。
嚴格上來說,弱日元的競爭優勢,也只有日本的大財團和大會社能夠享受。因為中小企業難以在全球部署工業鏈,也無法獲得外匯收入,因此中小企業在搞通脹,弱日元的宏觀環境下艱難度日。
3. 日本大量企業殭屍化,商業社會形態固化嚴重。
日本央行想要通過大量買入資產來避免經濟滑入通縮,但是消費者和意願卻無法發生轉變。這也導致了大量企業依靠貨幣政策的救助和流動性補助苟活著,這些企業並沒有具備更多的競爭優勢,
日本企業天生的保守主義趨勢使得日本的商業銀行對於外來者貸款的意願非常低,同時中小企業要獲得更多貸款,對於日本人本身較為容易,但是他們天生的保守主義傾向於儲蓄,而並非借入這些貸款,去創造投資,或是創造就業。
這些天生的保守主義特質加劇了日本經濟的通縮特性,也使得日本的股市波動率非常有限,乏善可陳。
4. 安倍三隻箭的政策,從本質上不是結構性改革,而是在盡量不得罪財團和巨型家族企業的情況下,對於日本經濟現狀的妥協。
安倍路線的本質,是幾股力量下的最大公約數。
黑田的特質以及他在貨幣主義上知識體係是安倍所需要的,他的貨幣主義路線總體,也是和安倍的路線,是高度互補,重合的。
以上這幾點我們都能發現,通縮是很可怕的,它已經斷送了幾十年日本的時光。
當一個經濟體由於出現老齡化,或是出現大規模的”躺平”的時候,一旦經濟增速下去了,這就會衝擊到所有人的消費意願,此時儲蓄率飆升,消費開始減弱,人口數出現下滑,經濟的總需求就會出現斷崖式的下墜。
從通縮這點來看,過去將近三十年裡,日本一直處於重症病房裡的ICU,作為主治醫生的黑田,成功使得這個植物人的生命延長了許多年。近期看到了更多病症好轉的跡象,但是由於這個植物人本身已經施打了足夠多的藥物,因此產生越來越強的耐藥性。
最終這位病人還是要轉移出重症加護病房的,畢竟病人已經佔了這個床位幾十年了,已經到了挪床位,康復的關鍵階段了。
此時新任日本央行行長的職責所在,在於維護這個病人的生命,並且逐步改變這個病人的處境,給予他更多信心,幫助日本經濟脫離對於藥物的依賴以及控制。 。關於這點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