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卿克林頓在香港發表演講：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繁榮的原則（Principles for Prosperity in the Asia-Pacific）●DoS（2011.07.25）

國務卿克林頓在香港發表演講：

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繁榮的原則（Principles for Prosperity in the Asia-Pacific）●DoS（2011.07.25）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辦公室　即時發佈　2011年7月25日

2011/T51-39

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Hillary Rodham Clinton）發表演講
2011年7月25日　　港島香格里拉大酒店（Island Shangri-La, Hong Kong）

國務卿克林頓：十分感謝你，奇普曼（Chipman）先生，謝謝諸位今天光臨。 我還感謝亞洲協會（Asia Society）主席陳啟宗（Ronnie Chan）先生和香港金融管理局（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總裁陳德霖（Norman Chan）先生。

今天，我十分高興來到這裡並有此機會向諸位發表講話。這項活動是由美國、香港和澳門商會成員和亞洲協會安排的。我個人向美國商會支持上海世博會美國館表示十分感謝。我被稱為美國館之母，在我漫長的公共生涯中，這的確是一個比較令人喜歡的稱呼之一。（笑聲）

很高興再次來到香港。約30年前，我丈夫任阿肯色州（Arkansas）州長時曾率領這個小州的第一個貿易代表團前往東亞訪問，當時我首次訪問了香港。自那時以來，我一直十分欽佩這個城市。當時，香港作為開放商品和思想交流的象徵，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今天，香港依然如此。人們從世界各地被吸引到這裡來，甚至從遙遠的阿肯色州，我們來自阿肯色的一位好朋友南茜∙赫恩賴奇∙鮑恩（Nancy Hernreich Bowen）今天也在座就證明了這一點。

從那時以來，香港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毫無疑問，香港的城市風景線就是明證。畢竟在東亞極少有固定不變的事物。但香港有一點沒有變——這裡深入人心的一些原則。在“一國兩制”政策下，香港仍然是連接東西方的橋樑，依然是一座向四面八方開放的城市。在這裡，各種構想轉化為各種工商活動；公司憑自身的實力相互競爭；數百萬人民切身受惠於實際的經濟機會；通過激烈的經濟競爭提高效益的時代特徵得到充分體現。

正因為如此，男女工商業者繼續湧入香港，一些美國人也因此有機會在香港安居樂業長達20年、25年乃至30年。正因為如此，我今天來這裡談談本地區國家和美國可如何為自己、為彼此、也為全世界加強我們的經濟夥伴合作關係，如何共同為一個繁榮的未來和全世界人民獲得機會而努力。

但在我討論我們需要如何共同努力之前，讓我們首先回顧一下我們已經取得的進展。亞太地區的經濟崛起是驚人的歷史性成就，對當今世界和未來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河內，自行車和水牛已被摩托車和網吧取代。深圳等中國小漁村已變成擁有證券交易所的大城市。儘管在改善勞工待遇和擴大進入正規經濟的途徑等方面還有大量工作要做，但有關的數字令人震撼。

30年前我首次前來香港之時，本地區80%的人口依靠每天不到1.25美元的收入生活。到2005年，這個比例已下降到20%。在湄公河下游地區的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過去20年中提高了兩倍多。僅在泰國，貧困率就從1988年的42%下降到今天的8%。有史以來，從未有如此眾多的人口如此快速地獲得這麼顯著的改善。

雖然這一進步主要歸功於亞洲人民自己的辛勤勞動和聰明才智，美國也為我們在促進繁榮方面發揮的作用感到自豪。理所當然，我們幫助日本和韓國重建、在亞洲的海上航道巡邏以維護航行自由、促進了全球商品運輸、並支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與我們的條約盟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泰國和菲律賓、還有新西蘭和新加坡等其他主要合作夥伴——一道，我們在幾十年裡保證了地區安全，並因此説明創造了增長的條件。

作為一個主要的貿易和投資夥伴、一個惠及亞洲企業的創新來源、一個每年接納35萬亞洲留學生的東道國、一個開放市場的帶頭人、一個普世人權的宣導者、一個為亞太地區安全和穩定的捍衛者，美國繼續為亞洲增長做貢獻。奧巴馬政府作出了全面的承諾，要為我們作為太平洋地區的大國加強參與而努力——鞏固聯盟和友誼、主動與新興合作夥伴聯繫，加強多邊機構。

這些努力都反映了我們對今天的亞洲狀況持樂觀看法並為之感到振奮。當然，這一地區的國家也面臨著種種挑戰。我們都一樣。但我們看好亞洲的未來，雖然美國正面臨著自身的困難，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我們也看好美國的未來。

美國仍然是一個充滿機會的社會——一個發揮特長的地方、一個事事都有可能、人人都有希望成功的國度，在這裡，一個在大學宿舍裡產生的創意或在車庫裡發明的一個產品能夠找到一個全球市場，成長為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公司。我們的工人具有世界上最高的生產力。我們的發明家持有最多的專利。今天，我們正在對我們的基本面進行再投資——基礎設施、清潔能源、保健和教育。我們正在落實重要措施以鞏固我們的金融體系，保護投資者，減少過度冒險行為。

當我在本地區訪問時，很多人都問我美國將怎樣應對我們在債務上限方面的挑戰。讓我向你們保證，我們理解其中的利害。我們知道這件事對我們和你們都極為重要。目前華盛頓的政治角力很激烈。但這種爭論在貫穿我們共和國歷史的政治生活中一直存在。有時它會給人以亂糟糟的印象。我清楚地記得上世紀90年代政府被迫關閉；我有機會親眼目睹了這一幕。但是，這正是一個開放和民主的社會最終達成共識制定正確的解決方案的過程。因此，我相信國會會作出正確的選擇，就債務上限達成協議，並與奧巴馬總統合作，採取必要步驟，改善我們長期的財政前景。在一個多世紀的增長中，美國經濟一再表現出其實力、韌性以及無與倫比的適應和自我更新能力。這種情況會繼續下去。

當我們尋求復蘇和增長時，我們把經濟因素作為我們外交政策的優先事務，因為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地依賴密切的外交關係，而外交發展取決於密切的經濟關係。因此，美國正在努力利用我們與其他國家關係的所有方面支持我們的共同增長。我最近在美國全球領導力聯盟（U.S. Global Leadership Coalition）探討過這個問題，還將在今年秋天一次有關美國的戰略和經濟選擇的內容更廣泛的講話中再次加以闡述。但是，經濟問題在我過去兩周的訪問中始終是首要與核心問題——希臘正在努力走上經濟穩定之路，行程中另外四個國家都是正在興起的經濟增長中心，即土耳其、印度、印尼和中國。

我們的經濟外交自然而然地側重於東亞和太平洋地區。在香港的美國商會代表著1,200多家公司，數以千計的其他公司也正在這個地區尋找新的客戶和市場。去年，美國對香港的出口總額為260億美元——這比印尼200億美元的出口額還多——我們對環太平洋地區的出口為3,200億美元，支持著85萬個美國的就業崗位。

此類數據反映了美國的未來與這個地區的未來密切相連。反之亦然，因為亞太地區的未來也與美國的未來息息相關。我們是駐留亞洲的大國——不僅是一個外交或軍事大國，而且是一個駐留亞洲的經濟大國。我們在此落地生根。

儘管美國經濟及亞太地區各國經濟具備共同增長的有利條件，但我們的成功——我們任何人的成功——都不是先天註定的。繁榮並非與生俱來，而是一種成就。我們是否能取得這一成就將取決於我們如何回答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決定性問題：我們怎樣把這個地區一代人期間的增長轉化成一個世紀的共同繁榮？

美國以極其謙謹的態度對待這個問題，並以在克服我國歷史進程中種種嚴峻的經濟挑戰時所積累的得之不易的經驗教訓為鑒。

我們必須著手於擺在我們面前的最緊迫的任務：在全球金融危機過後重新調整我們的經濟。這意味著為實現全球經濟增長推行一種更平衡的戰略——一種奧巴馬總統和胡錦濤主席都已採納的戰略，也是20國集團（G20）所宣導的戰略。

這要求包括美國和亞洲各國在內的所有國家都大力實行改革。我們美國人正處在一個必要的轉型過程中：我們必須增加儲蓄，減少開支。我們不僅必須多存錢、少花錢，還必須少借錢。我們的合作夥伴也必須自行調整，以應對上述這種變化。沒有任何迂回路徑：長期增長必須要靠今日高儲蓄的亞洲經濟體增加並擴大國內需求。這將提高整個地區的生活水準，在美國創造就業機會，讓在座許多人的生意更紅火，並幫助穩定全球經濟。

多年來，全球經濟在我看來好似一座坐落在美國婦女雙肩上的倒金字塔，因為我們是全世界的主要消費者。因此，在我看來這不再是一個可持續的模式。所以我們必須改變我們在國內和國外從事商業經營的方式。而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就能在今後幾十年穩固我們的經濟關係的規則和原則達成一致。

今年3月在華盛頓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上，我闡述了我認為健康的經濟競爭應當具備的四個特徵。這些概念簡單明瞭，但知易行難——開放、自由、透明、公平。香港正在幫助使上述原則得到體現，正在向全世界展示它們的價值。

首先，我們必須努力建立一個開放的體系，讓任何地區的任何人都能參與任何一處市場。

其次，我們必須努力建立一個自由的體系，讓創意、資訊、產品和資本能夠自由流通，不被不必要或不公平的壁壘所阻礙。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奧巴馬總統已調動政府各部門努力將外國投資吸引到美國。而在過去，外國投資曾被視為是有爭議的。但現在，我們知道外國投資有助於創造增長和就業機會，還能將海外持有的美元吸引回美國經濟中。在我們歡迎投資者到我國投資的同時，我們也希望包括美國投資者在內的所有投資者都能在海外受到熱情歡迎。

第三，我們必須努力建立一個透明的經濟體系。規則和規章應當經與利益相關者共同磋商公開制定。它們必須為所有各方所瞭解，並平等適用於所有各方。香港展示了透明、良治、法治、新聞自由、司法獨立和一個欣欣向榮的公民社會的力量，所有這些都有助於說明為什麼這麼多人選擇在香港從事商業經營。

開放、自由和透明都為我們必須保障的第四項原則創造了條件，這就是公平。公平能夠保持人們對這個體系的信任。當公司企業為了開闢或擴大一個外國市場而不得不以其智慧財產權作交換時，或當關鍵的供應鏈被切斷時，這種信任便難以維持。這類行為有損於公平競爭，挫傷了很多人的競爭意願。

越來越多的亞洲國家正在證明上述原則的價值。美國堅信上述原則，因為其價值一次又一次地得到驗證，不僅是在繁榮時期，而且是在困難時刻。在越戰結束時，全世界有關美國經濟衰退的言論流行一時。這種言論似乎每隔20年便會再次冒頭。然而，從過去到現在，上述原則扶持了一個鼓勵創業和創新的體系，這個體系促使兩名大學生創立了一家名叫微軟（Microsoft）的小型科技公司。今天，上述原則正在扶植著像加州綠色能源初創公司Solyndra這樣的能源公司，這家公司自2007年起開始生產太陽能板，現在他們的太陽能板被用於全世界20多個國家。

歷史上，美國經濟每一次陷入衰退，都能通過革新與創新脫離困境。然而，這些能力並不為美國人民所特有或與生俱來；它們是由我們的經濟模式所激發的，我們奮力維持這樣一個開放、自由、透明、公平的模式。這個模式有它的不完善之處，但仍然是人類所知的最強大的繁榮之源。

當然，在維護這些原則的時候，沒有一個國家是完美的，包括我自己的國家。我們都知道到給原則打折扣的誘惑力，我們都認識到人類本性中那種對原則繞道而行的能力會不可避免地出現。有些國家正在那樣做而獲得短期的利益；有些發展中國家——它們正令人欽佩地集中精力與貧窮作鬥爭——當在國內實施那些它們在國際貿易中獲益的相同的規則時或許行動較為遲緩；還有一些整體富裕但按人均所得較貧困的國家，甚至可能認為那些規則並不適用於它們。

事實上，對於所有那些在開放、自由、透明和公平的競爭中獲益的國家，那些規則不僅與它們的切身利益相關，而且它們有責任遵守。與發展中國家進行的國際商務數額是如此龐大，任憑這部分商務被置身於有規則可循的系統之外，將使這個系統無法產生作用，而這最終將使所有人受損。

亞洲的男女企業家都在追求這些原則所帶來的利益。馬來西亞製造商需要進入國際市場；印度公司在國外投資時希望獲得公平待遇；中國藝術家希望他們的作品不被盜版。每一個力圖發展強勁有力的科研技術行業的社會均希望保護智慧財產權，因為沒有這些保護將使創新的風險加大、回報減少。全世界人民都希望有機會把自己的收入用於獲得從冰箱到iPod的其他地方的產品。

這四項原則容易表述和獲得贊同，但它們不會自動落實。因此，我們的挑戰一貫是，要把它們轉化為實際行動。我的國家正在努力這樣做，我們也鼓勵其他國家政府參與我們這一努力。

美國正採取步驟，通過多邊與地區性機構、新的貿易協定和主動尋求新夥伴，在全世界促進這些原則，讓世界各國共同追求包容的、可持續的發展。這些步驟與我們正在進行的重振我們本國經濟的努力相關，並且也在此基礎上發展。

首先，我們正在通過地區與國際機構努力爭取平衡、包容與可持續的發展。這種努力始於我們對於亞太經合組織的一貫支援，它是在亞太地區追求經濟一體化及經濟增長的主要機構。奧巴馬總統很高興今年在夏威夷主辦並主持亞太經合組織會議。

我們希望亞太經合組織應對貿易與競爭的下一代挑戰，例如：加強全球供應鏈、幫助小型企業與全球市場接軌、促進由市場驅動的、非歧視性的創新政策等。我們正通過努力降低清潔能源技術的貿易壁壘推行一個低碳議程，我們還希望就實施透明原則達成協議，以促進經濟增長和21世紀競爭場上的法治。

鑒於不同國家的繁文縟節和互不相容的規則如同關稅一樣阻礙貿易與增長，我們也在與亞太經合組織共同努力，通過更廣泛的公共磋商和更好的協作，就透明、有效的規則找到共同基礎。我們採用的規則的品質與我們實施這些規則的意願同樣重要。

我必須指出的是，歧視婦女是公平競爭和經濟增長的另一障礙。據2007年聯合國發佈的一項研究報告，由於限制婦女的就業機會和教育領域的性別差異，亞太地區每年的經濟產出損失至少580億美元。因此，作為亞太經合組織論壇的主辦國，我們將於今年9月在三藩市召開一次高級別的婦女與經濟峰會（Summit on Women and the Economy）。

我們還正通過世界貿易組織來努力解決公平競爭不斷面臨的問題。例如政府採購問題。政府所進行的採購代表著全球經濟的重要部分，任何地區的公民均有權知道政府是在以最好的價格購買最佳產品。根據我們簽署的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美國允許其他簽署了同樣協議的國家的公司競爭適宜的美國政府合同。我們當然希望那些想獲得我國政府合同機會的國家也真誠地為我們的公司提供競爭對方政府合同的機會。

我們還通過各種國際機構組織——如8國集團（G8）、20國集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經合組織(OECD)、國際勞工組織（ILO）、世貿組織等——來努力實現平等的競爭環境，鼓勵健全而公平的經濟活動。正如上世紀90年代世貿組織廢除了有害的關稅，今天我們需要有一些機構來提供辦法，解決從國有企業的某些活動到境內出現壁壘等新問題。

我們支援有創意的合作關係，針對這些新問題制定標準和規則。我們應借鑒有關主權財富基金的《聖地牙哥原則》（Santiago Principles）模式，這些原則是由東道國政府、接受國政府、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合組織以及主權基金等共同談判而成。管理主權投資活動的行為準則消除了利益相關方——如投資國、接受國、以及私營公司——的疑慮。這對於解決其他共同的問題或許是一個有用的模式，如確保國有公司和企業與民間公司按照同樣的規則進行競爭。

第二個步驟是，我們將謀求一種新型的貿易協定，使它們在開拓新市場同時，提升公平競爭的標準。例如，《韓國與美國自由貿易協定》（Korea-US Free Trade Agreement），即KORUS，將在5年時間內取消美國95%的消費品和工業出口產品關稅。僅消除關稅就能為美國出口產品帶來100億美元以上的增長，並促使韓國經濟增長6%。所以，無論是美國機械製造商，還是韓國化學品出口商，這一協定均為獲得新客戶減少了障礙。

然而，這項貿易協定並非只涉及誰在我們的邊界支付多少關稅的問題。它是更深一層的承諾，即創造條件，讓兩國在彼此公司的公平競爭中走向繁榮。《韓國與美國自由貿易協定》涵蓋了在智慧財產權、公正對待勞工、環保及正當監管程式上的明顯改進。

讓我補充一點——該協定的好處不限於經濟底線。它意味著有力的戰略性抉擇。它標誌著，美國與韓國在經濟、外交和民間交流領域是長期合作夥伴。因此，奧巴馬總統正在謀求國會儘快批准《韓國與美國自由貿易協定》，以及必要的“貿易調整援助”計畫（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他也在謀求批准與哥倫比亞和與巴拿馬的自由貿易協定。

我們認識到，在我們的體制內，達成適中的貿易協定要通過艱難和痛苦的努力。但它十分重要。我們認為《韓國與美國自由貿易協定》是一個典範協定。在過去不到10年時間內，亞洲國家簽署了100多項雙邊貿易協定，但許多這類協議未能為商家、工人和消費者提供關鍵性的保護。它們在形式上應有盡有，但忽視或規避了許多艱難的問題。

除此之外，現在還存在著另一種危險性，即五花八門、缺乏一致性和完整性的雙邊協議。這些協議可能降低一些關稅，同時卻會導致新的低效率與令人眼花繚亂的複雜規定。例如，在菲律賓的一家小型電子產品商店有可能根據一項自由貿易協定從中國進口鬧鐘，但根據另一項協定從馬來西亞進口計算器，以此類推——每一項協議都有其晦澀難懂的規則並需要準備堆積如山的檔——直至這些貿易協定變得毫無意義，其所能提供的益處不復存在。我們的努力方向應當與之相反，即真正實現地區一體化。

這就是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TPP”——宣導的精神。我們希望在今年11月亞太經合組織開會時概述它的內容，因為這項協定將彙集整個太平洋地區的各經濟體——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使之成為一個統一的貿易體。

我們建立跨太平洋夥伴關係的目標不只是要取得更大的增長，還要取得更好的增長。我們認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需要規定嚴格的保護工人、環境、智慧財產權和創新的條款。它還應該促進資訊技術的自由流動和綠色技術的推廣普及，並提高我們的監管體系的一致性與供應鏈的效率。

我們正在努力確保跨太平洋夥伴關係成為專門為中小型企業減少壁壘的第一個貿易協定。說到底，是這些中小型企業創造了世界上大部分就業機會，但它們在國際貿易領域往往面臨重大挑戰。因此，跨太平洋夥伴關係旨在確保公平競爭，包括在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的競爭中保持中立。

我們的想法是為多邊自由貿易制定一個新的高標準，並以准入新市場的承諾來鼓勵各國提高自己的標準和參與其中。我們正在採取具體步驟促進整個地區一體化，使自己逐步走上建立真正的亞太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的道路。

最後，我們制定的戰略不僅要實現增長，而且要實現可持續的包容性增長。我遵循的一個座右銘是：我們的外交政策必須給人民帶來實惠，因為我們取得的進步最終不是用利潤率或國內生產總值來衡量，而是要用人民的生活品質來評估——要看全體公民能否在有尊嚴的情況下工作和賺取體面的工資收入，以及是否有能力贍養家庭和保持家人健康、教育子女，並且享有各種改善自身狀況和下一代未來的機會。

美國支援為促進這個地區取得包容性增長而作出的多項努力。例如，我們的“世紀挑戰帳戶集團”（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在夥伴國家進行大規模投資以便通過增長來減少貧困。我們與菲律賓簽署了一項投資於道路、社區發展專案和徵稅效率的協定。我們正在與印尼談判一項旨在促進低碳發展的協定。今年早些時候我們開始與東帝汶建立達標夥伴關係，以便打擊腐敗，改善兒童的健康。

在整個地區，我們正在與各國政府結成夥伴關係，鼓勵並幫助它們通過實行良治，提供衛生保健和教育等公益服務以及建立改進稅收、確保每個人都公平納稅的稅制，來堅持其對包容性經濟增長的承諾。我們支援公民社會和公民個人對政府實行問責的要求，提供就業培訓和聯網，堅決呼籲在缺乏機會的地方創造機會。

我們正在與民間部門密切合作。兩年前，我發起了一項全球夥伴計畫（Global Partnership Initiative），支持新一代的政府與民間的合作，側重於多個項目，從保護和發展湄公河下游地區到説明更多的家庭獲得清潔爐灶，讓他們遠離向大氣層釋放黑色煙塵並每年導致全世界200萬人死亡的有害煙霧。

我們還發起了全球創業計畫（Global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以選拔大有希望的企業家，對他們進行培訓，為他們尋找導師和可能的投資者，宣導扶持性的政策和法規，幫助普及最佳實務。我們正在支持“新開端夥伴”計畫（Partners for a New Beginning），提供經濟機會並支持美國與世界各地穆斯林社區之間的教育、科學和技術交流；而且我們還剛剛在印尼開啟了這項計畫的一個分支。

我們正在幫助創業者同美國各地的移民社區取得聯繫，他們熱切希望資助與他們有著家庭紐帶的國家的新項目。我們正在尋求民間部門提供幫助。在很多方面我們感激民間部門的幫助。畢竟，正是民間部門推動著我們今天所談論的議題。但是，即使是在現代金融規範和預期的制約範圍內，我們也確實應當努力考慮到長期的結果，而不僅僅是短期的利益。各位在你們的企業裡所做的工作能夠幫助改善人民的生活，促進人權與尊嚴，打開新市場，從而創造出一種良性迴圈。反之則可能使人民進一步陷入貧困和日益惡化的環境中，從而導致一種惡性循環。

這便是我們的議程，而你們應當知道我為什麼要到香港來談論這項議程——因為香港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能說明依靠香港發展所遵循的原則可取得的成就以及以此在經濟領域發揮帶頭作用的重要意義。我們現在非常清楚，未來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展現在我們面前，我們今天所作的選擇將決定億萬人民在經濟上可能取得的成就。

因此，儘管具體情形不同，但是引領我們走過20世紀的許多理念依然是我們在21世紀所需要的——相信好主意就是好主意，無論出自哪裡或由誰提出；願意接受變革；以婚姻為文化的驅動力；堅信高漲的經濟增長勢頭與革新能夠提高所有人的生活品質，無論他們生活在香港還是阿巴拉契亞（Appalachia）。將這些永恆的原則轉化為通行的做法和共同的繁榮，以及讓太平洋兩岸盡可能多的人民實現天賜潛能的機會，這還要取決於我們的努力。

實現這一願景的障礙是什麼呢？我們可以羅列很多問題和挑戰，但歸根結底在於領導作用，在政府和民間部門皆然。全球許多地方在20世紀後半葉有幸出現了具有遠見和富有成效的領導人，制定法規創造出我們在20世紀所享有的經濟繁榮的領導人，改變了其國家的進程並且催生了我們在中國這樣的國家所目睹的高速增長的領導人，具有遠見的領導人，以及能夠高瞻遠矚、不僅僅看到這一季度的成績而且還能看到其數十年之後的影響的民間部門的領導人。現在我們再一次需要這樣的領導人。世界各地都需要這樣的領導人。政府和企業也都需要他們。這就是為什麼政府和民間部門的合作是如此重要。

我現在擔任國務卿一職，深知在我之前曾有許多傑出人物擔任過這個職務，我實在自歎不如。我常對他們的成就感到由衷敬佩。我常思及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哈裡‧杜魯門（Harry Truman）和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憑著對未來的展望重建昔日的敵國，是一個多麼令人讚歎的決定。我回首這段往事時有著深刻的個人體驗，因為在二次大戰結束時，我的先父在海軍服役之後像當時許多男子一樣退伍並重新過起普通人的生活，而他當時最不想聽到自己的總統或國務卿這樣說：“你知道嗎？我們還是要向你們徵稅，然後把錢送到德國，送到歐洲。我們要重建日本，因為我們相信這對你們的子孫後代最有利。”

但當時不只是我們的政府領導人發出了這樣的呼聲。我們的工商界領袖也表示：“我們能夠理解。我們也願意盡一份力量。”事實上，當這項計畫得到的支持低落之時，白宮和國務院聯絡大公司和大學的領導人，請他們到美國各地奔走呼籲。因此美國在四年之間投資了130億美元，相當於今天的1,500億美元。

想像一下今天政府或工商界領導人也對本國民眾說出類似的話。當柏林牆倒下時，赫爾默特‧科爾（Helmut Kohl）說：“我們為了德國的統一不惜一切代價。我們要重建我們的鄰舍，因為圍牆已經倒下。”而民眾則可能說：“我們要投入多大一筆錢啊。我們是勝利者，我們應該獲得所有惠益。”但事實並非如此，那個決定得到了政府和工商業的雙重支持。

我們今天面臨著很多類似的挑戰，我們需要有遠見卓識的政府和工商界領導人。但這些領導人必須遵循上述原則。無論我們談的是政治還是經濟，開放、透明、自由和公平都禁得起時間的考驗。在21世紀，如果這些原則沒有兌現，如果政府和企業沒有如期履行為全體人民提供長期機會的承諾，那麼當今世界每一位有著潛在的相互聯繫的公民都不會袖手旁觀。

這個議程對亞洲有利，對美國有利，對企業有利。但最重要的，它對人民有利。我堅信，它能幫助我們在本世紀未來的歲月裡建設一個更和平、更穩定、更繁榮的世界。非常感謝大家。（掌聲）（完）

中文官譯：http://chinese.hongkong.usconsulate.gov/ushk_state_2011072501.html

英文原文：http://hongkong.usconsulate.gov/ushk_state_20110725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