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美中關係史討論會：結束"大偏離"時期--2/2

2010/06/26閱讀時間約 14 分鐘

2006美中關係史討論會：結束"大偏離"時期--2/2

有些中國國民強調，近代美國對華關係的傳統是希望中國保持落後狀態，限制中國的實力，制約中國的影響。當然，中國政府不一定這樣説。與此相反，我認為比較公正的説法是，美國參與亞洲政治100多年來，美國領導人一貫希望中國強大、完整和獨立。

年復一年，世代交替，美國始終目標如一，恪守不渝，在該地區所有的強國中獨樹一幟。當然，美國這樣做是為了維護美國的利益。但美國對本身利益的考慮與中國人民的長期利益相呼應，實屬罕見。因此，在中國強盛和獨立的演變過程中，美國一次又一次發揮著不可或缺的歷史作用。

下面請允許我舉幾個實例。1899年，在美國認識到中國已成為亞洲大國之際，海約翰(John Hay)和威廉‧羅克希爾(William Rockhill)即撰寫了《門戶開放照會》(the Open Door Note)。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了解，當時中國處於清廷衰敗時期，一些大帝國正逐步瓜分中國，《門戶開放照會》眾所週知的目的在於保證門戶不對美國工商業關閉。但人們在閱讀《門戶開放照會》的時候，同樣應該注意到，這份照會提出了兩個目標，除了要求不排斥美國，保持門戶開放這層意思以外，還堅持要求允許中國繼續控制本國財政，涉及掌握中國海關收入的問題。因為中國如果完全喪失對本國財政的控制，其有效的獨立性就會蕩然無存。當時美國已經確定，中國保持獨立完全符合美國利益。

美國一貫要求中國保持穩定、更強盛和更獨立的觀點在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執政時期得到承繼，因為當時美國以獨特的方式處理庚子賠款問題，羅斯福也撰文談到中國的覺醒。同樣的觀點繼續貫穿於塔夫脫政府時期，後來又延續到威爾遜政府時期。1911-1912年中國爆發辛亥革命以後，威爾遜政府表示承認新生的中華民國，而且還是在其他大國不願意這樣做的情況下單獨採取行動。約瑟夫斯‧丹尼爾斯(Josephus Daniels)在他出席一次內閣會議的筆記中寫道，威爾遜表示他幫助中國的願望如此強烈，"吾意欲匡助此國，寧負其咎，不做他想。"

與這一切相伴隨的是日本引致的日甚一日的憂慮。所有的問題都受到多方摯肘，因為人們強烈地感到，美國能在東亞投入的力量多麼薄弱，維護中國或推重中國也力有不逮。然而美國仍然盡力而為。

1922 年，哈定政府的國務卿查爾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與伊萊休‧魯特(Elihu Root)決定創立東亞事務的華盛頓體系，由華盛頓會議負責組建。順便説一句，這個事例再次説明，一旦涉及美國對亞洲的政策，認為美國在國聯解散後採取孤立主義的成見並不能反映事實。他們設計的華盛頓體系以九國公約為核心，目的在於維護中國在動蕩時期的獨立，保障中國的獨立，保持其領土完整。美國為擬定這些條款發揮了主導作用，以保證九國都給予尊重。

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對此並不滿足，因為美國無法推翻其他大國執意簽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即使在這個問題上，美國也頂住華盛頓內部激烈的反對聲浪，不顧來自倫敦和東京的抗議，在1928年準備取消治外法權，給予中國關稅自主權，再次敢為天下先。當時的國務卿凱洛格（Frank B. Kellogg)及納爾遜‧約翰遜(Nelson Johnson)表示，他們堅決主張，一旦中國國內亂象得到整治，內部衰勢得到扭轉，即應促進中國的強盛和獨立。

美國各方面的利益歷來如此，但直到30年代日本侵華活動增長的時期才終於得到積極推動。1938至1941年間，美利堅合眾國冒著極大的危險維護中國的國力和獨立。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在這個問題上態度十分積極。1938年末，他終於找到國務院的一位同盟者，當時國務院仍傾向採取不承認和不干預立場。

摩根索前往國務院要求再次對日本的某些貿易活動實行禁運。赫爾(Cordell Hull)和往常一樣不同意摩根索的意見。赫爾然後喚斯坦利‧霍恩貝克(Stanley Hornbeck)進見。摩根索的日記寫道，霍恩貝克抵達後，"我幾乎從椅子上跳起來，因為霍恩貝克同意此事理當遵行。"據摩根索的記載，霍恩貝克説："事實上我方正從幾方面對日本人施壓，我們完全應該如此。"在中國為生存而戰的時刻，這些行動成為對華金融和經濟援助的開端，對日經濟制裁也由此日益強勁和猛烈。1940至1941年間，採取這些制裁行動面臨的險情與美國的大戰略已成分庭抗禮之勢，因為當時美國的戰略畢竟仍以德國為先。

美國以德國為戰略要務，先需要處置歐洲的重要問題，在此之前不願在太平洋地區引發戰事。但是這恰恰是這方面的政策造成的風險。1941年12月珍珠港遇襲，險情最後成為事實。風險與原則造成明顯的兩難處境很值得注意，因為其中的某些命題在今天仍可引起共鳴。

60年代初期，遲暮之年的斯坦利‧霍恩貝克就美國當時應該如何擺脫困境的問題應詢作答。這裡我很感謝已故的傑姆‧湯普森(Jim Thompson)留下的筆記。霍恩貝克説道："對某些問題我確信無疑，我國關注涉及自由、獨立、公正和安全的原則與實務，甚於任何其他國家. . . . . .我們應進而有為，愈益勉力捍衛諸項原則及其實務，不可讓任何其他國家專美於前。"霍恩貝克在人生的最後階段還寫下一段話，歸存"珍珠港"案卷，意在立此存照，供後人查考。霍恩貝克寫道："我是否低估了日本的實力？回答：是，絕對而言，相對而言，都是如此。美國其他一些人實際上也同樣如此，不論在政府內部還是政府以外，程度不同而已。"結果美國發現已身陷一場戰爭，捲入一場與其大戰略相衝突的戰爭。這究竟是為什麼？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執著地努力維護中國的完整和獨立。

在戰爭持續進行之際，另外一個關鍵時刻隨之到來。聯合國安理會將為決定戰後秩序發揮如此重大的影響，哪些國家能擔任常任理事國？在各大國的議事場合，只有一個聲音説，必須為中國保留一席。這個聲音又是美國。例如，1943年3月，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向安東尼‧艾登(Anthony Eden)強調了這一點。為此，這個席位於1945年得到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擁有這個席位。正是因為這個席位在1945年已有預案，中國才有可能在 1971年獲得此席。假設當時這個席位不存在，今天中國可能需要與其他國家一起，要求重組聯合國安理會以承認中國的作用。但是美國早在1943年就開始盡力維護中國的地位，結果獲得成功。

1946年，美國必須做出另一個極為重大的選擇。戰爭接近尾聲，在對中國共産黨採取什麼態度的問題上，美國的政策尚未定形，此時美國面臨的重大選擇是：是否完全站在蔣介石和國民黨一邊反對共産黨？然而一大批美國官員，特別是伯恩斯(J.F. Byrnes)、艾奇遜(Dean Acheson)、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和約翰‧卡特‧文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等決定對中國內戰採取調停和克制的態度。

當時反共産黨的一方有一個大好機會。無論如何，史達林(Stalin)已於1945年與蔣介石商定他將如何對國民黨在新的中國實施統治一事達成妥協。毛澤東也了解此事。當時很多美國人，如帕特裏克‧赫爾利(Patrick Hurley)等，完全可以要求美國百分之百倒向國民黨。1945年或1946年，美國選擇不這樣做，甚至到1947年內戰進入大決戰階段也沒有這樣做。結果是，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前途未卜，東亞的未來無疑處於生死存亡之秋，堪稱冷戰初期最重要的一場較量，在或許可使國民黨勝券在握的情況下，美國基本上決定不以重兵全力進行干預。

我們可以對這些決策或他們執行的方式是否正確進行一番辯論。但是他們選擇調停和克制的理由是，他們希望中國強盛、完整和獨立，這或多或少是實現這個綜合目標的唯一途徑。我們可以指責他們採取的方針有誤。但重要的是，需要理解其意圖。

這種意圖甚至持續到北韓戰爭期間。1950年和1951年間，毛澤東實際上主動向美國發出打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戰表。當時遠東軍司令等人向杜魯門總統提出了種種建言，但是杜魯門仍然選擇不接受這份危險的戰表。

這種情況在台灣海峽危機時期再次得到證實。再往後，6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國介入越南戰爭，而後中國厲言相告，如果美國試圖通過對付北越解決越南戰爭，美國將面臨與中國交戰的局面。美國決定接受中國堅持的有限戰爭的思路，不選擇與中國交戰。美國一而再，再而三選擇符合本身一貫利益的道路，設法避免與中國全面對抗。

然後，我們可以回到70年代面臨的問題。對於70年代的美國，人們可以看到，利益的一貫性似乎又因中國有意改善關係得到彰顯。為此，我需要轉而談談雙方關係正常化産生的影響和一貫性對今天的意義。

現在再回顧一下1969年的情況。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第14號(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14)屬白宮委託進行的大量研究課題之一。該課題於1969年春季和夏季交辦，要求考察美國對華政策。季辛吉有一句名言説道，這些研究屬於為工作而工作的項目，目的在於讓國務院有事可做。我認為這説明季辛吉也有比較風趣的時候。我認為，實際上當時這項特定的研究獲得相當大的重視。有很多人為這個項目工作，特別是國務院人員。當時的國務院文件還提出了一個很有預見性的問題。

1969年8月，國務院對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第14號呈交復文，提出了以下問題，我認為可能出自馬歇爾‧格林(Marshall Green)、約翰‧霍爾德里奇等人之手。(霍爾德里奇原在國務院，後轉至國家安全委員會，在那裏收到這份文件。)"北京擴大國際接觸是否符合美國利益，這是一個理應提出的問題。如果北京決定採取更務實和溫和的對外政策，亞洲國家有關與北京和解及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國際組織的呼聲會迅速增高。北京擺脫自我孤立的狀態可對美國對亞洲的政策提出新的挑戰，可能導致我國本身及盟國遭受某種程度的短期損失。"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有預見性問題得到了一個有預見性的回答。1969年8月給予的回答是：從長計議，"北京向溫和政策的演變有助於東亞未來更趨穩定。阻止北京突破其孤立狀態誠然並非美國力所能及，因此擺在美國面前的問題是，即使美國有所抵制，這一演變是否無論如何仍會發生，或者説美國是否會被視為願意接受和容許北京融入國際社會，並盡可能利用這一轉變。" 這些話在今天仍然確鑿不移。

同一份備忘錄還提出一些告誡，要求注意到美國能力的有限性。人們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如果中國獲得這種種新的機會，美國在多大程度上可對中國與國際體系交往的情況施加實際影響？69年夏研究報告的作者還寫道，"但是，未來中國領導人的思路可能因對國內政治控制的考慮、經濟發展的需要和中國與第三方諸國的關係發生變化。美國為促使北京不再視美國為'威脅'而採取的行動對此也有助益...... 如果考慮到美國繼續與這些[亞洲整個地區]國家保持政治經濟關係，即使不如以往親密，那麼改善關係也不一定與美國的長遠利益相抵觸。"

換言之，美國做出了1969年夏預想的選擇。美國選擇接受中國力量的增長。因此，一年前時任副國務卿的澤奧利克(Zoellick)發表演説説："對美國和全世界來説，根本的問題是：中國將如何運用自己的影響力？為了回答這個問題，現在我們在政策方面需要看得更遠一些，不僅僅考慮為中國加入國際體系打開大門的問題：我們需要促使中國成為這個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相關的參與者。 "

因此問題的要點是，了解其歷史淵源，需要看到一個多世紀來美國一貫認為中國的強盛、獨立和完整有利於東亞的穩定，中國的這一角色應該受到歡迎。一年前代表本屆政府發表的演説表明，有關美國是否希望遏制中國力量的爭論已得到解決。我們的設想與遏制互不相容。我們的設想接受中國力量的增長並促使中國方面承擔自己的責任，"國際體系幫助中國獲得成功，中國也有責任加強這個體系"。

現在完全有待中國做出選擇。中國在做出選擇時需要考慮如何看待自己的歷史，如何看待自己的過去。但中國還必須對自己的未來做出重大選擇。

我曾很用心地考慮用什麼樣的言詞向中國政府及其人民談中國的選擇和中國的未來。我不禁想起迪安‧艾奇遜半個多世紀前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説過的一些話。

因此，我最後想説，我們的……朋友總有一天會看到這種關係獲得真正的成果，這一點不可謂不重要。我要對他們説：一條通往在世界上獲得平等、榮譽和友誼地位的大道已在你們面前展開。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其他國家的政府已清除這條大道上能夠被清除的所有障礙。尚存的障礙只有你們自己能夠清除。你們如果本著理解、寬宏和友善的精神與其他國家的人民共同努力，你們就可以清除剩餘的障礙。這些都是貴國人民固有的品質；我們要求你們做的是，將這些貴國人民固有的品質納入貴國政府的政策。

謝謝大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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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英人名參考文本(按姓氏英文字母順序)：

Tom Christensen 柯慶生

Warren Cohen 柯華潤

John Holdridge 何志立

Michael Hunt 韓德

Ken Lieberthal 李侃如

William Rockhill 柔克義

Ezra Vogel 傅高義

澤利科的演説稿原文見http://www.state.gov/s/c/rls/rm/7337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