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國的夏天是這樣的，通常會在某一天便突然像火燒般地熱了起來，市區中正路上的兩排椰子樹，總是把太陽撐得特別高，但是熱氣和刺眼的日頭還是會從椰子樹的葉縫間流洩出夏天的光影，以一種金黃色的基調，開啟一個漫長又燠熱的盛夏。
那是大學畢業後的第二年，我在家鄉的一所私立高職教了一年書，實在不習慣一直被困在教室和教科書裡，於是在姑姑的引介下，我轉行成為家鄉的一名記者。
夏天的屏東屬於激情派，所有的熱都會在瞬間達到高點，我常在大中午騎車經過市區柏油路的時候，聞到熱氣與癱軟瀝青的氣味，彷彿再差一步連路面都要融化了，不過那時就算太陽再毒辣，年輕的我們也覺得一切都是夏天之必然、南國之必然，連樹上的蟬都能叫得震天響，就知道這南國的夏天有多用力了。
其實那個夏天發生了許多事，妹妹結婚沒多久，父親就在一個夏天剛開始的夜裡被酒醉男子開車撞倒，從此離開我們。小時候總以為像生離死別這樣的關卡是老了以後才會遇到的事，長大了才發現殘酷的現實有時候像一頭突然發狂的野獸，總是在人們毫無防備的時候發動攻擊，像父親的車禍便是從半夜警察打來的電話開始襲擊我家。
我記得傷心的媽媽從醫院回來後，一度哭倒在紅色鐵門前，但她沒有倒下太久就又立刻爬起，因為救護車載著留有最後一口氣的父親已回到了家門口；那日我們一家的哭聲穿過玻璃窗越過了巷口，像是聲嘶力竭地控訴死亡的粗暴，但猛烈夏日絲毫不為所動，太陽依舊炙炙烈烈地散發著金黃色；當時的我並不能理解我們都這麼傷心了，為何天地始終靜默？記得守喪期間，中國大陸正好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家裡操辦著法會、電視裡播著坦克車的畫面，遠方和身邊都有一種奇怪的氛圍，彷若世界就在崩塌的邊緣。
那年以後，媽媽倒下又爬起的身影、還有那年夏天的金黃色，便經常在我的腦海裡倒帶，或者說，一切都變成藏在最底層的金黃色記憶，每一次翻騰回想都還是那麼炙熱燙人。尤其父親的離開更像生命中一種被迫的剝離，從過去剝離、從幼稚剝離、從傷悲剝離，身為家中老大的我很快就重組腳步，投入一個和過去截然不同的南國夏天。
初當記者的我並沒有受過任何新聞訓練，對於新聞寫作是怎麼一回事並不清楚，不過當我第一次在兩百字的稿紙上寫下「記者xxx／屏東報導」這幾個字時，確實讓我這個菜鳥有些虛榮又雀躍，當時並不知道我竟要從此陷入長達一萬天的掙扎中。
一九八九年正是報禁開放的第二年，我在南部一家具官媒色彩的媒體工作，當時的媒體如百家爭鳴，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有新的報紙冒出頭來，吸引著一批又一批的年輕記者加入，台灣新生報、台灣新聞報、民眾日報、台灣時報、太平洋日報、環球時報、自立晚報等…，大小媒體一字排開，那真是報業的春天，記者走路有風、也有使命感，當年立志當記者的人都以進入兩大報（中國時報和聯合報）為最大目標，就像現在的台積電那樣，那是所有新聞人的夢想，每次兩大報辦招考，那規模大到得租下學校當考場才容納得下上千考生，被譽為無冕王的記者，個個如頂著一頂閃閃發亮的隱形金冠，拉風得不得了。
就在那年盛夏剛開始的時候，我到台北參加中國時報的招考，結果那天在北師大的門口巧遇也在屏東當記者的K，那時我們還沒有很熟，平時像朋友也像競爭對手，到台北考試巧遇雖有幾分尷尬，更像是一種進京趕考的惺惺相惜，大家都希望有一朝日亮出來的名片寫著我們心目中的報社。雖然那一次考完沒多久，我們就雙雙落榜了，但好像也不用太氣餒，那個時代的機會就是會一直來，接著我們又心照不宣地去考了其他媒體，又在考場尷尬巧遇，一次又一次，那是屬於盛夏的無懼的勇氣，也是紙媒最美好的年代。
後來K回憶起奔走於媒體招考的那幾年老說他最不喜歡在考場遇見熟人，通常遇到了，考上的都是對方，而不是他，他還為此鬰卒多時，所幸後來我們一個個都去了想去的報社施展抱負，我以為我就此站在時代的尖端了。
只是誰也想不到幾年之後網路興起，媒體生態起了結構性的變化，不但紙媒節節敗退，網路媒體更大起大落，那起落的速度像流星似的，往往還沒看清楚就殞落了；；記得在二○○○年的時候，號稱全台第一家完全數位化的電子報「明日報」（Tomorrow Times）創刊，當時引起紙媒極大的關注，大家都好奇沒有實體報紙如何生存？但也不過一年的光景，明日便如泡沫般消逝，宣布停刊的那一刻，我記得明日報的記者正在線上認真跑新聞，還是同業告訴他：「你的報社停刊了」，所有的記者才驚覺媒體環境已然丕變。
現在回想起一九八九年，倒像個金黃色的時代浪頭，世界剛被解放，每個人的生活都像要奔出禁錮的鐵籠一般，除了新興媒體不斷拓展版圖外，社會也五光十色了起來，那幾年屏東市區突然冒出了多家KTV及舞廳，夜夜笙歌的場面彷彿所有人都想從喉嚨出走，同時身體還要不停地扭動才能迅速加入新的世界。
那時記者圈流行去市區中華路上一家設在二樓的西餐廳，台上附設一支麥克風和螢幕，想唱的人輪流點歌上台，那是最初的卡拉OK型式，年輕的我常在那裡高唱林良樂的「冷井情深」，帶點憂傷高冷的高音得從脖子使勁到整個臉頰的肌肉緊縮才會達到最高點，真不知道台下的觀眾是如何忍受的，還好沒有多久，包廂式的KTV便一家家興起，凱迪拉克、翡冷翠、東方白宮、花田喜事，從中正路到自由路，一家比一家高檔豪華，對我這個菜鳥記者來說，一九八九年的世界是金光閃閃的，是絢麗多彩的。
那年我還是記者圈裡的妹仔，很愛跟著一群人起哄去跳舞，有時候去大舞台、新都會、有時去豪客舞廳，可能是工作壓力大，也可能是時代的顏色，年輕的我們就是愛集體流連在旋轉的繽紛流光中，就算媽媽後來形容我跳起來舞來「怎麼像鬥牛啊」，我還是喜歡扭動身體奔向未來。
那些唱歌跳舞的日子是那個夏天裡的奔放旋律，直到有一天深夜市區的豪客舞廳失火，有位記者大哥打電話問我是否還流連在舞廳裡，我才意識到舞廳裡的繽紛流光有時候也會變成一則社會新聞，登在報紙的一角，自己就算不在現場，盛夏終究會結束的。
在剛踏入這一行的時候，我並不知道該如何準備自己，以為每天早上打扮得妖嬌出門，參加例行性的記者會，或是到各單位找人喝茶聊天，下午優雅地寫稿、晚上唱唱歌跳跳舞，就是記者工作的日常。
不過我還是知道只有寫出獨家新聞的記者才會受到重視，那時我常去市公所找小林聊天，再繞到當時還位於公園路和中正路交叉口的屏東縣政府，每天出現和採訪對象聊天，是記者的基本功，也是記者功力的展現，那時候的大牌記者經常在談笑之間就拿下了獨家，完全不動聲色。
小林辦公的位置剛好位於辦公室的側門，常在這裡聊天，未必是為了新聞，倒像是某種偽裝的監視，我多半是在盯著誰從側門進出，只要瞄到資深的記者大哥來，就會全身緊繃但又假裝不在意地偷偷觀察他都跟誰說了什麼話，這叫採訪新聞嗎？我並不確定，但我知道自己心機很深，小時候也是這樣打探班上第一名都在做些什麼，而今我更想知道獨家新聞都是怎麼來的。
有一回跟著一位記者前輩跑了一天的新聞，除了出席記者會，還去XX長的辦公室聊天多時，那真是充實的一天，我以為真能和資深前輩平起平坐了，但第二天打開報面的戰果，才知道自己即使全場緊盯還是照漏新聞，如何像資深前輩出手於無形，我太想學了。
「什麼時候換我聊出頭條新聞」？每天照著鏡子打扮自己的時候，或是騎著機車晃蕩在市區街頭的時候，我都會這樣期許自己，在那段菜鳥的日子裡，我其實沒幹過什麼轟轟烈烈的事，有些採訪成了例行公事，如果沒有什麼重大新聞的話，記者生活就像夏日巷弄裡慵懶的貓，其實是百無聊賴的。
剛畢業那幾年，大學同學有的出國、有的唸研究所，還有的留在台北工作，真正像我一樣回到南部鄉下的並不多，那時我總會帶著不屑的語氣暗諷那些出國的同學沒勇氣接地氣，但是收到同學從國外寄的明信片，心裡還是會酸酸的，像大學同學Diane從加拿大魁北克寄來的明信片，我常在半夜拿出來反覆地讀著她寫的字句和明信片上的風景，然後再拿起托福的題目準備反撲自己的人生，但往往隔天一早就又被新聞糾纏去了，新聞、KTV、還有半夜的托福考題，是整個夏天的無限循環。
只有一件事稍稍波動了我那始終在自我說服的青春。
一九八九年的年底，正逢台灣解嚴之後的第一次大型地方選舉，縣市長、省市議員及立法委員選舉同時登場，那真是個緊張又熱鬧、真實但又虛張聲勢的一種台灣特有的選舉氣氛，台上永遠講得天花亂墜，但買票的耳語始終在巷弄間流動，什麼「打倒金牛」、「拿三投四嘸代誌」之類的選舉口號，質樸的選民朗朗上口的時候特別有一吐怨氣的快感。
那時我和記者朋友常常騎機車去聽各種選舉的場子，只要台上有人把「國民黨」講成了「摃面桶」，台下沒有人不愛聽的，尤其候選人正義凛然地說要打倒黑金、翻轉家鄉，常常讓剛踏出校門的我聽得血脈賁張，只差沒有把誓死效忠跟著說出口而已，那種瘋狂是連坐在記者席上都會手舞足蹈，完全無視記者身分的。
那時的選舉造勢場合不像現在動輒以遊覽車號召大動員，過去的場子頂多就像廟埕那麼大，但常常站得水洩不通，完全都是自願前往的，那種支持是真誠紮實的，沒有現今便當和遊覽車的號召，只有場邊的香腸攤湊湊熱鬧，初當記者的我連民主香腸都採訪過，就知道選舉的一切對我這個菜鳥來說完全是一個新奇世界。
有一天，我為了表達自己對所謂正義的力挺，直接到把一位候選人的競選海報貼在我白色的機車上，鮮明的標語猶如我衝到腦門的熱血，我的真心就這樣赤裸裸地公告在機車「小白」的身上，並隨著我四處去採訪，或是直接去選舉場子搖旗吶喊，毫不避諱。
海報上的候選人擺出一貫的微笑表情，到處向選民揮手，那是個台灣社會翻轉的年代，我以為一張海報就是革命的約定，年輕如我必得站在時代的最前線，青春無懼就是這樣表現的，我和幾位年輕記者並不在乎直接選邊站。
「小白」身上的海報跟著我到處跑新聞，立刻引來了側目，從來沒有記者可以如此公然地高舉自己的立場，更何況是一名帶有官媒色彩的報社記者，也不知是誰告的密，當天下午我就被姑姑狠狠地訓斥一番，並要求立刻撕下，一向很有威嚴的她丟了一句：「你是記者？還是助選員？」
當時的我完全沒想過所謂的新聞倫理，只覺得百般委屈，怎麼連一張小小的競選海報竟也受到打壓，撕下海報的當下，海報上的候選人只剩下半張的燦爛笑容，正義果然難以伸張，我在心裡無數遍地吶喊著，然而在清洗「小白」的時候，那句「你是記者？還是助選員」的話卻又特別像一根懷疑記者人格的刺，從此扎在了心裡，很多年之後想起來，胸口還是一陣疼。
倒是那位海報上的候選人，如今早已是位高權重的高官了，他可能不知道一九八九年的夏天，曾經有一群小記者如何在公開場合搖旗吶喊站出來支持，完全忘記了新聞中立的原則，每次我看到他意氣風發地出現在各種場合，我總會不斷比對腦海裡的種種歷史畫面，不時地反問自己：在歷史洪流裡，他是否還是從前那個他？
在那次的小白事件後，選舉場子一樣很熱，台下搖旗吶喊的聽眾愈來愈多，但我就像被澆了冷水，一直是落湯雞的心情，那時候剛認識K不久，兩人還談得來，在幾次考試不期而遇之後，他常騎著他的藍色光陽機車載我去台糖找一個空曠的地方抽煙，兩個連抽菸都笨拙的人常常刻意地叼著菸，以一種自以為成熟的憤青姿態坐在機車上，邊吞雲吐霧邊抱怨這個世界，好像那一圈又一圈的煙霧之間自能消散所有的青澀煩惱，有時候只是漏了幾則新聞而已，就夠煩惱一整個夏天了。
那年的選舉活動特別多，我們一群初進江湖的年輕記者，對每一場選舉陣勢都很有興趣，有一天，我們去一個市民代表的選舉造勢場合採訪，台上主持人的聲音早被鞭炮聲淹沒，站在場邊的我可能有些恍惚，居然被亂竄的鞭炮射穿了左腳腳踝，一時之間，台上宣誓參選、台下血濺會場，候選人和我都很尷尬，K連忙提著我沾滿血的白色高跟鞋送我去一家外科診所，我只惦記著當天穿了一條非常時髦的土黃色燈籠褲居然也被鞭炮射穿了，K的無微不至和腳踝的傷，我並沒有太在意。
倒是因為腳傷的緣故，有好一陣子都不再能去唱歌跳舞，腳踝的傷口還拖了好幾個月，怎麼敷藥都不會好，後來才發現是鞭炮的碎片卡在骨頭沒有及時發現，導致傷口一度化膿，就像小白事件始終卡在我心裡沒有過去，最後還是到醫院開刀取出碎片，才算了結了腳傷。
在那段帶傷上陣的時間，我不得不調整步伐，走路慢些，站得遠些，也不再那麼激情，開始懂得尋找記者應有的不近不遠的位置，那次的傷口癒合後，我整個人也好像脫胎換過似的，與熱情有了距離。
時序進入盛夏，金黃色的太陽已完全霸佔了這座南國小城，我們這些年輕記者除了跑新聞，依舊忙著把握每一個機會想要跳到更好的報社；而我終於學會應付島嶼之南的酷熱，不是在時髦的洋裝外戴上一層農婦才用的袖套，就是穿上像阿伯一樣的防曬夾克，還有我的瀏海也會吹得高高的，再噴上定型液，終於知道並不是南部人不時尚，而是我們得先應付太陽再應付潮流，卸下防熱的盔甲，才看得到真實的我們。
一年後，我終於考上了心目中的報社，揮別了那個初夏很短、盛夏漫長又燠熱的一九八九年，關於媽媽倒下又爬起的身影、舞廳裡流轉的霓虹斑燦、那根扎在心裡的刺，還有左腳腳踝上的鞭炮傷口、和K一起呑吐的煩惱，都成了我的青春風景，隨著歲月摺疊在幽幽的記憶裡。
只有進入記憶空間的雲端硬碟，點開一九八九的資料夾，金黃色的夏日光影才會再恣意地流動了起來。
（全文收錄在小記南方一萬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