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釀影評｜《安妮艾諾 超八時光》：成為「我」，即是抵抗暴力

在台北文學．閱影展開幕的周五當晚，獨自前去看了特別放映的《安妮艾諾 超八時光》。電影並沒有太多超乎其簡介的驚喜，它的確就是一部以家庭錄像為素材的紀錄片，由安妮．艾諾的前夫菲利浦掌鏡拍攝家人歡聚、孩子成長、節日慶祝和異國旅遊；剪輯單純，從 1972 到 1981 年按照時序播映，佐以現齡八十二歲的安妮為此書寫、親口敘述和解釋當時情景的旁白。

簡單的組合，卻擁有多層面的、直接而強勁的衝擊力道，像極了每次閱讀她作品的感受。無論是這部電影或文學作品，在形式上，她很少刻意編排情節，不花力氣刻劃人物性格，這一方面自然是因為她所述的事件和角色大多源於自身經歷，但另一方面，亦是一種出於信念的有意為之，是她對於「我」之值得書寫且必須被書寫的堅持與證成──「我」承載著她頂天立地的主體性與豐沛的能動性，「我」憤怒、「我」不甘心、「我」嫉妒，「我」以寫作和行動改變我不想要的現實和生活。但與此同時，「我」也意味著沒有姓名、沒有固定的面目和個性，可以作為一個廣泛的符號，而無須指涉特定單一的個人。「我」是千千萬萬個各自獨立且不同的我，是時代、階級、性別經驗的總和與縮影，任何人只要共享其中的一點點經驗、或僅是能對該經驗產生同理，就足以代入成為「我」。

正因她筆下的「我」兼融了最特定、又最包容的意涵，並高度察覺個人與現實社會密不可分、卻若即若離的關係，因此即使她每一部作品都完全聚焦談論「我」，卻不會令人感到自溺或自我中心，反而被認為是客觀的、社會學式的書寫。不過，她從不高舉理論，在文字和語句上也主要運用直白明瞭、語調中性的「平白書寫」，不假任何精緻美麗的修辭，捨棄詩意、象徵和情感符碼，這是她自覺身為「階級叛逃者」所做的對中產階級的批判與反抗，藉此確立鮮明自我。

這些屬於安妮．艾諾的標誌性特色，在本片旁白亦表露無遺。她的自白並非沉浸於回憶的低語，而是直直瞄準錄像畫面，作出簡潔明快的敘事，有意識地看見和分析自家的佈置（壁紙的花紋樣式、古董店蒐羅來的物件），家事分工（女人是養育者、承擔所有家務勞動），休閒度假的方式（暫住鄉村的親戚家接近自然、冬季去山上滑雪並在旁購置度假小屋），出國旅遊的選擇（遠飛智利見證社會主義總統阿葉德的改革、到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的度假村過著與當地人完全不接觸的遊客生活），每一個影像切片都反映 1970 年代法國中產家庭與消費社會的觀念與習慣，是個人身在國家和歷史中既平行又被捲入的滾動軌跡。

她的語調全程不參雜感傷眷戀（除了提及母親搬離時有些許落寞），然而愈是如此，我卻愈陷落在影廳座椅中，感覺自己甚至比她還要滿懷傷感。一是因為，與捧著書閱讀徹底不同，影院裡的觀看無法暫停和重播，於是分秒意識到再美好的影像或語句，都將成為此生僅有一次的凝望，在企圖捕捉和牢記的當下亦已模糊逝去，留存下來的再製都彷彿贗品，一如時光本身。

二則因為，在我看來，影像與敘事之間存在著難以忽略的落差。手持攝影機明顯的丈夫視角，畫面呈現出的晃動、顆粒與褪色質感（這對熟悉手機和數位攝影的我們而言反倒是最高美感），安妮和兩個孩子在鏡頭前笑著走動著的身影，讓人反射性接收到那曾是一段幸福的時光。可是錄像無聲，影中人說的話未能被收錄，自始至終我們唯一聽見、從而建構對畫面之一切認識的，只有她在四、五十年後所作的描述，而她打從最一開頭就說了暮鼓晨鐘、奠定全片基調的那句：

我不斷思索和試圖理解安妮為何如此詮釋這段時光、這場婚姻，時而懷疑是她的回憶濾鏡銳化（而非鈍化）了當初的矛盾與不快，時而敬佩地認為這正是她從不裝睡、永遠清醒的銳利誠實。但「暴力」是嚴肅指控，以此形容究竟是精準或言重？

起初我以為，這份暴力首先關於性別和階級。當年她身為妻子和母親，承擔幾乎所有的家內勞動，即使菲利浦和她同為左派知識份子，情況也沒有不同。而儘管她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教師進入中產階級，但勞動階級的家庭背景，仍使她在面對菲利浦中產階級出身的家人和親戚時感到格格不入。

這歸根究柢是來自社會性、結構性的暴力，但最令我心驚（乃至於感到難以面對）之處在於，時至今日，多數婚姻依然深刻共享本質相似的問題。婚姻內的性別分工觀念已有不少改善，但從未臻理想，尤其母親一職在懷孕和養育上都有生理層面的重擔。階級的情況更是從前、以後都不會有所改變，向上流動的婚姻若要和平長久，唯有躋身上流者懷著欣喜感激之情，由內而外徹底捨棄出身，讓自己蛻變融入上層階級。

然而，沒有一場婚姻足以承擔如此龐大的控訴。儘管婚姻中的個人仍有一定程度的能力和選擇作出改變（根據安妮的說法，菲利浦對此顯然毫無作為），但這些甚至不是憑藉愛或信念便能根本改善的事情──若是如此，是否有任何婚姻可以倖免於暴力？

不過，當我在觀影後開始閱讀《悠悠歲月》，似乎看見這段時期更加立體完整的樣貌。《悠悠歲月》是安妮．艾諾重要的代表作，她自創了文體風格獨特的「無人稱敘事」，以橫跨 1941 至 2006 年的十四張照片為歲月前進之引，時而省略主語、透過大量羅列物件和環境的細節勾勒出時代和空間的樣貌，時而以「我」或「我們」寫盡人們面對劇烈變動的政治社會事件有何看法與反應，並作出許多精闢的總結和註解。

比如她形容 1968 年是「世界的第一個年頭」，五月革命點燃了希望與可能性，從前認為不可能的事、如今發生了，曾被視為「正常」的不再理所當然，「解放」以各種意義體現在不同層面，尤其是政治、社會與性。從今以後，「每個人，只要他代表著一個集團、一種身分、一種不公正的行為，無論是否知識分子，都可以說話和被傾聽。有過某種作為女人、同性戀者、階級的叛徒、在押犯、農民、礦工的經歷，就給予了說『我』的權利。」（註1）

但沒過多久，她如此評論 1972 年他們買了音響、收錄機和超八毫米貝爾攝影機：

我於是明白，她所謂的「暴力」不必然是壓迫和傷害，而是當「我」在整個時代浪潮下開始被視為人理當擁有的本質、權利和追求，任何無法全然展現「我」的時刻和處境，都是剝奪，都是遭受暴力的時刻。「幸福，卻又帶著一種暴力。」涵蓋的不僅是婚姻，更是五月過後再沒有一次新的五月，革命裡曾經短暫活出的平等與自由，後來只有自由主義。

所以安妮在電影旁白中不只一次提到，當時的她對寫作充滿渴望和迫切，卻只能秘密寫作。其實不得不作為秘密的，並不是「寫作」這件事本身，（藝術創作當時是流行的、創造自我的方式：「表現自己的方式有：家用器皿、編織、吉他、首飾、戲劇、寫作。浮現著一種無邊無際而又模糊的創造欲。人人都倚仗一種藝術活動或者打算擁有它。」（註2））而是她急欲寫出的內容，以及她企圖書寫的方式。她的清醒始終在於，她知道自己代表什麼身分，也認為自己有權完整地訴說並被聆聽，她情願大膽、誠實、犀利、赤裸地寫下墮胎經驗尋求女性解放、寫下對自身階級的叛逃與批判、寫下婚姻裡的性別失衡與矛盾，這是她成為「我」、從而抵抗暴力的唯一途徑。

而她確實做到了，成為了安妮．艾諾。為此，她並不傷感懷舊，我們也無須。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