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安思危：延續21世紀美國單極的大戰略 杜如松（Rush Dushi）2022年新作《長期搏奕》推薦序

張登及(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202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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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盡可能延續蘇聯瓦解後的「單極時刻」（unipolar moment），是過去30年來令眾多美國思想者殫精竭慮、輾轉反側的大問題。博學廣聞、少年有成的國安會對華政策主要幕僚，通曉中文且曾遊歷中國的哈佛博士杜如松，與比他年長一兩代的美國「中國通」們都不例外。差別在於當年的中國通們雖然也熟悉各種版本的「中國威脅論」，但小布希（George W. Bush）時代以前，「中國威脅」更常以「崩潰的破壞者」面貌出現。睡獅/黃禍式的威脅，當時看還很遙遠。

但杜如松博士在而立之年以傅爾布萊特學者身份到雲南大學訪學時，汶川地震、北京奧運、上海世博都已過去，美國次貸風暴又一次引起「西方沒落」的憂慮。中國與南海諸島聲索各國的爭端正開始，歐巴馬（Barrack Obama）政府也正展開制衡胡錦濤末段任期更加「有所作為」的中國，並推出了「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再平衡（Rebalancing）等戰略。此刻的中國經濟規模才超過德國不久，又正要超過日本。若按爭議很大的「購買力平價」（purchase power parity, PPP）計算，已有很多人認為數年內美國的GDP也會被超越。

彼時歐巴馬以少數族裔之姿勝選，為美國與自由世界帶來一片新氣象。但很快因經濟失衡與不平等造成國內社會大分裂（Great Divide）的病症，又逐漸在美歐傳染。習近平接著上台後，為了一併處理經濟「新常態」下內、外兩個大局的諸多陳痾，很快又推出深富地緣戰略色彩、規模浩大的「一帶一路」計畫，並以弘揚中華歷史與理念、強化民族認同與愛國主義、刷新馬克思主義思想等「強勢」（assertive）作為，加固中共的「總體安全」。權力移轉與兩強不安全感深化和普遍化、社群化，使結構性的僵局更加凝固。這樣喧囂卻日趨陰暗的國際大環境，自然使杜如松一代的少壯中國專家對中國的體認頗有別於他的師輩。同時筆者也相信，印裔背景，勢必使他也對歐巴馬轉換到川普（Donald Trump）的驚濤駭浪深有感受。加上雲南和中印邊境的經歷和紮實的中文文獻訓練，更使杜如松的《長期博奕》一書在熱情中不失務實。坊間論者若僅從「少壯派=鷹派=好戰派」來看待，得到過度「樂觀」或「悲觀」的結論，恐失之膚淺。

《長期博奕》不只是一本美國對華戰略的實務建言手冊，還是非常全面、詳細的冷戰後中美全方位競爭的歷史紀錄。如果讀者曾從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傅高義（Ezra Vogel）、蘭普頓（David Lampton）、沈大偉（David Shambaugh）、黎安友（Andrew Nathan）、謝淑麗（Susan Shirk）、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資中筠、王緝思、楊潔勉、閻學通等名家處得到探索中美關係的啟發，那杜如松博士的《長期博奕》一定是此知識系譜上最新最詳，成一家言的新標竿。

此書足以取法的成就，還來自作者結合傳統方法和新工具的研究設計，使過去重視中共官方文獻詮釋解讀的「藝術」，和當代數位化資料庫技術相結合，構成對戰略「意圖」有解釋力的中國「削弱、建立、擴張」三部走大戰略演繹。國際政治學研究因果解釋的兩大要素就是「能力」（capability）與「意圖」（intention）；前者總是現實主義的舞台，後者常是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領地，自由制度主義（liberal institutionalism）揉合兩者，在「制度」這個中介變項上遊走。《長期博奕》當然掌握了最近30年中國的「能力」建設，但注意到一般年輕外交研究者不會注意的劉華清、王嵎生的回憶與建言細節，體察像是胡錦濤第二任期主張外交「更加」有所作為這樣的細緻變化，才使作者對「意圖」這個建構主義的迷團享有發言權。筆者認為，也是基於此種綱舉目張、粗中有細的功夫，作者終能在最後提出頗具「中國特色」的美國應對之道：不對稱競爭。那幾乎就是對北京「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顯然不像部分讀者可能期待的「立即一戰」，或者某種攻勢現實主義「硬碰硬」的想像，這是繁體中文版臺灣讀者特別值得玩味的。

既然「意圖」本就是國際關係研究最大的黑箱，則一切的詮釋無論如何努力客觀，仍難做到絕對設身處地，這是《長期博奕》留給讀者真正「懸而未決的辯論」。例如攻勢現實主義大師米爾斯海默也想必會認同的「削弱、建立、擴張」的SOP，很像是從韜光養晦到奮發有為的直線前進戰略，但如何證實這是「六四、蘇聯瓦解、海灣戰爭」三年內確立，且江、胡、習都自覺其目標是「取代美國霸權」的長期大戰略，論證起來頗有挑戰。彼時中國經濟規模尚不足臺灣的2倍（2021年為21倍），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資產階級自由化警鐘長鳴，但就算加上伊戰震撼，就「能力」論，實難想像中共已有在「全球範圍」取代美國秩序的藍圖。這也是米爾斯海默從地緣角度出發，堅持「世界霸權」不會出現，中國爭奪的是東亞區域層級（regional hierarchy）的原因。

要超越「能力」，為世界霸權打算，就算「意圖」再普世崇高，大約西方也會有很多專家反對華府「過度擴張」。這也是為何《長期博奕》建議對華既不能去遷就、又不能搞顛覆，而必須從「不對稱」出發去「削弱」。反之，若中國要「過度擴張」去追求全新世界秩序，那恐怕要退回趙紫陽、胡耀邦甚至更早的毛澤東、周恩來、林彪時代，從「世界革命」、「世界鄉村包圍世界城市」、「人民戰爭與持久戰」去探索中共外交和身份（identity）的基因—筆者認為即是中共建國後持久存在、凝結於毛澤東的形象和理念上的「第三世界 / 挑戰者」國家身份。但即便是曾推動全世界範圍「取代」美帝、蘇修的毛，也保有「臺灣問題可以放一百年」的彈性。這種流動性，究竟志在跑馬克思世界革命的「馬拉松」？還是會回到天下「以不治而治之」的道家戰略？恐怕就超過《長期博奕》探討的時空範圍了。

不過誠如本書結論所言，只要華府總是居安思危地評估「霸權衰落」的趨勢和程度，西方國家對自身文明的缺失也總能發揮自我批判、相互制衡的傳統，那麼不管非西方挑戰者的「削弱—建立—擴張」會停在何處，美國延續21世紀單極優勢的機會，還是大過「中國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