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登及（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2022年12月，台北：八旗出版，頁7-14&nbsp;《<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42933" target="_blank" rel="noreferrer noopener">大幻覺：自由主義之夢與國際政治現實</a>》（以下簡稱《大幻覺》）是一本國際關係學最新的一本殿堂級教科書。作者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以古今史證為本，直白、簡明、尖銳地回顧了推動了近代國際關係前進的三大主要思潮—現實主義、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最終又強而有力地回歸他2001年定鼎學科大家的經典之作—《<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03918?loc=P_br_r0vq68ygz_D_2aabd0_C_1" target="_blank" rel="noreferrer noopener">大國政治的悲劇</a>》（<a href="https://www.amazon.com/Tragedy-Great-Power-Politics-Updated/dp/0393349276" target="_blank" rel="noreferrer noopen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a>）的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核心主張。不遭人議非英才，筆者用國關的術語說，這兩本書已確立米氏在學科系譜上成為「一極」的宗師地位。&nbsp;論理和舉證：說得自由派「不願面對」？&nbsp;《大幻覺》這次以全面批判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為宗旨，或許因而給予現實主義守勢派（defensive realism）前輩與知名戰友如華爾滋（K. Waltz）、史耐德（J. Snyder）與葛拉瑟（C. Glaser，曾以提出「棄台論」在台灣被抨擊而知名）等慷慨肯定。這樣妥協性的「理論統一戰線」是否必要，攻勢現實主義原本的粉絲可能訝異。而令普世論自由派尤其不快者，不僅因為米氏聯兵古今現實主義各大門派，從一貫的理論否定美國「自由霸權」（liberal hegemon）以燈塔之姿推翻威權、統一世界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還條陳縷析、刨根究底地向洛克、康德、威爾遜等自由主義哲學家和政治家的基本論點發起攻擊，接著不留情面地一一駁斥當代自由派理論諸將帥如羅爾斯（J. Rawls）、基歐漢（R. Keohane）、杜伊爾（M. Doyle）、伊肯伯里（J. Ikenberry）的各路論證。&nbsp;殺傷力更大的是米氏旁徵博引無數令人「不願面對的真相」，使目睹「歷史終結論」竟然自我終結、「後全球化」強權政治竟可能回歸而挫折的「國際社會」人士難以忍受。這種附有大量註腳佐證，批判自由主義的砲彈幾乎遍佈各章。例如他直言美英和平權力移轉非因民主和平之制度相近，而是英國太遜。假如戰後英國國力復興多個幾倍，美國絕不會與其甘休。戰後自由霸權以人道主義干預他國搞「政權改變」與「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動機純粹的只有柯林頓（B. Clinton）總統出兵索馬利亞慘敗一例。主導建設民主成功的只有日本與德國，且還要歸因於德、日早具備強國家（strong state）的現代制度基礎。至於其他「壯舉」，從1950年代伊朗到越戰再到「大中東」（改造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五國），不分民主、共和兩黨，成績都慘不忍睹。僅討伐又重建阿富汗的開支，就已超過戰後援助全部西歐的馬歇爾計畫。「大中東」大業唯一的戰略好處，恐怕只是造出難民，使歐盟被拖垮。&nbsp;是可忍孰不可忍，烏克蘭危機過在西方？&nbsp;如果讀者舉東歐民主化反駁米氏，他的論據也早有準備：東歐在戰前本來就是西方集團，美國沒什麼功勞。而且現今它們是否已經變成「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恐未可知。最令「正義之士」難以忍受的，是米氏竟沒有因為芝大學生譴責其反對援烏、疑似同情普京（V. Putin）總統而悔改，竟繼續在《大幻覺》痛責「北約東擴」，是違反歷史上俄國生存所需的勢力範圍。他又說2014年推翻烏國親俄民選總統亞努科維奇（V. Yanukovych）不是什麼橙色革命，更像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四處推翻敵對小國的社會工程與政變，成立的基輔新政府內不乏新法西斯主義者（neofascists），這才是俄烏之戰遠因與元兇。為了加固論證的權威，米氏還請出了冷戰圍堵總工程師喬治肯楠（G. Kennen），為批判北約東擴提供戰略證言。&nbsp;推薦序走筆至此，如果讀者因「正義感」而拒讀《大幻覺》，那絕對是知識上的一大損失。坊間為滿足正義爽感客製化的煽情讖緯之書車載斗量。如果讀者志在國防外交事業，閱讀經典卻生「義憤」，只能說是其器小哉、不足與議。《大幻覺》不止是一本媲美基歐漢1986年圍攻現實主義之鉅作—《<a href="https://www.amazon.com/-/zh_TW/Robert-Keohane/dp/0231063490/ref=sr_1_1?crid=2OI8QXSYW6K6N&amp;dib=eyJ2IjoiMSJ9.fsUagfY1yjmA5-lbi9DQVCq-tQzaCz_zseOfWtcrhbE.n7WMIEysJCPBNe70s87aW5dztzuHCVC-N-UkB9-JyOU&amp;dib_tag=se&amp;keywords=neorealism+and+its+critics&amp;qid=1705908025&amp;s=books&amp;sprefix=Neorealism+and+its%2Cstripbooks-intl-ship%2C241&amp;sr=1-1" target="_blank" rel="noreferrer noopener">新現實主義及其批評</a>》的經典，更是米氏《大國政治的悲劇》傳承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的前傳。它不止是一本國關的書，還是外交史與思想史的導讀。無論身份認同如何、政治立場為何，要磨練思辯能力與戰略智謀，《大幻覺》都是上乘的試金石。&nbsp;有節制的批判—針對的是「進步自由主義」&nbsp;《大幻覺》挑戰整個自由主義理論家族，乃從其哲學人類學根基—人性論（human nature）精準切入。之所以謂之精準，是因為米氏刀法先豁免了國內政治的自由民主，認同在契約締結的主權之內，實行自由民主比其他制度確實相對較好。他要挑戰的是因為近代崛起的民族主義威力強大，使主權之外處於始終別無權威的無政府狀態，但自由主義仍夢想要到主權之外擴張管轄、改造他國，最後不僅得不償失，還會因為好鬥與危機動員，使國家回頭集權，危及國內的自由價值。&nbsp;接著米氏又把自由主義一分為四：進步自由主義（Progressive Liberalism）、權宜自由主義（Modus Vivendi Liberalism）、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與自由理想主義（Liberal Idealism）。危險最大、單極霸權的建制菁英與享有全球化優勢的青年學子最難抵抗誘惑的，只是進步自由主義。這樣一來，《大幻覺》要用國際現實戳破的「自由主義之夢」，就是對準進步自由主義。最容易使霸權發狂「作夢」的，也是進步自由主義。米氏筆下當代西方進步派對國際現實之盲目傲慢，幾乎也可以叫做「攻勢自由主義」了。&nbsp;進步自由主義雖特別出彩，《大幻覺》指出兩個它違反人性論的核心信念：原子論式的個人主義（atomic individualism）；與這種「個人」非黑即白、善惡二元的「天賦權利」—有之即善，無之即惡。米氏上溯到希臘羅馬的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下探到柏克（E. Burke）、黑格爾（G. Hegel）與史特勞斯（L. Strauss）哲學，發現原子化個人主義絕非思想史與世界史之普世代表，甚至也非自由民主制度唯一適用的思想體系，而僅是思想史上的一種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反而看似特殊主義、因地理與歷史因素造就的頑強的民族主義，至少從近代起是普世的現象。筆者借用國際關係英國學派先驅懷特（M. Wight）的看法可說，進步派只是多堅持了財產權一項，其他在米氏看來簡直與馬克思（K. Marx）共產主義差異無幾—謳歌自由絕不等於支持寬容（tolerance），都是自我中心地想在無政府世界改造他國的「革命主義」。&nbsp;進步自由主義的屏障：民族國家與地緣政治&nbsp;原子論的個人主義在近代的興起，若採用米氏也頗為推崇的德國社會學者韋伯（M. Weber）的學說，自有其宗教的獨特因素。米氏頗節制地稱「不打算評價天主教或新教孰為正道」，就好像他不打算參加哲學界「至善」（good life）為何的辯論，因為那就像是韋伯詛咒過的「諸神對抗」，功利派與權宜派都不會想參戰。但擁抱原子論個人主義的進步主義在國際關係碰壁，米氏認為是因為人是具有部落性的社會存在，部落性會形成杭廷頓（S. Huntington）所說的區分「我者」與「他者」的文化。人雖確實具有「工具理性」的共性，但在「價值理性」上難以跨越的最大「文化我者」即是「民族」。有共同想像的民族因為資源獨佔與心理歸屬感需要等因素，極為抗拒他者干涉；在近代歐洲君主制沒落後，順勢與君主旁落的主權結合，形成了民族國家（nation state）。&nbsp;《大幻覺》與《大國政治的悲劇》最大的差異，就是以「民族」為國家畫龍點睛，同時也為國家的擴張設下天塹。民族國家是人的價值理性能運作的最大極限，國家之上只能用工具理性，也就是追求生存與權力的現實主義原則，在國際體系結構中運籌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很難用價值理性去教化。而且就算是工具理性，也不是掌握槍砲就可「用實力說話」。米氏搬出《大國政治的悲劇》的地緣政治論，認為太平洋夠大，限制了任何國家擴張的極限。想逾越理性推銷進步自由主義，很容易變質為損人不利己的「自由軍國主義」（liberal militarism）。&nbsp;大國政治解局：克制並引誘對手流血？&nbsp;熟悉米氏早前論點的讀者想必知道，強調體系無政府特徵的結構現實主義，是攻勢現實主義的理論地基，而結構的另一特徵是功能不分化的相似單元（like unit）。這事實上是一種國家原子論。難怪米氏支持亞里斯多德「人是社會的動物」，卻傾向霍布斯（T. Hobbes）的假說，認為國家「意圖」不可知下會恐懼（fear）盛行，武裝的國家隨時會使用非和平手段擴大權力，所以自由霸權並不比威權強國更吝於運用政變顛覆與滲透分化的手段，以至於「民主和平」（democratic peace）與「國際社會」（international community）都是無意義的概念。一戰時的德國普選權比英國普遍，19世紀南北戰爭「兩個美國」都非不民主，戰後民主國家間的和平，完全可以改用「霸權穩定」或「資本和平」來解釋。當然，任何論證都非天衣無縫；就如米氏引述美國政治思想家史特勞斯所言，「不要對掌握真理樂觀」。他還認同英國經驗主義者休謨（D. Hume）說的，「理性經常只是合理化情感得到的答案」。那米氏自己又何能例外？&nbsp;不過關心米氏20年前早已預言的美中激烈競爭下，台海危局怎麼辦的讀者，不妨還是要用理性從《大幻覺》中摸索。筆者從本書中至少看到兩種場景：自由霸權在脆弱感與優越感的矛盾下造成三輸，以及大國最佳策略是非常克制（restraint）並「引誘對手大國流血」（baiting and bleeding）。誰輸最多，對最弱一方重要嗎？有沒有第三條路？從《大幻覺》不太好說清。但至少從本書我們知道，進步自由主義只是自由主義的一種，它有自身的邏輯和限制。同時，我們也要冷靜自覺地面對民族主義的脈動。這些應該是在體系無政府與地緣戰略斷層線上，所有行為者確保生存的最後底線。

張登及（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2022年12月，台北：八旗出版，頁7-14

》（以下簡稱《大幻覺》）是一本國際關係學最新的一本殿堂級教科書。作者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以古今史證為本，直白、簡明、尖銳地回顧了推動了近代國際關係前進的三大主要思潮—現實主義、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最終又強而有力地回歸他2001年定鼎學科大家的經典之作—《

）的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核心主張。不遭人議非英才，筆者用國關的術語說，這兩本書已確立米氏在學科系譜上成為「一極」的宗師地位。

論理和舉證：說得自由派「不願面對」？

《大幻覺》這次以全面批判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為宗旨，或許因而給予現實主義守勢派（defensive realism）前輩與知名戰友如華爾滋（K. Waltz）、史耐德（J. Snyder）與葛拉瑟（C. Glaser，曾以提出「棄台論」在台灣被抨擊而知名）等慷慨肯定。這樣妥協性的「理論統一戰線」是否必要，攻勢現實主義原本的粉絲可能訝異。而令普世論自由派尤其不快者，不僅因為米氏聯兵古今現實主義各大門派，從一貫的理論否定美國「自由霸權」（liberal hegemon）以燈塔之姿推翻威權、統一世界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還條陳縷析、刨根究底地向洛克、康德、威爾遜等自由主義哲學家和政治家的基本論點發起攻擊，接著不留情面地一一駁斥當代自由派理論諸將帥如羅爾斯（J. Rawls）、基歐漢（R. Keohane）、杜伊爾（M. Doyle）、伊肯伯里（J. Ikenberry）的各路論證。

殺傷力更大的是米氏旁徵博引無數令人「不願面對的真相」，使目睹「歷史終結論」竟然自我終結、「後全球化」強權政治竟可能回歸而挫折的「國際社會」人士難以忍受。這種附有大量註腳佐證，批判自由主義的砲彈幾乎遍佈各章。例如他直言美英和平權力移轉非因民主和平之制度相近，而是英國太遜。假如戰後英國國力復興多個幾倍，美國絕不會與其甘休。戰後自由霸權以人道主義干預他國搞「政權改變」與「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動機純粹的只有柯林頓（B. Clinton）總統出兵索馬利亞慘敗一例。主導建設民主成功的只有日本與德國，且還要歸因於德、日早具備強國家（strong state）的現代制度基礎。至於其他「壯舉」，從1950年代伊朗到越戰再到「大中東」（改造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五國），不分民主、共和兩黨，成績都慘不忍睹。僅討伐又重建阿富汗的開支，就已超過戰後援助全部西歐的馬歇爾計畫。「大中東」大業唯一的戰略好處，恐怕只是造出難民，使歐盟被拖垮。

是可忍孰不可忍，烏克蘭危機過在西方？

如果讀者舉東歐民主化反駁米氏，他的論據也早有準備：東歐在戰前本來就是西方集團，美國沒什麼功勞。而且現今它們是否已經變成「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恐未可知。最令「正義之士」難以忍受的，是米氏竟沒有因為芝大學生譴責其反對援烏、疑似同情普京（V. Putin）總統而悔改，

竟繼續在《大幻覺》痛責「北約東擴」，是違反歷史上俄國生存所需的勢力範圍。他又說2014年推翻烏國親俄民選總統亞努科維奇（V. Yanukovych）不是什麼橙色革命，更像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四處推翻敵對小國的社會工程與政變，成立的基輔新政府內不乏新法西斯主義者（neofascists），這才是俄烏之戰遠因與元兇

。為了加固論證的權威，米氏還請出了冷戰圍堵總工程師喬治肯楠（G. Kennen），為批判北約東擴提供戰略證言。

推薦序走筆至此，如果讀者因「正義感」而拒讀《大幻覺》，那絕對是知識上的一大損失。坊間為滿足正義爽感客製化的煽情讖緯之書車載斗量。如果讀者志在國防外交事業，閱讀經典卻生「義憤」，只能說是其器小哉、不足與議。《大幻覺》不止是一本媲美基歐漢1986年圍攻現實主義之鉅作—《

》的經典，更是米氏《大國政治的悲劇》傳承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的前傳。它不止是一本國關的書，還是外交史與思想史的導讀。無論身份認同如何、政治立場為何，要磨練思辯能力與戰略智謀，《大幻覺》都是上乘的試金石。

有節制的批判—針對的是「進步自由主義」

《大幻覺》挑戰整個自由主義理論家族，乃從其哲學人類學根基—人性論（human nature）精準切入。之所以謂之精準，是因為

米氏刀法先豁免了國內政治的自由民主，認同在契約締結的主權之內，實行自由民主比其他制度確實相對較好。他要挑戰的是因為近代崛起的民族主義威力強大，使主權之外處於始終別無權威的無政府狀態，但自由主義仍夢想要到主權之外擴張管轄、改造他國，最後不僅得不償失，還會因為好鬥與危機動員，使國家回頭集權，危及國內的自由價值

接著米氏又把自由主義一分為四：進步自由主義（Progressive Liberalism）、權宜自由主義（Modus Vivendi Liberalism）、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與自由理想主義（Liberal Idealism）。

危險最大、單極霸權的建制菁英與享有全球化優勢的青年學子最難抵抗誘惑的，只是進步自由主義。這樣一來，《大幻覺》要用國際現實戳破的「自由主義之夢」，就是對準進步自由主義。最容易使霸權發狂「作夢」的，也是進步自由主義。

米氏筆下當代西方進步派對國際現實之盲目傲慢，幾乎也可以叫做「攻勢自由主義」了。

進步自由主義雖特別出彩，《大幻覺》指出兩個它違反人性論的核心信念：原子論式的個人主義（atomic individualism）；與這種「個人」非黑即白、善惡二元的「天賦權利」—有之即善，無之即惡。

米氏上溯到希臘羅馬的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下探到柏克（E. Burke）、黑格爾（G. Hegel）與史特勞斯（L. Strauss）哲學，發現

原子化個人主義絕非思想史與世界史之普世代表，甚至也非自由民主制度唯一適用的思想體系，而僅是思想史上的一種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反而看似特殊主義、因地理與歷史因素造就的頑強的民族主義，至少從近代起是普世的現象。

筆者借用國際關係英國學派先驅懷特（M. Wight）的看法可說，

進步派只是多堅持了財產權一項，其他在米氏看來簡直與馬克思（K. Marx）共產主義差異無幾

—謳歌自由絕不等於支持寬容（tolerance），都是自我中心地想在無政府世界改造他國的「革命主義」。

進步自由主義的屏障：民族國家與地緣政治

原子論的個人主義在近代的興起，若採用米氏也頗為推崇的德國社會學者韋伯（M. Weber）的學說，自有其宗教的獨特因素。米氏頗節制地稱「不打算評價天主教或新教孰為正道」，就好像他不打算參加哲學界「至善」（good life）為何的辯論，因為那就像是韋伯詛咒過的「諸神對抗」，功利派與權宜派都不會想參戰。

但擁抱原子論個人主義的進步主義在國際關係碰壁，米氏認為是因為人是具有部落性的社會存在，部落性會形成杭廷頓（S. Huntington）所說的區分「我者」與「他者」的文化。人雖確實具有「工具理性」的共性，但在「價值理性」上難以跨越的最大「文化我者」即是「民族」。

有共同想像的民族因為資源獨佔與心理歸屬感需要等因素，極為抗拒他者干涉；在近代歐洲君主制沒落後，順勢與君主旁落的主權結合，形成了民族國家（nation state）。

《大幻覺》與《大國政治的悲劇》最大的差異，就是以「民族」為國家畫龍點睛，同時也為國家的擴張設下天塹。

民族國家是人的價值理性能運作的最大極限，國家之上只能用工具理性，也就是追求生存與權力的現實主義原則，在國際體系結構中運籌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很難用價值理性去教化。而且就算是工具理性，也不是掌握槍砲就可「用實力說話」。米氏搬出《大國政治的悲劇》的地緣政治論，認為

太平洋夠大，限制了任何國家擴張的極限。想逾越理性推銷進步自由主義，很容易變質為損人不利己的「自由軍國主義」（liberal militarism）。

大國政治解局：克制並引誘對手流血？

熟悉米氏早前論點的讀者想必知道，強調體系無政府特徵的結構現實主義，是攻勢現實主義的理論地基，而結構的另一特徵是功能不分化的相似單元（like unit）。這事實上是一種國家原子論。難怪米氏支持亞里斯多德「人是社會的動物」，卻傾向霍布斯（T. Hobbes）的假說，認為國家「意圖」不可知下會恐懼（fear）盛行，武裝的國家隨時會使用非和平手段擴大權力，所以

自由霸權並不比威權強國更吝於運用政變顛覆與滲透分化的手段，以至於「民主和平」（democratic peace）與「國際社會」（international community）都是無意義的概念。

一戰時的德國普選權比英國普遍，19世紀南北戰爭「兩個美國」都非不民主，戰後民主國家間的和平，完全可以改用「霸權穩定」或「資本和平」來解釋。當然，任何論證都非天衣無縫；就如米氏引述美國政治思想家史特勞斯所言，「不要對掌握真理樂觀」。他還認同英國經驗主義者休謨（D. Hume）說的，「理性經常只是合理化情感得到的答案」。那米氏自己又何能例外？

不過關心米氏20年前早已預言的美中激烈競爭下，台海危局怎麼辦的讀者，不妨還是要用理性從《大幻覺》中摸索。筆者從本書中至少看到兩種場景：自由霸權在脆弱感與優越感的矛盾下造成三輸，以及

大國最佳策略是非常克制（restraint）並「引誘對手大國流血」（baiting and bleeding）。誰輸最多，對最弱一方重要嗎？

有沒有第三條路？從《大幻覺》不太好說清。但至少從本書我們知道，進步自由主義只是自由主義的一種，它有自身的邏輯和限制。同時，我們也要冷靜自覺地面對民族主義的脈動。這些應該是在體系無政府與地緣戰略斷層線上，所有行為者確保生存的最後底線。

《大幻覺》推薦序：國際關係進步自由主義及其批評

版主服務於臺大政治學系，偏見是喜歡從歷史與結構兩個角度出發，去探索國際關係、兩岸關係與地緣政治條件下，人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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