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時代，鄧時代和習時代的共同點、轉承和區別

2023年是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召開45周年。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於1978年12月18日—22日在北京召開，被視為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文革結束的終點。借此時機，2023年12月25日，《財新週刊》2023年第50期發表了題為“重溫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社論。文章針對習近平上臺以來回歸毛的文革路線，偏離鄧的改革開放路線，聲稱，

“45 年，崢嶸歲月稠。1978 年年底召開的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定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果斷結束“ 以階級鬥爭為綱” ，將全黨 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掀起了改革開放序幕。改革開放成為決定當代中國前途命運 的關鍵一招。紀念改革開放45 周年，不只是回 顧過往的艱難歷程，不忘初心，更是為了凝聚 共識，斬棘向前”。

並強調，

只有實事求是，才能收拾亂局，直面挑戰。“ 文革” 期間，國民經濟瀕臨崩 潰，官方卻仍堅稱“ 形勢大好” ，且“ 越來越好” ，實則民生雕敝、貧窮落後，不僅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越拉越大，而且被正在騰飛的周邊國家和地區遠遠甩在後面。 知恥近乎勇。唯有靠實事求是，中國才能跳出“絕對貧困陷阱 ”。

 明顯是針對現狀，借題發揮，火藥味很濃。說明一些體制內人士也對習近平的施政方針和效果相當不滿。找到合適的出口，就想表達和發洩一下。

至今中共建政已有74年之久。雖然其統治的專制本質一直未變，但在國家目標、合法性基礎、對社會的管控程度、手段和效果方面卻有明顯的變化。這些變化正好與不同時段的主政者的統治偏好基本一致。雖然不能說這些變化是由主政者完全促成的，但主政者因應了社會要求改變的呼聲，並加以利用以增強和鞏固自己的權力。因而將不同階段以主政者的名字來命名恰如其分。那麼明顯的，至今中共的統治可分為毛時代、鄧時代和現在的習時代三個階段。

毛時代從1949年10月建政起至中共1978年12月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止，共計29年。毛澤東於1976年9月去世，去世之後的兩年，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仍然延續毛的“既定方針”，直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兩個凡是“被否定，鄧小平宣導的改革開放路線確立。因而這兩年歸屬于毛時代。所謂“兩個是“，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雖然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的兩年多，華國鋒名義上還是中共黨政軍一把手，但已經失去決策權，實際決策權主要掌握在鄧小平手中，因而十一屆三中全會既是毛時代的終點，也是鄧時代的起點。鄧小平雖然從未擔任中共的最高領導人職務，但在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和胡錦濤擔任中共總書記期間，對鄧小平制定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總方針基本未有大的偏離。所以鄧時代從1978年12月起，至2012 年 11 月中共十八胡錦濤卸任，習近平擔任中共總書記止，共計34年。習時代則從習近平擔任中共總書記起，至今已有11年。

這三個時代的共同點是以党統國治國、壟斷權力和壟斷思想。黨組織是國家各個層面和社會各界的權力中心，而黨中央，包括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三個層次，是最高權力機構，而黨主席或總書記則是最高權力者。最高權力者和黨中央通過從上到下一級一級黨組織，淩駕於或嵌入官僚系統和其它組織中來管控整個社會，實現權力的壟斷。對思想的壟斷則靠樹立以最高領導人名字命名的或歸屬於名下的思想或理論為最高權威，搞個人崇拜、禁止言論自由來實現。毛時代有毛澤東思想，鄧時代有鄧小平理論及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習時代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是中共在不同時期的指導思想，要求黨、政府和社會各界學習貫徹這些思想或理論，作為學校的一門必修課和升學考試中的考試內容，反復灌輸給學生。

毛時代，中共致力的國家目標就是國家完全獨立，徹底擺脫外國勢力對中國政治的干預和影響。要“人民當家作主”，當然人民只是個幌子。這也是中共革命的目標，在中共革命成功建政後，延續了下來。趕跑了西方列強，沒收了西方資本家在中國的資產，驅逐了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士，可以完全不理會西方列強的臉色了。受蘇聯一些干預則是無可奈何。中共是在俄共及蘇共的指導和援助下奪取勝利的，在革命和建政初期，還不得不對蘇共有所依賴，就不能完全自行其事。但隨著中共勢力越來越大，對莫斯科的旨意就越來越不買帳，直至關係完全破裂。而合法性基礎也是國家獨立。只要中共政權不屈服於外國勢力的施壓，窮橫窮橫的，人窮志不短，“中國人民有志氣“，就能贏得老百姓的歡心。

追求國家的完全獨立，完全自行其事，為所欲為，不受其它國家和世界的任何干預和影響，當然就只能是閉關鎖國，“自力更生”。但自力更生並不能“豐衣足食”。毛時代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和計劃經濟導致的經濟停滯和倒退，人民精神和物質生活的極度貧瘠，共產主義烏托邦的破滅，使得受毛蠱惑的集體瘋狂耗盡了人們的熱情和精力，在毛時代後期趨於疲軟和沉寂，難以為繼。畢竟餓著肚子喊口號不是長久之計，精神原子彈的威力再強大也不濟。滿足人民的生活水準的提高就成了體制內外的主要訴求。因而在毛去世後，鄧小平等老一輩中共領導人因應這種變化 ，就將中共的國家目標轉移到到發展經濟和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準上，而發展經濟也成為中共統治最重要的統治合法性。就由毛時代過渡到鄧時代。

鄧時代在發展經濟的目標下，逐步和很大程度上廢除了毛時代的計劃經濟體制和閉關鎖國的對外政策。但並不完全徹底，並提出要恪守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其中最實質性的原則是堅持党的領導，是操作層面的原則。其它三條原則在解釋上有很大的彈性。這被歸納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就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兩個基本點，是中共後來總結的鄧小平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核心內容。鄧時代市場經濟得到了很大發展，對外開放則在江澤民擔任總書記期間的2001年12月加入世貿組織而得到很大提升。對外開放無疑對中共追求的國家完全獨立有所損害，為了獲得西方國家的資金和技術，中共不得不在一些問題上接受西方的要價。鄧小平則以”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來應對這一局面和說服黨內外對此的不滿。”韜光養晦“的意思是我們現在暫時讓步和不出頭是為了積蓄力量以期將來不讓步和出頭。

鄧時代最大的成果就是經濟增長取得了持續的增長，人民生活水準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長。雖然人均收入仍然比較低，但經濟總量從世界排名靠後而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同時也導致了許多新的問題和矛盾，最突出的就是貧富懸殊和系統性大面積的腐敗，鄧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目標並未實現。社會對這兩種現象相當不滿。貧富懸殊在毛時代和等級特權制下其實也存在，但在物質匱乏的條件下顯得並不突出，比較隱性。到了胡錦濤擔任總書記的時期，經濟的膨脹和國力的增強，以2008年中國成功舉辦奧運會為標誌，中共的國家目標就自然而然轉向大國崛起。按野生國師金燦榮的說法，”‘韜晦’從歷史角度來講是非常成功的，但現在確實‘韜光養晦’就不太好用了。原因非常簡單，你塊頭太大了，你藏不住了“。民間和中共內部呼喚大國崛起的聲量漸大。大國崛起隨之也成為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基礎。大國崛起，在世界舞臺上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影響和改變世界格局，比國家獨立更能激發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是中國人追求國家獨立的躍升。而且這種民族自豪感能消解低收入階層對貧富懸殊的不滿，或者將這種不滿轉移到外部勢力對中國崛起的阻礙上，將收入低歸因於外部勢力對中國崛起的阻礙上。一舉兩得，真是上上之策，何樂而不為？但在鄧時代的後期，也就是胡錦濤擔任總書記的第二屆，大國崛起還沒有成為中共外交政策的主方向和怎麼付諸行動。而是在習近平擔任中共總書記後，才成為中共的外交政策和付諸行動。

因而習近平主政後，大國崛起就成為經濟發展之外的國家目標和中共政權的統治合法性基礎，提出了“中國夢”的構想，“中國夢”的目標就是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大國崛起在經濟上通過“一帶一路”來增強中國的經濟影響力，通過“大外宣”和孔子學院等來宣揚中共的意識形態，在台海、南海和中國周邊擴大軍事威脅和衝突，等等。外交風格由職業性轉為“戰狼”外交。習的內政政策則主要集中在反腐，脫貧和加強社會控制，以緩和和壓制社會不滿。加強社會控制一開始就引起很多不滿。通過打擊民間資本來加強經濟控制，加強言論管制來加強輿論控制等。而反腐，脫貧和大國崛起本來都是順應人心的政策，但不得法，結果均適得其反，始亂終棄，都爛尾了。習的反腐是選擇性反腐，真正的目的是集中權力，清洗自己不信任的派系和官員，將自己的親信安插在關鍵和重要的位置。而習修改憲法，把國家主席任期限期兩屆修改為無限期充分暴露了他想終身不卸任的野心，更引發了許多人的強烈不滿。脫貧則勞命傷財，動員大量人力物力幫扶貧困戶，並未解決農村貧困的根源，缺乏土地產權，最終流於形式。只是數字上脫貧了。或者暫時脫貧了，很快又返貧了。不可否認，對外交流和聯繫多了，經濟份量大了，在全球的作用和責任也必然增大，但中國的大國崛起卻是以增強中國對其它國家的控制力和與美國及西方世界的對抗為目標的，想要打破現有的國際格局和國際秩序。這與美國希望中國在現有的國際秩序中發揮作用的期望相反。這就引起了美歐對中國技術和經濟的反制。而中國經濟高度依賴西方的技術、資金和市場，於是中國經濟在遭受三年疫情後繼續衰退。這反映出經濟發展與大國崛起這兩個目標之間具有衝突的一面。經濟發展是大國崛起的物質基礎。經濟發展了，出口增長了，外匯富足才有資本“大撒幣“。但大國崛起受到以美國為主的西方世界的阻擊，又損害了經濟發展。可謂”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綜上所述，毛時代、鄧時代和習時代具有共同性和轉承關係，並非無跡可循，並非取決於主政者的個人意志，而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和演變緣由。按中共自己的話說，“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用“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來界定這三個階段，也大致不錯。其中國家獨立、“站起來“和大國崛起、”強起來“是同一範疇不同階段的目標，而發展經濟、”富起來“則是與兩者相聯繫和相衝突的目標。要國家獨立就不能發展經濟，發展經濟則損害國家獨立；大國崛起以經濟發展為基礎，反過來又損害發展經濟。

三個時代的不同則可以從權力壟斷、思想壟斷和經濟壟斷三方面的差異、程度和效果不同，以及相應的社會控制手段，以及三方面和經濟發展的關係和來觀察。

毛時代中共對權力、思想和經濟三方面皆實現了高度壟斷，三方面壟斷程度都最高。毛時代，國家和社會的方方面面基本都依賴於權力運作，政權對人們行為的控制深入到方方面面。經濟是計劃經濟，搞行政權力和指令進行生產和分配，消費是配額供給。教育，就業，婚姻、住房、生育，看病等等，個人從出生到死亡均由權力決定或受權力極大地干預。人們被分為三六九等，家庭出身或成份有地主，富農、階級敵人，貧下中農，小手工業者等，身份有幹部和群眾，黨員和非黨員之分，農業和非農業戶口之分。家庭出身是不可變更的，身份的變更也非常困難。思想壟斷也不遑多讓。由於毛對中共取得勝利的卓越貢獻及中共對其的神化，毛的個人魅力，毛被絕大多數中國人由衷地崇拜毛澤東思想不僅成了中共的指導思想，而且被絕大多數中國人奉為真理。由此，毛成了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和偉大導師”，實現了“君師合一“。人們的思想和意志完全由毛的思想和指示及中共的宣傳所支配。人們的精神和文化生活少得可憐。毛則利用對其的個人崇拜能直接發動群眾，淩駕於中共之上，實施個人獨裁。總的說來，毛時代思想壟斷對鞏固和加強毛及中共的權力最為有效，對權力和經濟的壟斷也有利於鞏固和加強其統治，但無論權力壟斷，思想壟斷和經濟壟斷都不利於經濟發展，甚至使得經濟倒退，人民生活水準停滯不前甚至下降，反過來則極大地削弱了中共的統治。

鄧時代改革開放則在經濟、權力和思想壟斷方面有不同程度的放鬆。經濟放鬆的程度最大。農村推行了家庭責任承包制，進行國有企業改革，“抓大放小”。發展市場經濟，允許和鼓勵私營經濟發展。引進外資，擴大出口，加入世貿組織，融入全球經濟，成為全球最大的製造基地。住房商品化，在婚姻、就業和住房等社會生活方面人們有了更大的自主權和更多的選擇；恢復高考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國民整體受教育程度有很大提高。文化娛樂市場化，人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更豐富。新聞媒體機構有長足的增長發展，網路媒體興起，輿論宣傳不再完全由官方壟斷。中共內部則由毛的獨裁專制轉入集體領導。三方面的鬆動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水準的提高，在鄧時代初期和中期，鞏固和加強了中共的統治。但到後期，私有經濟的發展，官商勾結及滋生的大面積腐敗，特別是人們希望得到更多的自主權，就削弱了中共的統治。

習時代則又在權力、經濟和思想上加強控制，往毛路線方向回歸。中共政權內部集體領導轉向個人獨裁，“定於一尊”。借助於高科技和大資料，權力對社會的滲透和管控無孔不入。個人隱私和自主權大大萎縮。經濟上則打壓和管控民營經濟，特別是在網路和平臺經濟領域，逐步蠶食民營經濟。在思想上，一方面重新大搞個人崇拜。無腦吹捧所謂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將之寫進黨章和教材。官媒及其引導和控制的大眾媒體成天累月大幅報導習近平的新聞，對習近平的歌功頌德鋪天蓋地。另一方面則加強輿論管控，刪貼、禁言、打壓和迫害異見和異見人士。但習時代並沒有完全拋棄鄧路線，而是毛路線和鄧路線的調合，這源自習的“兩個不能否定”，即“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

客觀來看，習時代，鄧路線和政策的成分和遺效仍大量存在，多於毛時代的成分。現今中共對權力、經濟和思想的壟斷仍弱於改革開放初期。但從趨勢來看，習路線是毛路線的回歸，因而可以看成是毛時代2.0版。比較而言，毛時代思想控制的效果大大超過習時代，對毛的個人崇拜效果比習的個人崇拜好得多。但毛時代的控制手段更殘酷、簡單和粗暴。人們普遍內心恐懼，但在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作用下，又將恐懼轉化為了愛戴。而習時代，個人崇拜的效果很差，絕大多數人並不是真心相信中共所說的那一套，習的個人崇拜也大多淪為笑談。但習時代借助於高科技，防火牆、大資料、攝像頭等。控制手段的成本大大降低，覆蓋面更廣，因而控制手段更精細、精確和差別化，效果更好。人們也非常恐懼，缺乏安全感，普遍處於焦慮、緊張和冷漠的狀態，但恐懼和不安卻轉化成了不滿與怨恨。

就國家獨立，經濟發展和大國崛起三個合法性基礎而言，國家獨立和大國崛起是同類性質，都是基於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重在追求權力和控制；而經濟發展則是基於民生，重在追求物質利益。對應於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兩者是單向的促進和衝突的關係。經濟發展會助長國家獨立和大國崛起的目標和合法性，而國家獨立和大國崛起反過來卻損害經濟發展的目標和合法性。因而，中共政權及其統治下的中國，將長期在這兩大目標之間遊移和平衡。目前，尚難預料習時代會多大程度上回歸毛路線，但可以肯定不可能回歸到毛時代中共政權對權力、經濟和思想的高度壟斷程度。物極必返，黨內外對習時代回歸毛路線都有相當多的不滿，《財新週刊》呼籲實事求是即是一例。將來會再次回歸鄧路線，偏重於經濟發展，進入鄧時代2.0版。而鄧時代2.0版將比鄧時代1.0版改革開放程度更高，中共對經濟、權力和思想的壟斷將進一步放鬆。總體趨勢是，毛時代一版比一版弱，鄧時代一版比一版強。鄧時代3.0版強于鄧時代2.0版，毛時代3.0版則弱于毛時代2.0版，以此類推。第三條道路，憲政民主時代，胡錦濤所謂的“邪路”，尚不可預見。但可能開始于鄧時代的某個高級版本，中共政權對權力、經濟和思想的壟斷都大為削弱。同時在中共內部權力高度分化，最高領導人的權力被削弱，地方權力增強，相應地中央權力對地方的控制削弱。

2024年1月7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