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變」當是由「乃為之勢」衍生而出。何解?「校之以計」是針對「道天地將法」,而「乃為之勢」是針對「校之以計」的結論而反向思考「因利而制權」;「五變」同樣可以說是「因利而制權」,則「勢」上加「勢」而成為「五變」。如同陽陽或陰陰互交,而成太陽或太陰。
總而言之(凡),運用軍隊打仗的方法:受命主將接到來自國主的命令,集合軍隊、凝聚眾人,則有些路線不走、有些軍隊不打、有些城池不攻、有些地域不爭、有些命令不從。
通行本開篇「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產生許多不同見解。無論篇名是五變還是九變,都對不上所舉的項目;項目有『十』。各種解法都挺牽強。「君命有所不受」,朔雪寒的《孫子兵法論正》考訂為「君令有所不行」。
而根據出土的另一篇竹簡「四變」,其中孫子所稱「有所不行」,是針對前四者而言。也許,「五變」或「九變」原本應是「四變」;或者,「四變」是傳抄錯誤,「五變」才是對的。「四」與「五」在體型上有那麼一些相似。
曹操曾想,也許當是「五變」,該「五地」不屬於此篇。且,如同朔雪寒所言,即使沒有這「五地」,並不影響此篇所論。是故,此處不採通行本與《孫子兵法論正》的文句中的「五地」,僅採用五個「有所不」。因此,篇名用「五變」。
變即是反常。「四變」竹簡中,孫子解釋了他的意思,總而言之,就是表面看來有利,但是其中有隱憂,那麼那表面之利,不當取。尤其是「君令有所不行」。「君令」是何等重要,豈能「不行」?所以,需要高明的技巧,否則豈不成了叛國賊。「行不行」的衡量標準,就是前四不;違反前四不,就「不行」。
因此,身為將軍能精通五變的利益,才是真正了解行軍打仗。為將,竟不精通五變的利益,即使了解地形,也無法獲得地形的利益。打仗,竟不精通五變的用法,即使了解九地,也無法獲得部隊的效力。
不通「五變」,將軍即無法獲得地利、無法發揮人用。「故將通于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于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地利,不能得人之用矣」;這是通行本。而《孫子兵法論正》則是「故將通於九變之利,知用兵矣。將不通於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九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如果依照孫子的「對稱」文理,加上『五變、地形、九地』為一組的思路,既然提到了「雖知地形」,應該也會提到「雖知九地」。且,《孫子兵法論正》已將「雖知地利」考訂為「雖知九利」,那麼也許原本是「雖知九地」;因為下一句即是「得人之用」,「九地」篇有曰「…人情之理,不可不察」。而「九變」當改為「五變」;「治兵不知」當改為「治兵不通」,以符合前一句的「通、知、得」三段論。
全文改訂為:「故將通於五變之利,知用兵矣。將不通五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通五變之術,雖知九地,不能得人之用矣」。這樣後兩句都具有「通、知、得」;其次,正好包含了「地形」與「九地」;其次,因為是「得地之利」,故曰「五變之利」;因為是「得人之用」,故曰「五變之術」。
若是再按「故『兵』知己知彼」(謀攻)、「故『兵』貴速」(作戰)、「故『兵』以詐立」(軍爭)此三句,「治兵」也許可能是「兵」,而可與「將」對稱。
因此,具有智慧的人,其思慮必定涉及利與害,而不會偏頗。依據有利條件,可以確認任務的遂行;依據有害條件,可以化解憂患的衝擊。因此,以禍害屈服他國,以事業勞役他國,以利益引誘他國。
既然要「變」,其中的利弊得失,就不得不周詳思考。所以,孫子說任務能不能施行,看看是否具備有利條件;又說,伴隨任務而來的憂患能不能解,就要看看伴隨利益的風險是什麼?能不能化解?
所以,能夠「雜於利害」就能夠「屈諸侯以害、役諸侯以業、趨諸侯以利」——用害使其屈服,找事使其勞役,送利使其趨趕。
因此,運用軍隊的方法:不要憑藉敵人不會來犯我,應該憑藉我有敵人不敢來的準備;不要憑藉敵人不會攻擊我,應該憑藉我有敵人不敢攻的本事。
掌握了利弊得失、也做足了準備,自然不必擔憂敵人來不來、攻不攻,因為「吾有以待之」、「吾有所不可攻」。但,常人都是臨時報佛腳,祈求好運;甚至還有「臨陣磨槍、不亮也光」這種看似激勵的話語、實則證明毫無準備。
戰爭的準備、甚至所有「事」的準備,都是「無聊」的;它既不有趣、也不能取巧,只能扎實地盡力獲得所需的條件,其中有苦心孤詣、有兩害相權,不能萬眾矚目、不能眾星拱月。
按計畫準備,比做計畫更來得煩人。耐煩,是一種了不起的能力。
因此,身為將軍,有五種具危害的特質:有必死的決心,可以輕易地被煽動而遭擒殺。有必生的期望,可以輕易地被恐嚇而遭俘虜。易怒的情緒,可以輕易地被欺侮而遭撥弄。潔廉的堅持,可以輕易地被羞辱而遭玷污。愛民的固執,可以輕易地被煩擾而遭勞役。言而總之,這五種情形,是為將的過錯、是運用軍隊的災難。軍隊遭滅、將軍被殺,必定是因為這五種具危害的品質;不可不明察秋毫。
過度的品質,反過來成了一種致命的害處。
則:不怕死,反而容易被殺死。很怕死,反而容易被俘虜。常憤怒,反而容易被輕慢。守廉潔,反而容易被羞辱。愛大眾,反而容易被困擾。以上都是從智信仁勇嚴的過度所衍生的。尤其身為主將,對於這五種品質,更需要「雜於利害」;五德是用在打勝仗,不是為了博取美名。
金庸的《天龍八部》有掃地僧一角,說佛法愈高,武功才練得愈高。原哲夫、武論尊的《北斗神拳》不也提到,了解哀傷是通向無想轉生奧義的必備。
高調之人,注重身外,老子告誡孔子為人應低調。應注重自得,修養才能增長、境界才能提升。如孫臏(朔雪寒著有《孫臏考》,考證出其本名本字為孫蒙)所言:「…威王問九,田忌問七,幾知兵矣,而未達於『道』。…」戰爭,不是殺人越貨;那是強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