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人妄言共匪在行三民主義，故新增部分内容後再發此文進行駁斥。
一、共黨寄生在國民黨內，利用三民主義，即共黨所說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
民國14年（1925年）11月25日共黨在《中央通告第六十五號——與國家主義派和國民黨右派鬥爭問題》中說：“各地可在國民黨黨員中組織三民主義學會，根據國民黨第一次大會宣言，及我們的理論，解釋三民主義，以鞏固並發展國民黨左派的理想”。
二、國民黨清黨之後，共黨公開毀滅三民主義，因而步入死亡期，即共黨的蘇維埃時期：
1、民國18年（1929年）6月25日共黨在《宣傳工作決議案》中說：“三民主義完全是一部資產階級反革命的理論……還有些同志沿用國共合作時的錯誤，以為國民黨目前的反動是違背了三民主義的“革命精神”，而不明白指出三民主義實際是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唯一理論根據”。
2、民國19年（1930年）7月23日共黨在《共產國際執委政治秘書處關於中國問題議決案》中說：“孫文主義的烏托邦，幻想用部分的節制資本的辦法去避免資本主義的流弊，只要看：孫文把自己計劃的實行和中國周圍資本主義世界的幫助聯繫在一起，就已經可以看得出孫文主義思想的反動性質”。
3、民國20年（1931年）4月21日共黨在《中央關於蘇區宣傳鼓動工作決議》中說：“蘇區內的教育文化工作……絕對禁止以三民主義為蘇區內學校的教科書”。
4、民國22年（1933）年3月13日共黨在上海《鬥爭》刊登的《中央宣傳部關於反對叛徒鬥爭的提綱》中說：“三民主義實為一切反革命的旗幟，叛徒們以它來對抗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廣泛開展反對三民主義和一切反動思潮的鬥爭，在廣大的群眾中徹底揭破三民主義的反動性，指出它如何成了國民黨反革命的旗幟，它如何成為地主資產階級反動統治的思想武器”。
三、對日抗戰期間，共黨利用抗日，假借三民主義坐大（同時暗中破壞民族、民權、民生）：
1、民國27年（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毛匪在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上報告《論新階段——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其中說到：“我們不但不拒絕三民主義，而且願意堅決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要求國民黨同我們一道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號召全國人民實行三民主義……誰要是不忠實於三民主義的信奉與實行，誰就是口是心非，表裡不一，誰就不是一個忠實的馬克思主義者……”。
2、民國28年（1939年）7月7日共黨在《八路軍全體將士為抗戰兩週年紀念通電》中說：“吾人之目的，在於三民主義共和國之實現。此的不達，誓死不休，區區至誠，謹電奉達”。
四、抗戰結束後，共黨假借三民主義佔領大陸（同時暗中破壞民族、民權、民生）：
共黨早在抗戰時期，就不斷聲明它要建立一個三民主義共和國，請看如下兩例：
1、民國27年（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毛匪在《論新階段——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中說：“建立一個什麼國呢？一句話答复：建立一個三民主義共和國，我們所謂民主共和國就是三民主義共和國，它的性質是三民主義的……就是真正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不是蘇維埃，也不是社會主義。
2、民國27年（1938年）11月6日共黨在《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抗日民族自衛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中說：“中國的內部環境和國際的條件，都指明在這一歷史階段中既不會是所謂“一黨專政”的國家制度的建立，也不會是蘇維埃或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出現，而將是一個新式的民主共和國，即三民主義的新中華民國”。
共黨在1950—1952年底，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站穩脚跟後，又露出真面目以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業集體化、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革等運動公開毀滅民族、民權、民生。共黨大肆殺害三民主義青年團員，文革時將孫文稱為牛鬼蛇神，又要搗毀南京中山陵。經過文革等政治運動，中國大陆經濟奔潰，共黨又一次陷入死境。它為了自救，又開始第二次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此即共黨所謂的“改革開放”（我前幾日已發一文，以共黨公開文件證明，共黨的“改革開放”是假的。在共黨的歷史上，類似的“改革開放”已有多次。共黨只要露出共產的真面目必然步入死境。共黨每逢瀕臨滅絕時，總會有類似的“改革開放”。當其渡過難關、羽翼豐滿後，又會露出真面目。共黨每一次“改革開放”，自由世界都會誤以為共黨已經改變，都會誤以為它已經放棄馬列，其實不然。自由世界每一次誤以為共黨已經改變，都會付出慘痛代價）。共黨所謂的“改革開放”即假藉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限於篇幅，本部分略去共黨假借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只談其利用民族主義——
民國 14 年 （1925 年） 4 月 4 日共黨在《中央通告第十九號——宣傳孫中山遺言，發展國民黨左派力量》中說：“在有國民黨組織的工人群眾中……須宣傳民族的黨和階級的黨使命之不同，使工人群眾不至民族主義化”。共黨要防止工人“民族主義化”，因此共黨在蘇維埃時期和文革時期均將主張“民族至上、國家至上”者定為反革命。當它在蘇維埃時期陷入死境需要自救時，便在抗戰時期以“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為口號。當它在文革時期再次陷入死境需要自救時，它又在“改革開放”時以“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為口號。之所以說“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僅僅是它的口號，是因為它所說的“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具體內容仍然是以它自己為至上。請看它在民國28年（1939年）4月26日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開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告全黨同志書》中所說：“中國這個國家是我們全體中國人的國家，尤其是佔人口百分之九十的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的國家……這就是“國家至上”。中華民族是我們全體中國人的民族，尤其是佔百分之九十的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的民族……抗戰到底和爭取民族絕大多數同胞的幸福，這就是“民族至上”……目前全國舉行的國民精神總動員，正如蔣委員長所指出……對國家盡其忠，對民族行其大孝……這裡唯一的標準是忠於大多數與孝於大多數，而不是僅僅忠於少數與孝於少數，違背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對於仁義也是一樣……”。眾所周知，共黨無論在任何時期均無恥的自稱代表絕大多數人。因此，無需多言便可知它所鼓動的“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只是以它自己為至上。它提倡民族文化的真實目的只是要“忠孝”於它自己。
共黨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期聲言代表工農，步入死境後以“中華民主共和國”為口號自救，聲言代表中華民族。竊國後又行階級鬥爭，文革後再次陷入死境，它以“改革開放”自救時又聲言代表中華民族。綜上，每逢共黨陷入死境需要自救時就會假借民族主義。
以上談到，只要共黨公開毀滅民族、民權、民生，其自身必然步入死亡期。它為了自救，必然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三大渴求源於天地命令，發自人的天地生命，順之則生，違之必死。我在《斷裂幽明——曠古赤禍之源》一書的第四章詳細說明，天地命令即道德自主、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此四者是華族貫通古今的不變渴求。在古代中國，此四大渴求代代綿延最終凝結為三民主義並創建中華民國。共黨則毀滅此四大渴求。（以上是我寫的《斷裂幽明——曠古赤禍之源》一書的一點點内容。拙作由淺入深、層層遞進的說明：
1、國史上的暴政，對人的肉體生命、思想生命、民族生命、天地生命，或毀其一、或毀其二三，唯共匪暴政四者皆毀。
2、因共匪毀滅了中國人的肉體生命、思想生命、民族生命、天地生命。故，發於此四者的道德自主、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四大渴求也被共匪毀滅。我在本書第四章說明此四大渴求是天地命令的具體內容，是隱含於數千年中國文化背後的華族魂。實現此四者是華族貫通古今的不變渴求。在古代中國，此四大渴求代代綿延，最終凝結為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並創建中華民國。因此，中華民國正是此華族魂數千年不斷演進的結果，而共匪則徹底毀滅此華族魂。為了實現根於天地、綿延數千年的華族魂，吾輩必須在大陸毀絕馬列黨國，光復中華民國。
3、共匪暴政之所以毀滅道德自主、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的華族魂，皆因其毀滅了中國人的天地生命。
4、共匪暴政之所以毀滅中國人的天地生命，皆因其斷裂幽明，毀滅了中國文化隱而未顯的核心結構——幽明共和。
5、幽明共和是古代士君子及中華民國諸先烈隱而未顯的核心信仰，吾輩當延續此信仰，驅逐共匪，光復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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