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人妄言共匪在行三民主義,故新增部分内容後再發此文進行駁斥。
以下,我列舉共黨不同時期對三民主義的言論,目的有二:1、證明只要共黨公開毀滅三民主義,必然步入死亡期。它為了自救,必然會利用三民主義。2、讓現在仍然說共黨在實行三民主義的人看清共黨的真面目。
一、共黨寄生在國民黨內,利用三民主義,即共黨所說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
民國14年(1925年)11月25日共黨在《中央通告第六十五號——與國家主義派和國民黨右派鬥爭問題》中說:“各地可在國民黨黨員中組織三民主義學會,根據國民黨第一次大會宣言,及我們的理論,解釋三民主義,以鞏固並發展國民黨左派的理想”。
二、國民黨清黨之後,共黨公開毀滅三民主義,因而步入死亡期,即共黨的蘇維埃時期:
1、民國18年(1929年)6月25日共黨在《宣傳工作決議案》中說:“三民主義完全是一部資產階級反革命的理論……還有些同志沿用國共合作時的錯誤,以為國民黨目前的反動是違背了三民主義的“革命精神”,而不明白指出三民主義實際是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唯一理論根據”。
2、民國19年(1930年)7月23日共黨在《共產國際執委政治秘書處關於中國問題議決案》中說:“孫文主義的烏托邦,幻想用部分的節制資本的辦法去避免資本主義的流弊,只要看:孫文把自己計劃的實行和中國周圍資本主義世界的幫助聯繫在一起,就已經可以看得出孫文主義思想的反動性質”。
3、民國20年(1931年)4月21日共黨在《中央關於蘇區宣傳鼓動工作決議》中說:“蘇區內的教育文化工作……絕對禁止以三民主義為蘇區內學校的教科書”。
4、民國22年(1933)年3月13日共黨在上海《鬥爭》刊登的《中央宣傳部關於反對叛徒鬥爭的提綱》中說:“三民主義實為一切反革命的旗幟,叛徒們以它來對抗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廣泛開展反對三民主義和一切反動思潮的鬥爭,在廣大的群眾中徹底揭破三民主義的反動性,指出它如何成了國民黨反革命的旗幟,它如何成為地主資產階級反動統治的思想武器”。
三、對日抗戰期間,共黨利用抗日,假借三民主義坐大(同時暗中破壞民族、民權、民生):
1、民國27年(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毛匪在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上報告《論新階段——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其中說到:“我們不但不拒絕三民主義,而且願意堅決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要求國民黨同我們一道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號召全國人民實行三民主義……誰要是不忠實於三民主義的信奉與實行,誰就是口是心非,表裡不一,誰就不是一個忠實的馬克思主義者……”。
2、民國28年(1939年)7月7日共黨在《八路軍全體將士為抗戰兩週年紀念通電》中說:“吾人之目的,在於三民主義共和國之實現。此的不達,誓死不休,區區至誠,謹電奉達”。
四、抗戰結束後,共黨假借三民主義佔領大陸(同時暗中破壞民族、民權、民生):
共黨早在抗戰時期,就不斷聲明它要建立一個三民主義共和國,請看如下兩例:
1、民國27年(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毛匪在《論新階段——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中說:“建立一個什麼國呢?一句話答复:建立一個三民主義共和國,我們所謂民主共和國就是三民主義共和國,它的性質是三民主義的……就是真正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不是蘇維埃,也不是社會主義。
2、民國27年(1938年)11月6日共黨在《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抗日民族自衛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中說:“中國的內部環境和國際的條件,都指明在這一歷史階段中既不會是所謂“一黨專政”的國家制度的建立,也不會是蘇維埃或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出現,而將是一個新式的民主共和國,即三民主義的新中華民國”。
共黨在1950—1952年底,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站穩脚跟後,又露出真面目以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業集體化、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革等運動公開毀滅民族、民權、民生。共黨大肆殺害三民主義青年團員,文革時將孫文稱為牛鬼蛇神,又要搗毀南京中山陵。經過文革等政治運動,中國大陆經濟奔潰,共黨又一次陷入死境。它為了自救,又開始第二次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此即共黨所謂的“改革開放”(我前幾日已發一文,以共黨公開文件證明,共黨的“改革開放”是假的。在共黨的歷史上,類似的“改革開放”已有多次。共黨只要露出共產的真面目必然步入死境。共黨每逢瀕臨滅絕時,總會有類似的“改革開放”。當其渡過難關、羽翼豐滿後,又會露出真面目。共黨每一次“改革開放”,自由世界都會誤以為共黨已經改變,都會誤以為它已經放棄馬列,其實不然。自由世界每一次誤以為共黨已經改變,都會付出慘痛代價)。共黨所謂的“改革開放”即假藉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限於篇幅,本部分略去共黨假借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只談其利用民族主義——
民國 14 年 (1925 年) 4 月 4 日共黨在《中央通告第十九號——宣傳孫中山遺言,發展國民黨左派力量》中說:“在有國民黨組織的工人群眾中……須宣傳民族的黨和階級的黨使命之不同,使工人群眾不至民族主義化”。共黨要防止工人“民族主義化”,因此共黨在蘇維埃時期和文革時期均將主張“民族至上、國家至上”者定為反革命。當它在蘇維埃時期陷入死境需要自救時,便在抗戰時期以“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為口號。當它在文革時期再次陷入死境需要自救時,它又在“改革開放”時以“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為口號。之所以說“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僅僅是它的口號,是因為它所說的“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具體內容仍然是以它自己為至上。請看它在民國28年(1939年)4月26日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開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告全黨同志書》中所說:“中國這個國家是我們全體中國人的國家,尤其是佔人口百分之九十的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的國家……這就是“國家至上”。中華民族是我們全體中國人的民族,尤其是佔百分之九十的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的民族……抗戰到底和爭取民族絕大多數同胞的幸福,這就是“民族至上”……目前全國舉行的國民精神總動員,正如蔣委員長所指出……對國家盡其忠,對民族行其大孝……這裡唯一的標準是忠於大多數與孝於大多數,而不是僅僅忠於少數與孝於少數,違背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對於仁義也是一樣……”。眾所周知,共黨無論在任何時期均無恥的自稱代表絕大多數人。因此,無需多言便可知它所鼓動的“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只是以它自己為至上。它提倡民族文化的真實目的只是要“忠孝”於它自己。
共黨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期聲言代表工農,步入死境後以“中華民主共和國”為口號自救,聲言代表中華民族。竊國後又行階級鬥爭,文革後再次陷入死境,它以“改革開放”自救時又聲言代表中華民族。綜上,每逢共黨陷入死境需要自救時就會假借民族主義。
以上談到,只要共黨公開毀滅民族、民權、民生,其自身必然步入死亡期。它為了自救,必然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三大渴求源於天地命令,發自人的天地生命,順之則生,違之必死。我在《斷裂幽明——曠古赤禍之源》一書的第四章詳細說明,天地命令即道德自主、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此四者是華族貫通古今的不變渴求。在古代中國,此四大渴求代代綿延最終凝結為三民主義並創建中華民國。共黨則毀滅此四大渴求。(以上是我寫的《斷裂幽明——曠古赤禍之源》一書的一點點内容。拙作由淺入深、層層遞進的說明:
1、國史上的暴政,對人的肉體生命、思想生命、民族生命、天地生命,或毀其一、或毀其二三,唯共匪暴政四者皆毀。
2、因共匪毀滅了中國人的肉體生命、思想生命、民族生命、天地生命。故,發於此四者的道德自主、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四大渴求也被共匪毀滅。我在本書第四章說明此四大渴求是天地命令的具體內容,是隱含於數千年中國文化背後的華族魂。實現此四者是華族貫通古今的不變渴求。在古代中國,此四大渴求代代綿延,最終凝結為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並創建中華民國。因此,中華民國正是此華族魂數千年不斷演進的結果,而共匪則徹底毀滅此華族魂。為了實現根於天地、綿延數千年的華族魂,吾輩必須在大陸毀絕馬列黨國,光復中華民國。
3、共匪暴政之所以毀滅道德自主、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的華族魂,皆因其毀滅了中國人的天地生命。
4、共匪暴政之所以毀滅中國人的天地生命,皆因其斷裂幽明,毀滅了中國文化隱而未顯的核心結構——幽明共和。
5、幽明共和是古代士君子及中華民國諸先烈隱而未顯的核心信仰,吾輩當延續此信仰,驅逐共匪,光復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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